一、引言
美国政府已经换届，中美经贸关系也面临回顾、总结与改变。本文的目的正是对过去近三年来中美关税争端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总结。从2017年8月19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7年年底美国发布《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系统质疑中国的国企、补贴和产业政策等，到2018年1月美国宣布对太阳能板、洗衣机等部分产品加征保护性关税，再到2018年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等技术创新政策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并提出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等单边措施挑起争端，由此引发中方反制（卢锋，2018）。2018年7月6日中美相互实施第一轮加征关税，标志中美关税争端实质展开。2019年10月底，中美双边相互加征关税已逾六轮。虽然2020年1月15日中美两国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时中止了近两年双方相互加征关税导致的前所未有的经贸紧张局面，但是两国关税并未实质取消。Bown（2019）研究显示，协议签订后，仍有64.5%的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及56.7%的中国自美国进口商品面临额外关税影响。
美国对中国进口平均关税税率虽然较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前的21%下降至协议签订后的19.3%，但依然显著高于关税争端前3%的平均水平。中国对美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也从关税争端前的8%显著升至关税争端期间的21.1%，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略微降至20.9%的对等水平。相对于贸易战，这种“有管理的贸易协议”提高了中美两国的福利水平，有利于中美双方实现双赢（Freund，2020）。
适逢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爆发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争端，国际贸易领域学者自2018年以来发表了大量文章，对中美加征关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研究的主要对象可大致将已有文献分为三类：加征关税对美国的影响；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加征关税对第三方贸易伙伴的溢出影响。本文以研究结果为导线，针对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间发表在具有较高影响因子的国内外经济学主流期刊上，讨论有关中美加征关税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一方面，通过比较国内与国际学者对中美加征关税影响的结论以及不同征税阶段研究发现的差异，厘清学界在具体问题上的共识与争论。另一方面，鉴于中美贸易摩擦远未结束，中美经贸关系或因美国近期对中国各领域遏制加码而面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有关中美贸易的研究预期将会越来越多。对两国加征关税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为后续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就中美加征关税对美国影响的讨论集中在福利水平、就业、贸易平衡与关税对行业影响差异等方面。总体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总福利水平均造成了损害。但在回答谁遭受关税损失更大的问题上，中美学者存在分歧。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贸易行为无视经济规律，导致美国总福利损失较大，而中国学者多认为我国遭受的福利损失更大。特别是，在美国，关税导致的福利损失几乎由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政府净福利水平反而因关税而有所增加。在加征关税对就业与贸易平衡的影响方面，中美学者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中美就业矛盾是结构性的，加征关税甚至会对美国就业市场产生负向冲击。同时，加征关税无助于缓解美国外部失衡。不同行业遭受关税影响程度不同，其差异既取决于双方关税加征的程度，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产业链联系。
（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美国学者主要基于关税的价格效益，通过分析微观产品的价格变化指出加征关税对美国总福利水平影响显著，特别是消费者福利水平下降明显（Amiti et al.，2019；Cavallo et al.，2019；Cerutti et al.，2019；Waugh，2019；Amiti et al.，2020；Fajgelbaum et al.，2020；Ng，2020）。具体而言，Amiti et al.（2019）讨论了美国自2018年1月以来至2018年9月加征关税对美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影响，指出加征关税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约在10%～30%之间，由于世界实际价格随美国关税提升的弹性接近于零，美国并未能通过征收关税降低世界价格来让其他国家分摊关税影响，加征关税对美国带来了约82亿美元无谓福利损失。其中，大部分关税被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受关税影响，美国消费者每月实际收入下降14亿美元，而美国政府是征税的受益者。同时，加征关税导致了美国需求萎缩与贸易转移效应，预计每年约有1650亿美元的贸易因加征关税被转移。Amiti et al.（2020）利用含2019年的信息进一步研究发现，关税对进口价值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这迫使企业对供应链进行重组，从而导致加征关税的影响从早期主要由美国进口商与消费者承担，发展为美国企业与消费者承担。Fajgelbaum et al.（2020）研究结论同样认为加征关税不仅在总量上削减了美国总福利水平，还对美国国内财富分配造成了较大影响。其中，美国消费者与进口商承担了加征关税的损失，关税的价格传导效应降低了其福利，下降幅度为510亿美元，而政府的总收入水平却有所上升，加征关税提升了政府税收收入343亿美元。进一步，若中国采取关税反制措施，美国净福利损失要较中国没有采取关税反制措施的情况高。
（二）对就业的影响
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多次宣称是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中美经贸争端。就业无疑成为中美学者研究美国对中国关税打击效果的主要目标。讽刺的是，近年来国内外众多研究一致显示，美国的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的，关税打击对美国就业市场有害无益（李春顶等，2018；Bouët and Laborde，2018；Fort et al.，2018；Pierce and Schott，2019；Flaaen and Pierce，2019；Benguria and Saffie，2020；Li and Whalley，2020；Hanson，2020；Handley et al.，2020）。其中，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美国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产业结构，美国地区间产业分布，中美贸易结构等。李春顶等（2018）通过构建含“内部货币”的贸易不平衡结构和贸易成本假定的CGE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主要考虑关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模拟，认为美国制造业份额下降是美国经济比较优势及其结构性特征决定的，贸易摩擦或进一步导致美国不可贸易部门的扩张，从而恶化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间的就业结构。Bouët和Laborde（2018）的模拟结果显示，加征关税会损害技术或非技术工人以及从事农业或非农业活动工人的就业。特别是第一产业中的非熟练工人，其实际薪酬将受关税影响而显著下滑。Fort et al.（2018）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认为长期而言，企业在减少制造业就业的同时增加了非制造企业的就业机会。在制造业内部，尽管就业人数下降，但实际增加值随时间持续增长，这表明总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而加征关税长期看会恶化劳动生产率水平，与Pierce（2011）研究一致。Pierce和Schott（2019）发现，美国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分配效应使得美国失业矛盾集中在某些特定行业与地区，而那些对关税较为敏感行业集中分布的地区（美国东南部）遭受关税的影响较大，位于受灾地区的工人更难在附近地区寻找到替代工作，从而加深中美贸易紧张局势。Benguria和Saffie（2020）研究了2018～2019年贸易战对美国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外国针对美国出口的报复性关税导致本土失业率增加，并且该效应在非制造业可贸易商品（例如农产品）领域表现更为显著。Li和Whalley（2020）研究认为，尽管国内外商品间替代效应具有积极影响，但一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替代效应以及报复性关税效应会对美国就业产生负向冲击。Hanson（2020）研究了中美贸易结构，认为关税无助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增长。Handley et al.（2020）在对关税负担估算后指出，每位美国工人的隐性关税负担为900美元，其中，制造业工人负担高达1600美元/人。
（三）对国内产业与贸易平衡的影响
与加征关税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一致，研究结论显示，加征关税也无助于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及解决美国外部失衡问题。部分学者研究显示，加征关税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规模。首先，美国加征关税对其国内产业的有效保护程度作用有限（段玉婉等，2018；Bouët and Laborde，2018）。同时，相互加征关税会大幅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额，预计美国对中国贸易降幅更加显著。鉴于中美在特定产品贸易中的显著占比，两国加征关税必然对这些产品的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根本影响（崔连标等，2018；吕越等，2019；Tuetal.，2020）。其中，崔连标等（2018）采用多区域CGE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贸易转移效应进行模拟，结果显示，中美两国间的直接贸易会大幅减少，但间接贸易会明显增加。美国的贸易制裁不能有效解决其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缩减将被其他国家所取代。Tu et al.（2020）运用SMART模型从产品层面模拟了贸易创造/消减效应、福利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认为加征关税导致美国从中国减少了约91亿美元进口，部分进口被转移到墨西哥、日本和德国等市场。其次，加征关税无助于缓解美国对外失衡现状（Adler et al.，2019；Makin，2019；朱福林，2019；周金凯，2020）。其中，朱福林（2019）和周金凯（2020）认为美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分别为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差异与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Gopinath等学者研究指出，提高双边关税不会减少总体贸易失衡，因为其主要影响是将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相反，更高的双边关税可能削弱商业信心和投资并干扰全球供应链，同时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从而损害中美两国经济及全球增长前景（Adler et al.，2019）。Handley et al.（2020）研究指出，2018年至2019年美国进口关税的增加显著抑制了美国出口增长，有将近1/4的美国出口商的进口产品受新增关税影响，且受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占美国总出口的80％以上。
（四）对行业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还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加征关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其中，Bouët和Laborde（2018）对不同增税情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加征关税整体不利于美国产业发展。虽然少部分行业会从加征关税中受益，但美国化工、橡胶和塑料制品、农业、肉类和奶制品、机动车和零件以及运输设备等行业则会遭受损失。周政宁和史新鹭（2019）利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加征关税对不同行业的具体冲击，结果显示，中美加征关税有利于促进美国肉类、采掘、食品、纺织、重工业和服务业等部门产出增长，加征关税虽有助于美国通讯行业短期产出增加，但长期却不利于该行业的增长。王霞（2019）通过估算各行业贸易替代弹性并对中美贸易摩擦经济效应的行业异质性进行模拟，结论显示，在中国反制措施冲击下，美国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产品、金属、电气设备等行业的出口降幅甚至超过中国。若进一步考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关税反制措施的双重影响，美国各行业出口降幅明显增大。在能源行业，马杰和袁悦（2020）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导致美国会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市场，而天然气与太阳能产业的冲击相对传统石油行业更为显著。在探究加征关税对行业影响差异的成因方面，Flaaen et al.（2020）以洗衣机产品为例研究指出，资本品特殊性、产品生产网络结构、产品竞争程度是决定美国国内生产者应对加征关税影响的关键。
国内学者通过数值模拟比较发现，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冲击相较美国更大。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方面，学者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是一场持久战，我国可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价值链联系维护我国经贸利益，应对中美及全球贸易体系的长期调整。在短期政策选择方面，国内外学者观点存在矛盾。有国内学者认为汇率贬值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然而，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贬值应对关税冲击的效果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均微乎其微。
与我国对美国加征关税会对美国福利水平、就业市场、贸易平衡等宏观指标造成影响相似，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同样对我国上述宏观经济指标造成冲击，且国内大量学者通过数值模拟比较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影响程度后发现，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冲击相对较大，而且此结论不受时间长短及关税覆盖程度的影响，较为稳健（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崔连标等，2018；李春顶等，2018；Li et al.，2019；周政宁和史新鹭，2019；吕越等，2019；Tu et al.，2020）。
（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国内学者从一般均衡视角对比了中美两国征税产品的差异，认为一国福利水平与进口最终产品关税正相关，而与进口中间品关税负相关。由于中国主要针对美国最终消费品加征关税，而美国主要针对中间品加征关税，因此中国总福利损失较大。其中，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崔连标等（2018）、Li et al.（2019）以及吕越等（2019）研究指出，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将恶化两国福利水平，中国的福利水平损失要大于美国。具体而言，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在Melitz和Ottaviano（2008）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企业进口中间产品行为，通过构建相应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讨论了进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关税变化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受中间品贸易的影响，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摩擦后，两国福利水平均会发生恶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福利水平的恶化程度更为严重。Li et al.（2019）运用GTAP模型就截至2019年9月中美加征关税对两国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行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福利损失约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大于美国的0.3％。吕越等（2019）利用COMTRADE和TRAINS数据库与WITS-SMART模型，根据2018年中美两国公布的4月和6月两份关税实施清单，发现虽然中国的增税清单对美国目标产业的打击程度更大，但中国所遭受的总体福利损失却更多，约为美国的2.6倍。
（二）对贸易方面的影响
吕越等（2019）利用COMTRADE和TRAINS数据库与WITS-SMART模型，根据2018年中美两国公布的4月和6月两份关税实施清单，通过对贸易消减效应、福利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模拟，研究发现：从贸易影响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将大幅减少，且前者减少额度远超后者；从产业损害来看，机电产品是美国受损最大的行业，中国受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豆和汽车行业；从贸易转移来看，美国进口将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日本和德国等市场，中国进口将主要转移到巴西、德国和日本等市场。Tu et al.（2020）基于SMART模型，根据2018年美国“301调查”条款对中国产品征收的3轮附加关税清单及中国对美国发布的相应关税清单，从产品层面模拟了当年的贸易创造/消减效应、福利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得出与吕越等（2019）相似的结论。根据模拟结果，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将减少367.1亿美元，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将主要转移到巴西、德国、日本、阿根廷、英国和加拿大。但由于中美间贸易无法实现完全转移，导致关税降低了两国进口总额和福利水平。中国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是大豆和汽车行业，其福利损失远高于其他行业。也有少量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受到关税的负面冲击或低于美国。例如，张志明和杜明威（2018）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出口贸易利益受到的负面冲击低于美国。倪红福等（2018）通过构建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效益模型，发现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对美国价格水平的影响及福利损失总体大于中国。
（三）对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除福利与贸易外，国内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就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的可能冲击进行了分析（方意等，2019；和文佳等，2019；庄乐梅和王轶宇，2019）。例如，方意等（2019）采用事件分析法量化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风险及跨市场间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贸易摩擦在短期会造成中国各类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上涨，各市场间存在“市场轮动”现象。进一步，和文佳等（2019）基于改进的事件分析法研究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会导致金融机构有关贸易摩擦的惯性预期，而持久的趋势效应将拉升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张甜甜和孙浦阳（2019）从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角度检验了房地产价格对关税传导效果发挥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房价较高的地区，鉴于居民商品需求弹性较低，实际价格受关税影响较小，故关税传导机制受到阻碍，即房价上涨会抵消关税下降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影响。
（四）对政策选择的影响
在应对中美加征关税的政策选择方面，学者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是一场持久战，我国应以我为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开放立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国家能力建设，以国家能力把握经济开放节奏，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影响（佟家栋，2018；刘建丰，2018；陈继勇，2018；余振等，2018；林毅夫，2019；智艳和罗长远，2020；胡鞍钢和谢宜泽，2020）。在短期的具体策略方面，可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价值链联系维护我国经贸利益，应对中美及全球贸易体系的调整。其中，黄鹏等（2018）利用GTAP模型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乃至主要贸易伙伴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缓冲作用，但随着摩擦规模的扩大，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会叠加，因此，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自贸区建设以加强区域价值链联系，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调整。王霞（2019）就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对其实现“重塑经济独立”的目标没有实质性意义，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步伐。而中国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应对之策。中美贸易摩擦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可能会为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成员国相关制造行业的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吴凡等（2018）建议将能源合作作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抓手，以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在短期政策选择方面，国内外学者观点差异较大。国内学者中，李春顶等（2018）研究认为，短期而言，推动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关税反制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策略，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其中，人民币汇率贬值相对于其他策略效果更好。然而，包括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在内的国外学者认为，货币贬值的支出转换效应或其对贸易伙伴的负面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其中，Cavallo et al.（2019）通过运用美国边境和零售商的数据分析了关税传递机制，发现关税可以完全通过进口商支付的总价进行传递。然而，价格对汇率的反应比较温和，且近期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并不能改变此结论。Adler et al.（2019）认为一国货币贬值虽然可以实现支出转换，然而支出转换难以带来贸易差额持久的改善，同时抵消关税影响需要货币持续的大幅贬值，而仅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同时，数据观察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出口商受到的美元价格影响微乎其微。
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国与生产国，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必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同时，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导致的贸易转移也将对中美以外的第三国产生溢出影响。溢出影响的具体方向取决于受影响国贸易结构及其与中美在特定产业的竞争关系。一方面，加征关税会导致中美降低对对方的进口需求，美国对中国进口以及中国对美进口的减少会部分转移至其他国家。现有研究显示，中美加征关税有利于欧元区、日本、东南亚等国吸收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订单转移，部分国家将从中美加征关税中获益。另一方面，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确定的中国对美国两年额外2000亿美元采购清单又会产生贸易转移效益，挤占其他国家对中国特定产品的出口份额，从而对其他国家产生负向影响。综上，那些对中国出口与美国在中国对美国采购清单行业中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其对中国出口或遭受损失；而那些对美国出口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其对美国出口或因中美加征关税而获利。除此，中美加征关税减低了中美间的经贸活动，同时也相应减少了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具有正向作用。
（一）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与全球贸易的影响
中美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与全球贸易产生不利影响。根据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众多国际组织及主要国家央行在贸易争端爆发之初已就中美两国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所造成的负向冲击发出警告。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称，若关税回到关税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水平，全球经济将立即收缩2.5%，全球贸易总额预计削减60%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增加关税的措施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约0.5个百分点；巴克莱资本预测，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0.6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上升0.7个百分点；标准普尔研究显示，贸易摩擦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或下滑1%；英国央行警告，如果美国和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提高10%，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降低2.5%，全球经济可能降低1%；法国央行认为，若一国对进口加征10%关税，会导致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下降13%～25%。除国际组织与国际金融机构外，学界研究也普遍支持中美加征关税会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其中，Bekkers和Schroeter（2020）基于事后经验分析和事前模拟分析对中美贸易争端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美贸易争端将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全球贸易产生0.1%和0.6%的较小影响。然而，贸易摩擦导致201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大幅减少，并伴随着大量贸易转移，进而会导致（东）亚洲价值链重构。此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资活动，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Caldara et al.，2019；Hanson et al.，2019）。
（二）对欧洲、亚洲及美洲主要国家的影响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会使欧洲、亚洲及拉美主要国家获益。欧洲方面，Bolt et al.（2019）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对欧元区及全球等多区域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贸易战使得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不仅提高了欧洲同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降低了中国该类产品对欧洲的出口价格，有助于欧洲从中美贸易战中获得贸易转移收益。亚洲方面，王霞（2019）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可能会有利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相关制造行业的发展。与王霞（2019）研究发现相似，Ajami（2020）认为，中美贸易战的溢出效应正在整个亚洲经济体，尤其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印度产生连锁反应。中美贸易战不仅导致两国贸易结构发生调整，同时也在重构日本与其亚洲伙伴间的贸易联系，总体有利于日本经济增长。同时，中美贸易战还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日间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美洲方面，Carter和Steinbach（2020）研究了2018年贸易战对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与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国家（增加的大部分关税来自中国施加）贸易，其在贸易方面损失超过156亿美元，大豆、猪肉和粗粮等产品受影响最大。其中，大豆、猪肉等产品的贸易损失将转移至南美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
（三）对中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影响
虽然加征关税有助于促进贸易转移，提升中美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又会产生“有管理的”贸易并损害中美主要贸易伙伴利益。Chowdhry和Felbermayr（2020a）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一个高度不对称且在商品贸易领域存在歧视性的协议，其从事“有管理”的贸易背离了WTO多边贸易体系，违反了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其模拟结果显示，欧盟或在未来两年遭受超过11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飞机、汽车、工业机械、光学与医疗机械、药品与其他农产品受到的冲击较大。在国别方面，Chowdhry和Felbermayr（2020b）研究显示，若中国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后将进口转向美国供应商将会挤占德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中国出口。其中，德国汽车（-12.8亿美元）、飞机（-15.9亿美元）、工业机械（-7.2亿美元）等许多行业将遭受贸易转移影响，巴西对中国大豆出口也预期在2021年减少49.5亿美元。Bown（2020）在对比分析中美第一阶段协定中所涉及采购行业分布及中国在这些行业的进口结构后指出，中国或将利用“有管理”的贸易，通过转移进口的方式执行对美采购协议。例如，中国可通过减少从巴西进口油料种子来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
（四）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
Xia et al.（2019）研究指出，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会减少两国能源需求并导致总体经济放缓。虽然贸易摩擦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短期仅为边际影响，但由于两国贸易摩擦的长期不确定性及间接经济影响，预计全球能源需求将进一步萎缩。Liu et al.（2020）探讨了已实施的六轮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不同的长期发展趋势如何影响区域经济产出、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壁垒损害了两国经济，且这种损失具有持久性。同时，贸易摩擦减少了中美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贸易方式的变化不利于包括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欠发达地区的清洁能源发展，贸易摩擦减少的排放对缓解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作用微乎其微。
五、总结与展望
自2018年7月以来，中美对超过4607亿美元商品加征六轮关税，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争端。虽然2020年1月15日两国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缓了两国经贸持续紧张的态势，但截至目前，中美仍有过半数的双边贸易额面临平均20%的额外关税影响。加征关税导致中美贸易额在2019年显著下降，中断了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的态势。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就中美加征关税影响的主要文献，本文发现：
第一，国内外学者就中美加征关税影响的绝大部分研究结论具有较高一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美国政府的贸易行为无视经济逻辑，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关税争端不仅会对中美两国总福利水平均造成损害，还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不利影响；二是中美贸易失衡及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是结构性的，加征关税无助于解决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矛盾，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也无助于制造业就业机会回流美国国内；三是相互加征关税以及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将对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溢出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四是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是一场持久战。
第二，在关税影响的部分议题中，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呈现一定的差异甚至相反的结论。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外学者在回答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还是对美国影响更甚问题时，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总福利损失较大，而中国学者多认为我国受到的总福利损失较大；二是在应对中美加征关税对我国影响的短期政策选择方面，国内学者认为汇率贬值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而国外学者认为，贬值应对关税冲击的效果微乎其微；三是中美加征关税是否对全球多边格局产生了长期结构性的影响依然未有定论。
综上，近年来就中美加征关税的影响的主要文献多双边层面的比较，少多边层面的分析；多关注短期影响，少讨论长期结构性冲击；多利用一般均衡框架对价格与福利水平变化进行研究，少利用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加征关税后全球生产共享活动的现实调整；多就关税反制措施进行分析，少结合国内国外双循环调整应对策略进行讨论。以上文献相对较少的方面或成为后续对中美加征关税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