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终，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在抗疫期间，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专业视角，对疫情防控迅速展开深度研究。现有研究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从医学、公共卫生学等视角，对病毒的基因结构、发病机理、传染途径、防控机制等细致探究；另一类是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反思这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研判、决策机制、危机管理、舆情应对等方面的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法律建构、国际关系等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到数字政府应用在疫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聚焦数字政府应用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从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两个角度探讨治理技术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具体研究以下三个问题：作为政民互动、风险沟通、信息传递和政务服务重要机制的数字政府应用，在疫情治理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它是否有效地抵制了谣言扩散，促进了疫情专业信息的传播？数字政府应用的信息获取效能，又会对政府信任产生何种影响？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政府信任通常是指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已有研究大体围绕“治理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和“政治文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科技革新对政府信任的冲击。与此同时，有关技术治理的研究近年来日益成为学术关注的特点，学者们反复讨论“技术赋权”和“技术赋能”等对政府和社会治理结构的深刻重塑，而同样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信息技术和能力与政府信任间的关系。两方面的研究都说明，数字政府应用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的问题，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重要的学理价值，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的“窗口期”，基于一手的实证数据，探究上述问题的特殊答案，更加突发了研究的独特性、创新性和必要性。
（一）数字政府应用的概念、功能和分类
所谓数字政府应用是指政府借助各种信息化技术手段，推进政府自身治理和社会治理整体水平的现象。一方面，从数字政府应用的功能看，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基本形成政治传播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两项基本功能。前者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通过信息技术对社会进行“技术赋权”，进而促进“数字民主”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在政府科层组织范围内，通过信息技术向政府进行“技术赋能”，进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另一方面，从数字政府应用的分类看，其大体可分成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两种类型。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以政府官方网站为代表，其发布的信息更具权威性、公共性和政策性，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标准化和平等化。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则以政务微博/微信为典型，尽管借助商业平台提升了渗透性和便捷性，但权威性、政策性和问责性也相应削弱。
数字政府应用通过政治传播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是文化塑造政府信任的体现，包括数字政府应用影响公众信息获取和公众信息获取影响政府信任两个阶段。首先，从数字政府应用影响公众信息获取来看，丰富多彩的数字政府应用凭借可及性、便捷性、互动性和权威性等优势，不但成为公众获取疫情专业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政府主动向公众传递正面信息和主流价值的“管道”和“桥梁”。从理论上讲，数字政府应用会影响公众信息获取，即会促进公众获取专业信息，并抵制谣言。其次，信息获取影响政府信任的原因有二：其一，媒介信息塑造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政府信任的深层理念；其二，媒介信息又是理性个体做出正确政府信任判断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公众信息获取会影响政府信任，即公众获取专业信息和谣言会对其政府信任产生不同影响。
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的供给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是绩效影响政府信任的体现。一方面，从技术治理相关研究看，数字政府应用正推动公共服务的供给从传统的“官僚制范式”向“公众需求范式”转变。另一方面，从政府信任相关研究看，公共服务质量历来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机构信任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讲，随着数字政府应用的发展，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流程会得到重构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会更加符合公众的个性化、多元化和情景化需求，也就会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政府信任会随之提升。
（四）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所述，本文通过选取政府信任作为衡量疫情治理效果的关键代理变量，探讨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与政府信任三者间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数字政府应用通过两条因果路径影响政府信任，如图1所示，一是“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政府信任”路径，这是数字政府应用政治传播功能的体现。二是“数字政府应用——政治信任”路径，这是数字政府应用公共服务供给功能的体现。基于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本文进一步结合疫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信息获取、信息差异、信息辨识和数字绩效四个进口理论模型又内在逻辑统一的研究假说。信息获取假说、信息差异假说验证数字政府应用对公众信息获取的影响；信息辨识假说验证公众信息获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数字绩效假说重在验证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政府信任。
图1：疫情期间数字政府应用、信息获取与政府信任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1）信息获取假说。一方面，因数字政府引用的公共性、政策指向性、权威性和价值引导性等特征，政府往往积极运用数字政府应用进行危机管理，从而保证数字政府应用承载疫情专业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因疫情专业信息和谣言信息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越多使用数字政府应用的公众，越容易充分获取疫情专业信息，也就会挤压谣言传播的空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人们越多利用数字政府应用，获取的疫情专业信息数量越多（1a）；相应获取的疫情谣言信息数量相对越少（1b）。
（2）信息差异假说。传统数字政府应用的公共性、权威性和政策性更强，更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传播原则，因此疫情专业信息的承载数量比重更大。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受商业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制约，难以保证同等比重的疫情专业信息承载，也容易让公众接触疫情谣言信息。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促使公众获取更多疫情专业信息（2a）；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无法避免疫情谣言（2b）。
（3）信息辨识假说。疫情专业信息更容易使公众客观理性地审视政府行为，形成对政府的正向认可和政府信任。而谣言信息则会引发公众消极情绪，并随着信息传播的进一步放大，导致政府不信任危机的发酵。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获取的疫情专业信息越多，对政府越信任（3a）；获取的疫情谣言信息越多，对政府月不信任（3b）。
（4）政府绩效假说。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使用，保障了提供服务的个性化和精准化，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沟通成本，能有效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数字政府应用程度越高，公众约会感知到政务服务的便利性、透明度和高效率，因而对政府越加信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数字技术与巩固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疫情的看法、态度、诉求，以及对疫情防治的评价和建议，于2020年2月3日至9日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实施，经过数据清洗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982个用于本文分析。
（二）变量测量
（1）数字政府应用：测量公众对各种数字政府应用的使用程度，调查询问受访人“您接触、访问或使用下列政务公开与公共服务等应用的情况如何？”（2）疫情知识水平：测量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措施的认知，通过“您同意下列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吗？”来测量疫情相关的专业知识水平，通过“据您所知，以下哪些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新兴冠状病毒肺炎”来测量疫情防控知识水平。（3）疫情信息获取：测量公众在疫情期间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专业性等，调查通过特定情景下受访者对真假不同信息的信任态度来衡量公众获取疫情信息质量的能力。（4）政府信任：测量疫情期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和政府抗疫能力的信任程度。政府能力信任通过问题“我认为政府有能力遏制疫情，您同样这种说法吗？”来测量；政府信息信任通过五个问题测量，包括人们对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和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发布的信息的信任度。为了探究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信息获取、政府信任的影响，本研究也控制了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疫情关注度、信息需求特征、知识水平、网络去政治化等变量。
（一）数字政府应用特征
在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中，使用程度最高的是政府官方网站和政务服务大厅，分别有57.3%和39.9%的被访者经常或有时使用。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3个方面的使用程度均较高，分别有57.4%、57.2%和50.5%的受访者经常或有时使用。总体上看，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的公众使用程度高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
（二）公众疫情知识水平特征
公众防疫知识水平包括疫情专业知识水平和疫情防控知识水平两个方面，两维度的公因子占比分别为39.4%和21.6%。在前者中，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和空气传播的受访者，分别占91.7%、84.8%和68.7%，三者的答对率相对较高；然而，对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的认知水平却较低，只有67.2%的受访者答对。在后者中，受访者对肥皂洗手和口罩使用的认知水平较高，答对率分别达96.8%和79.1%，而对84消毒液的认知较低，只有47.6%的答对率。
（三）公众疫情信息获取特征
公众疫情信息获取包括疫情专业知识和疫情谣言两个维度，两维度的公因子占比分别为44.9%和36.9%。大多数受访者能够识别3条谣言，对其非常不信和不太相信的受访者分别占到75.7%、82.2和68.8%；大多数受访者也能识别3条疫情专业信息，对其非常相信和比较相信的受访者分别占到77.7%、85.8%和78.1%。
首先，假设前提的验证：一方面，对疫情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会显著提升疫情知识水平，而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知识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将疫情知识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不管是疫情专业知识，还是疫情防控知识，都会显著降低疫情谣言的获取，这说明前提假设的确起作用。其次，数字政府应用对疫情信息获取的影响，传统数字政府应用会显著提升公众对疫情专业信息的获取，但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却会显著降低公众对疫情专业信息的获取；前者会显著抵制疫情谣言，但是后者对疫情谣言的抵制效应不显著。这说明假设1a得到证实，但是假设1b并未被证实；假设2得到证实。
政府能力信任方面，30.6%和44.8%的受访者非常相信或比较相信政府有能力遏制疫情，只有3.7%和6.4%的受访者完全不相信或不太相信，这说明公众对政府能力有很高的信任水平。政府信息信任方面，公众对中央媒体发布信息的信任，高于对地方媒体发布信息的信任，对前者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受访者占比为52.0%和40.2%，而后者仅有26.8%和57.7%。总体而言，公众对政府信息有很高的信任水平。
一方面，公众的疫情专业信息获取，既与其对政府的能力信任显著正相关，也与其对政府信息信任显著正相关，假设3a得到验证。另一方面，公众的疫情谣言获取，与其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无显著相关，且与其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假设3b未得到验证。
首先，数字政府应用通过政治传播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前文已述；其次，数字政府应用通过公共服务供给直接影响政府信任的因果路径，也得到验证。不管是传统数字政府应用，还是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都既与政府能力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又与政府信息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进一步加入疫情专业信息获取作为控制变量后，前述结果依然成立，假设4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既是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又是对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实践检验。系统研究数字政府应用与公共危机治理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研究验证了数字政府应用对人们获取疫情信息的正向筛选机制，也正是了数字政府应用与信息获取共同塑造着政府信息和能力信任。一方面，数字政府应用能够促进公众获取疫情专业信息并抵制谣言传播，但这仅限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并未发挥该作用。另一方面，疫情专业信息获取能够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包括政府能力信任和政府信息信任）。本研究的结论证明，形式多样的数字政府应用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同时，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善治，因为技术、个体、社会处于高度复杂而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中，未来需要通过系统而扎实的实证研究认识和把握其内在规律，方能趋利避害地促进技术治理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