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原来主要研究相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中国很快已经过了一万美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在十四五末期大概会进入高收入国家，我们怎么看这个学科？一些基本的原理，对我们发展有一些重要作用。
我今天选了一个主题：在这个阶段，外循环或者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看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我们国内国外新的形势。形势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自己发展阶段在转变；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在变化——现在国际环境变化和经典的发展经济学讲的内容和外部的联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内外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现在中央的最新部署，是新发展格局——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大的提法叫“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中全会到今年的十四五规划，对开放、对外循环作用的重视度，起码从表达出来的感觉是在提升的。
这是十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提的要求：坚定不移的扩大对外开放，要深化要素流动性开放，要稳步拓展制度性开放。这两个提法都是很有意义的。要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去年年底前后到今年开始，坚持的一个非常新的提法。
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要求？要如何理解？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外循环支撑了中国过去40年优异的经济表现
首先，我们看一看新发展阶段：和我们40年前开放、30年前20年前那种外循环，在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在下降。我们看一些数据就可以了，然后讲一讲外部在发生什么变化。数字时代的全球化，是一个全面的全球化，和传统全球化主要是制造业的全球分工，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所以，我们要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促进整个我们新的发展格局。
发展到现在，传统外循环的重要性的确是在下降，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事实。我们改革开放40年9.7%的经济发展高速度，表现特别优异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改革，一个是我们开放——非常大口径的外循环，支撑了中国过去40年非常优异的经济表现。
我们的贸易依存度：1980年只有14.1%；2006年——入市后的第5年——是最高点，达到了64.5%！这就表明了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著增强的。大概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持续上升的，从国际对比看，这个指标也上升的很明显。
我们挑了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做个比较：改革开放初期，外循环在我们经济中间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在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中，我国是倒数第一位。到2006年，我们的开放度已经跳到了第二位，比很多传统的开放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还高，也明显高于大国的平均数。
所以，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大口径的外循环；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早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状况——外资企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企业，可以看到，人比设备更密集，就是非常劳动密集的企业。这是2000年前后，一家还挺有名气的所谓数据加工企业，很多的学生，一人一平米的格子，然后做一些数据加工。所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是非常劳动密集的工作。
30多年的时间里，外循环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了我们劳动密集的突出优势——国际竞争格局中，全球市场是要竞争的。在很长时间里，加工出口是有争议的，说我们出口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就得到了一点加工费。这个说法其实是对劳动者极大的不尊重。加工费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利润是投资者的收入。在中国那个时代，有大批量极低收入的劳动者急需进入到现代经济过程中去提高收入。其实在那个阶段，出口中的加工费大概占到50%，它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表现，利润只是提高资本者资本收入的表现。所以，那时候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收入机会。
2002年的时候，我们工业百万资产能吸纳的就业人数，大概100万平均是6个人，超过这个平均线、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都是我们传统的出口大行业——文体用品制造业、服装纺织制造、工艺品、家具制造，等等。国有大企业控制的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则是非常弱的——石油加工、有色产业、钢铁行业等等，大概100万净资产就吸纳1个多人就业。
总结起来，这个时候，出口行业对我国大量农村极低收入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进入现代产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内外循环的问题，而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所以，它的作用非常突出——这是那个时候的外循环。
那么现在，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现在我们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都是世界的前列；那么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从传统外循环、传统对外开放的结构来看，下一步经济发展中间外循环的作用是会下降的，而且已经在下降了。我们就看一个因素，对外开放最关键的，就是国内要素禀赋的显著改变。
十几年前，我在社科院的时候对学生讲，中国国情有4张图。左边这张图是1980年我们的一张图：里边6个柱体分别代表的是我们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将近23%；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在3～6%；投资和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很低。
在开放初期，如果一个现代生产过程要发生，这些要素必须全部结合在一起。那么，面对这样一张图，其实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什么大的选项空间——假如你想让这么多的劳动力都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去，你就要他和其他现代生产要素、和资金技术结合，而不仅仅是和农业中的土地相结合。那肯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用尽可能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能够让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个含义。
所以，第一、一定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毕竟国内的消费结构是要有一个匹配的，不能无限制的只消费劳动密集的服装鞋帽家具，工艺美术品等等，不符合我们消费结构的需求，希望把我们一部分劳动密集产品能够出口到国际市场——一定要理解全球要素流动中，劳动力是流动性比较差的一个要素，如果劳动力和资金可以一样跨境流动，那很简单，我们的劳动力可以到海外去就业，因为那边收入要高很多；也正因为劳动力流动不了，我们只能在国内生产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向海外出口。从这个含义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一个载体，先制造出来再让它出口。
所以，我们就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但我们劳动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希望尽快的有其他生产要素能够增长起来，然后和劳动力来结合，让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去。我们可以慢慢积累资金，技术也可以积累，但速度太慢，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引进资金技术，加快这两个最短项要素的成长和供给速度，让他能够和更多的劳动力结合。
我们有这张图，别人就有翻过来的图——在那个时代，美国劳动力占全球的5%，但他的投资能力占全球的30%，所以他是劳动力短缺，但资金富裕，如果他到中国来投资，会带来很大影响，使短缺要素变得收入更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实也不一定是设计好的，而是在发展中间，这张图（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项。
这种模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一直伴随着争论：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劳动力用那么低的收入去给外国人生产产品？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因为这是几亿人、几亿资金太大体量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政策调不动的，只要你放开，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让劳动力流动，只要让各个生产要素的持有者有选项，这个模式是必然会发生的。
右边这张图是我国2019年的生产要素结构：改革开放40年之后，我们劳动力比例有明显的下降，大概下降了3个点；淡水、土地和石油这3个天赋的要素，是动不了的；变化最大的，是我们投资能力、研发投入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资金投入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26%，研发投入占全球已经达到21.2%，去年已经超过了23%，这两个数据我们上得非常快。
面对这张图，我们经济怎么发展，相当程度上给定的：劳动密集型已经不算是特别有优势的行业。
资金方面，现在中国有钱的人很多，资金扣除风险之后的回报率在中国一定不是全球最高，道理很简单：你的资金相对是一个富裕的要素了。技术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讲，不投入不研发不更新要死，更新死得更快，因为技术的层面的供给竞争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这张图就决定了，我们传统那种大量引进资金、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不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模式了。它还是一个基本面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够调得动的一些东西。
如果每5年画一幅要素禀赋图，就可以看出它的变化：大概在2006、2007年开始，我们的投资能力和研发投入能力就开始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传统的外循环的作用已经在开始下降——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一个高点之后，持续开始下降了，现在已经降到了30%多。
在全球中，我们的外贸依存度从最低跳到了2006年的第二；现在回到了大国的中间状况，和大国的平均数比，略低一点——我个人感觉，我们在波动中间起起伏伏，应该还有一定的余地，但是想让外循环再回到10年前的状况，完全不可想象。所以，大体上我们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位置——但不等于说平均数就是一个正常位置。从国内国际比较看，应该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不会特别的大。
这40年外循环的作用从低到高，背后的变化，是我们整个要素禀赋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当然还有国内市场的增加、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有很多的因素，我们今天时间所限，也就讲一个：在传统全球化下降的同时，数字全球化快速的推进。
服务全球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快速提升
数字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全链条全球化。传统全球化主要还是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分工。到了数字时代，首先研发全球化——整个全球的共同研发技术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主体模式。第二设计全球化——现在真正复杂的技术产品，都是多国共同设计的，因为现在设计本身就是一个资金很密集、技术很密集的过程，需要大量很复杂的软件来共同来完成。第三，当然制造全球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分工，基本停滞了，它分到天花板了。比如，1辆汽车，34个重要的零部件，在17个国家生产，它再细分的话，劳动成本、技术匹配成本、运输成本会增加。
所以，传统的离散型制造业的分工大概见顶了；但是新的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其实是更深入的——在研发、设计、制造全球化的同时，服务全球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快速提升。它对收入分配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比制造业分工更突出一些。另外，公共服务开始全球化，特别是在这次疫情中间。
首先看看研发的全球化：现在真正前沿技术，全球共研技术、两个以上国家共同注册专利，就一项技术共同获得专利收入，是主体；单个国家注册专利的真正前沿技术和产品，已经是少数现象。在共创共研技术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在快速上升的：以5年为一个阶段，30年之前的全球共研前沿技术中，90%就是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三家；到现在，美国中国和韩国已经切走了25%。
不光是国外在引导前沿技术共研，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创新。这是我们一个网站——“橙色云”，把全球的研发人员以个人名义，让他上网拿到一个设计任务之后，就在网上招聘；研发组有项目组的主持者，每来一单，招聘研发者来共同研发，不跟机构打交道——机构开价太高。机构的核心研发人员，晚上可以来做这一项研发，它是一个共享研发、共创研发，这样一种众包模式的研发。
现在国内最大的一个企业、全球最大的企业实际上是在中国，两年之前万名科技人员，最近已经有26万名研发人员在网上，来一单做一单，不是单一养一个科研部门。现在，研发的共研性很强，对很多机构来说，单个机构拿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不养一个机构，因为非常昂贵，于是进行外包。
那么现在真正复杂产品的设计，都是全球共同设计的。比如大众高尔夫这款车，最新款是30个国家、415位设计师共同合作设计的。它从草图开始、从渲染效果开始，就是在网上共同研发，要是大家说不好，几分钟再渲染一图，大家看看再讨论，然后把草图大体定下来以后，再开始零部件的设计。这样，它就可以反反复复的配、反反复复的设计，那么全球多国首先可以用最好的研发人员。
现在最大的车厂，真正新概念车的推出，都是隔年的，不可能每年都推出。那么，在这样一个频率比较慢的研发机构中，其实你养不起每一个环节都是最高端的研发人员，因为非常昂贵。因此，现在汽车的研发越来越专业化，都是外包出去设计的，它每一个环节颜色的设计、形状的设计等，在每一个点上都可以用全球最顶级的研发人员来合成。设计完了以后，这个车需要能耐60度的高温、能耐零下30度的寒冷，在月光、在日光下都要很漂亮，它有很多的要求，全部在网络空间完成。所以，新车没有一张图纸，没有一个零部件的模型，没有一个整车的模型，然后全部在网上做完，之后就出车了。
它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及全球最好的设计研发资源，然后它还有一个匹配全球的文化。比如，他曾经出过一款设计，前边排风口的形状，香港的设计人员看了就说，你这个形状在中国文化中就是一个棺材的形象，非常不吉利，他要避免所有对手对它延伸出来一种不祥不利、对一种文化的不敬，在这个层面他要想把它全部的给去除掉。大体上，现在汽车飞机这种复杂的制造产品，都是这样一种新产品全球共治模式在做。
这是787，拥有将近300万个部件，设计的时候没有用过一张图纸，没有任何一个1:1的模型，上千个工程师在全球同步，因为它需要匹配——材料的耐劳程度、耐温程度、疲劳的容纳程度，所有的零部件都是要匹配的，所以它必须同步设计。
所以，现在复杂制造业产品中，它是本源全球化的。波音737最早是北美出生的一架飞机，随着全球其它地方加工能力的成长、加工成本的下降，它向外转移，从最早7个经济体的共同制造，然后到14个经济体共同制造，逐步往外转移。这种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各个国家最好的制造能力在哪里，在国外和全球布局。
所以，现在真正的制造业基本上是一个全球共治——本源全球化和转移全球化是两个概念，现在的制造业产品，它原则上是本源全球化产品。服务业相对来说，就是新的。
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说，服务业是非贸易的，是一个不可贸易的产品——由于服务是一个劳务过程，服务过程和服务接受同时同地，不可错位不可错时。但是，现在服务可以远端提供，维也纳的音乐会我们可以在中国听，国外老师在那上课，我们可以在中国听课，我们可以和远端的医生连线，远程诊断都没有问题，但是服务业从来没有像制造业那样有过一个大规模的多国制造，最后把每一个国家的制造优势或者某个加工环节的工艺优势匹配到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业基本上极少有类似这样的全球分工，最后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过程。这需要对通信空间的一个理解。
这个是我们国内最好的一个生产者服务平台，也是全球最大的，在重庆，基本上在生命全周期的消费者和需求者都可以上网，大约有2200个网上人员。他为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服务：比如你想办一个企业，要设计一个logo，那你刻画好你对这个logo的定位——比如说面向年轻人，不需要文字就可以理解它的含义，它要比较活泼，能看出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当提出一些要求之后，这个平台就自动给你匹配设计师，可能匹配你的供应商就和你上淘宝去购物一样，然后你在里边再往下挑，最后你去和他匹配，供应商设计师可以在国内可以在国外，他是全球招聘来的。所以，有了平台之后，这种过程就变得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一个很有名音乐会，去年5G出来以后，我们终于有了传统不可分工提供的这种服务，可以在全球分工提供了——以前音乐会演出，乐手的演奏和服务消费得同时同地；现在可以在北京听维也纳的音乐会，那边是一个整装的乐团在演奏，所有的整装乐团是不可能把全球最好的乐手集中到一个乐团里来的，但是现在全球分工这个模式出现以后，世界上的音乐家合作做了一台音乐会，乐手在全球不同的地点，这是可以实现的——小提琴在德国，第二小提琴在西班牙，中提琴在蒙古，大提琴在瑞典，钢琴在美国，电音鼓在日本……乐手在不同的地点，合作提供一台音乐会。
它的前提是：第一，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听到音乐会，传输距离超过2万公里；第二，你在任何一个地点听的时候，6个乐手的传输距离是不一样的，有的在你的邻国，有的远在天涯，你能听到这场音乐会是合成的，那么它要求网络的保真程度非常好；第三，网络绝对不能有时间的迟延。这在5G出现之后才有可能。
这种服务模式的提供，其实比制造业的分工带来的影响更大。制造业你本事再大，你得一台一台生产出来，无非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低、规模大；这种服务业的产品，真的是赢者通吃，他对区域性的次一级的服务供应者的消解能力，是非常强的。
比如在体育比赛中，前段时间欧冠，你在网上看的感觉，转播的保真传真效果，你肯定是不愿意再去坐到现场去看一场足球比赛了。所以，他对次一级服务市场的消解，是非常快的。
只有这类服务，才有这种消费者只选最好供应者，赢者通吃，它带来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讲了从设计研发、制造服务，现在公共服务——像教育的跨境的提供，也在5G技术之下变得非常厉害。我们清华大学和15个国家的15个大学成立了在线教育联盟，是共享一些实验实证课的。以前我们有远程教育，无非老师在远端讲你听，只能传输是文字和声音，所有和动作行为相关的——很多工科要有实验，职业体育要有实训——在原来都是做不到的，它和真的课堂是不一样的，老师要让学生分组互动、多点沟通，都比较困难；现在越来越像真的这个过程，我们有了VR、 AR之后，远端做实验、做解剖，就跟真的是一样的。所以，全球可以共享某一个学校最好的某一点课程的内容，变得完全可能。
在全球医疗中，因为我国应对疫情比较早，大概到4月份之后，有四五万名到过武汉的医生就回到各自医院了，各地的病人也控制的比较好，但全球的疫情非常严重，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场面。这是一个企业做的平台“阿里医生”，他们把中国各地医院去过武汉的医生和差不多100个国家的医院连接起来，既可以上课告诉他怎么治，也接受一对一的咨询。另外，平台提供11种语言的自动翻译。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非常大，有了危重病人，你喊一声一定会有人上台，他是匹配好了的，然后告诉你，你说什么症状，我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治的。所以，全球真正的抗疫公共服务的合作，在数字空间可信度也变得非常高。
总的来讲就是，一定要理解数字全球化：从以前的制造业为主，正在向全链条延伸，实际上全球的经济联系是更加紧密。
一定要尽可能的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中
最后一点：我们要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来助力新发展格局，我们还是非常需要两种资源。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国情结构图中的三个短板：淡水、土地和能源，这是我们能源的进口数量和进口依存度。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所有的领导层都在关注，就花了很大的力量，请了很多专家，说怎么能把我们能源石油的依存度降下来，当时石油对外依存度刚过50%。但是在一边研究一边高呼中，我们石油的进口度持续在上升，现在进口依存度已经到了80%。
我们进口的大豆——在我们做经济学的人看来，进口大豆其实就是进口土地和水，一吨大豆是10-12亩地——我们进口1亿吨大豆，意味着10亿亩地，土地是我们最短缺的资源。粮食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但大豆不是什么主食口粮，它有很多的作用，有很多的调节余地。所以，在东北，把那点种大豆的地做一个加工厂，然后进口国外的大豆，加工再出口，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提升，那不是一点点——当然，还是有一个基本面的安全保证之后能做的事情。
我们讲，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劳动力出口的载体，这些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其实就是资源进口的载体——地进不来，水进不来，那就大量进口不含土地不含水的这个产品。如果你一定要自给自足，不是做不到，但会有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作为代价。我们要有一个判断，在安全和效益中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两种资源，也仍然需要两个市场。
这张图：我们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原来非常低，但现在我们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出我们其他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了，经济学上就直接可以推断，一定会有大量的对外投资发生。
大体上从2004、2005年开始，我们的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状态，而且我们对外投资上的非常快——中间我们“收拾”过几次，就老说国内需要资金，但是这个势头还是非常难打断。我觉得，中国非常稳定的要成为一个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的国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发展经济学就关门吧。
另外，我们也非常需要引进技术。我们刚才讲，全球化中的研发全球化、设计全球化、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技术强国，一定是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因为全球化了。
最好的技术是全球分布的，每一个经济体想在自己国内组成一个最有竞争力最高水平零部件匹配起来的产品，一定会进口其他国家的。
ICT领域，我们老说中国大量进口技术，以此证明我们的技术能力不行；但实际上，中国在ICT领域技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第二个是印度，出口绝对大于进口。我们一定不能讲，跟印度比，我们是 ICT技术非常强的经济。例如美国，是既大量出口又大量进口——它能够进口全球最好的零部件技术，然后在国内匹配成技术水平最高的成品，向全球进口。
我们可以画出十几条产业，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现在是既大量出口又大量进口，这是全面全球化中的一个必然表现。因为最好的东西是全球分布的，一定是这样。
我们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数字全球化中间，我们挑了ICT多国共研技术，以城市为节点，共研技术占的节点最多、权重最高的10个城市，6点上海，8点是北京——全球最强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2个。在顶刊原创性的生物科学发明中的共同署名者，那边最强的两个节点，上面是日本东京，下面是中国北京——就是中国在全球共研技术、共创科学中，都已经非常的有地位了。
我们的企业也非常有竞争力。现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两家在评全球工业4.0时代智能制造的灯塔工厂——它不以成长性，也不以盈利性，就是看技术工厂匹配的智能化程度，大概54家灯塔工厂中间，中国就有16家。这里边的企业，有些势能是非常强的。我想，“十四五”末期“十五五”，这些企业中间一定会成长出全球的头部企业。
当然，在我们不断成长和以更强的能力参与数字全球化的同时，我们受到的打压也异常的严峻。从2018年“打华为”开始，美国已经公布了5批受到限制的所谓实体。拜登上台的时候，大家还希望这个势头能够松下去，但今年4月份，他们又出了一批实体名单。在这个情况下，互相竞争的事态非常激烈，他找各种所谓合规的理由，对我们的顶端企业进行打击，也是穷凶极恶、丧失理性一种感觉。所以，这两面的情况都非常突出。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就是两手对两手。
首先，数字全球化快速进展，而且我们有实力——我刚才举了那么多例子，我们现在参与全数字全球化的能力和10年以前40年以前参加传统全球化能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中间。别人从设计、研发、制造、服务都是一个全球过程，集成了全球最好的资源，你自己关起门来，做得了能够匹配和跟随的产品和研发。所以，要尽最大的努力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
我们可以举“点”的例子，但是如果举“面”的话，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2000年，我们和全球的技术贸易下降了30%，唯一正增长的是我们和美国的技术贸易，增长了29%。“点”和“面”的情况，一定要分开来看。中国政府说话，中国企业那么听，美国政府说话，美国企业根本就不怎么听。所以，一定要把经济推动的那种趋势和政府“点”上显示出来的那种意愿区分开，两个都要硬。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中间，在全链条中间获得我们的分工利益，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同时面对这种掐尖打点的做法，也要最大努力的自主创新。我们要自主、要互惠，我们要对赌，我们还要“备胎”。哪个企业哪种技术以哪种战略为主，其实要研究，空喊一句都要自主、都要完全自主创新，肯定不符合现在新的趋势。但你完全讲，我就跟着全球化走，肯定也不符合现在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这是一个责任心，不是喊口号能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现在要求制度性开放，要生产要素型的开放流动，要政策性的开放——过去40年，我们都是要制度性开放，都是政策性开放，先开特区，开沿海开沿边、开中西部开东北，一点一点来，行业也是一点一点来。那么，40年之后，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一个比较规范的、中性的、比较一致的开放体制。这样的话，一是好预期，别人好做长期的投资打算；二是制度性开放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开放，就是你不要偏向某一种行为，然后让市场在跨境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最后，我们要加入到高标准的贸易体系中去，中性市场在跨境资源中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所谓中性，就是进口出口都要中性，你也不要讲出口对中国更重要、还是进口对中国更重要，市场来决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品，是不一样的。
对于外资和对外投资，也要保持中性，也不要讲我们吸收外资更重要，还是对外投资更重要，都重要。这个时候，你相信企业的能力，他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是能够做出一个正确选择的。
另外，在内资和外资企业中间保持中性，大家共同竞争，优者胜出。
最后，高标准贸易体系。去年11月，领导人在APEC会议上宣布，我们将积极加入 CPTPP；2020年11月23号，RCEP签署了。它是非常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因为它已经延伸到边境后措施了，就不只是高标准的贸易体系。
我国当时入世，对国内体制改革发挥了那么大的重要作用，我们期待着在国内主动改革的同时，更大的对外开放、加入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能对国内改革发挥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CPTPP有8条要求，我一条条对了，6条都是我们自己改革要求做的。所以，这个高标准体系，其实是我们向更高水平开放迈进的一个标准，你往那去对标，往那里去做，我们开放就会更加有效。
大概总结几点：改革开放40年，对外开放大口径的外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现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发展规律，符合时代特点，所以它一定会成为长期的国家战略。全球化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传统全球化势头弱化，数字全球化强势在推进，本源全球化和全面全球化创造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所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不仅是可能性，而是十分的重要，能够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健康，形成高效运转和可持续推进。总之，要坚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