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简称“海南自贸港”）建设作为中国推进现代化全局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部署，已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根据已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这项建设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将初步建成以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形成“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殊、特色发展区域；到2035年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区域；到21世纪中叶，建成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认识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把握历史机遇，亟待从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思想再解放”切入，并以创新发展中的务实之事，形成充沛的“第一动力”和可持续的“核心”作用，支持海南的超常规发展战略贯彻实施。
我国近年已有“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以及要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这一内含于大湾区的分量极重的并行部署——这是落在珠三角的核心区域。而与此相呼应，海南自贸港其实在开放度上比粤港澳大湾区只有更高而不会有任何的逊色之处。
笔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部署实际上内植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深圳，需要进一步与中国香港、澳门一体化地去对标国际商业文明的规则体系，由此进一步升级发展，支撑在此区域出现一个未来可以和在全球有重大影响力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一比高下的中国强劲增长极区域。而海南与它的呼应是什么呢？海南有得天独厚的另外一套“比较优势”，更要放出大手笔大干一场，思想再解放，创新求发展，下定决心对接国际上最高水平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之“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最为顺畅的状态，以调动一切可调动的潜力、活力，实现超常规的大发展。海南努力实现最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产生的对于本地和全国改革的催化、倒逼效应，属于经济学术语所称“正的外部性”，是顺理成章、十分值得重视和期待的。海南自贸港建设所内含的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关系和应有的引领作用与辐射作用，当然又离不开思想解放。虽然其他地方不能如海南自贸港建设这样形成“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殊格局，但是在思想解放、引领创新方面，海南的意义更多是综合性的，是带头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前沿案例而贡献于国家全局的现代化。对于海南自身的发展来说，这又是个千载难逢的振兴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从回顾和反思这个角度上讲，20世纪80年代之后，海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已有符合现代化“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战略内在要求、打开新局面的进展：第一轮是在20世纪80年代，海南升格为省级行政区，后来又被表述为“最大特区”（其他还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面积都小于海南），即它要“特”起来。第二轮是在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地把海南发展战略表述为“国际旅游岛”，并配套给予多项特殊政策，力图使海南于因地制宜的升级发展中，进一步打开新局面。第三轮战略安排正是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的问世，并且是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作为一个特殊区域，中央对其寄予了厚望，即在实现海南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要作出对中国现代化全局的独特贡献。
如果就已有的特区定位、先行先试的意图来说，笔者感觉海南前面两步先行先试的气势有些不足。“以小见大”地试举一例：“国际旅游岛”这个战略定位得到明确时，中央即给出特殊政策，海南可以做竞猜型体育彩票的试点。在中央明确表述海南建成为自由贸易港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并又一次明确表述：“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由此可见事关思想解放和引领海南整体创新局面的进一步打开。就开拓体育竞猜型的赛马彩票而言，其试点正是潜移默化要形成的一个创新氛围，海南创新事业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思想仍有所束缚，若干年间在此事上海南迟迟未动。可就此重温党中央关于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的表述，深刻领会最高决策层在面对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给出规划编制指导建议时所强调的认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超常规发展的客观需要及面对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强调以思想再解放引领和支持海南创新发展。
三、把握好在海南从速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体系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为贯彻党中央这一重要指导方针，需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构建一个逻辑明确的原则体系。笔者认为，在海南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体系，可以借鉴上海自贸区的做法。从国际上已被广泛接受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入手，确立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所有的创业创新主体准入之前就在原则上确立其具有公平竞争地位。企业一旦取得法人身份，在创业创新过程中所面对的应该是“负面清单”。形成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试错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与弹性空间，是为了使企业在自负盈亏、产权得到保护、法治可使之形成长期行为的运行机制条件下，激发一切聪明才智，发挥出人们希望市场主体应有的潜力和活力。
企业的“负面清单”，对应着政府管理调控监管部门的，则是政府的“正面清单”——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而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近几年财政管理部门已陆续下发多项文件，必须从中央到省、市、县三级，把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一系列事权相关的具体规定，落到白纸黑字、可操作的状态。在“事权清单”之后，是必须有政府履职运用财力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清单。党的十九大前后，中央已多次强调政府所有职能履行，必须有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的绩效考评。从上述这些要求可以知道，这正是一套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原则体系：政府的正面清单，是从事权到支出责任都配之以绩效考评，有清晰依据地来约束自身行为，以绩效考评为依据来形成问责机制，从而进行奖惩，以利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追求公众利益最大化。这种原则体系自上海开始确立，中央决策上的要求是要“多轮复制”，这就意味着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只有进行真正攻坚克难实施“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才能把这样的创新原则体系落实好。笔者认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别无选择，必须充分重视和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之下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形成的这套原则体系，力求把海南做成全中国的一个样板。应当看到，海南具有最充分的条件，通过解放思想和配套改革，把这一套原则体系体现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具体方案设计与执行之中。这种最高水平原则体系所服务的，就是大家都注意到必须追求的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能够与全球最高水平（如我国现在已表态加入的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接。这样的对接，当然也正是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催化和倒逼中国内部在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而这个改革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也对接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表述的创新在整个现代化全局里居于“核心地位”，即“纲举目张”中的“纲”。
四、以思想再解放引出务实的可做之事
如果从思想解放的内在逻辑来说，肯定不能认为人们想到要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于是就十分需要有一个弹性空间去探索、去试错。怎样把握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确实比较复杂且很有挑战性，在海南的试与闯中，更具有挑战性。笔者认为，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在把握重大机遇争取打开新局面的情况下，还需从思想解放来切入讨论，对接到具体怎么做，要做更为周密的可行性研究，要防范风险，争取行稳致远。以下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金融创新支持等，具体探讨一些实际工作中应该掌握的要领。
1.关于金融创新发展。从制度创新角度考虑，首先应强调海南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多样化程度的提高，要在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在几十年间得到长足发展，但间接金融比重仍明显偏高。在发展中国家较欠发达的特定阶段，间接金融比重居高是有必然性的，因为它相对好掌控，即银行吸储以后提供贷款来支持经济活动的展开，风险控制机制相对而言比较清晰。但当经济体有了一定的发展后，直接金融所具备的一些间接金融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而且形成了实践中创新的挑战。比如说直接金融对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来说，明显优于间接金融。由于间接金融吸储得到的是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那么老百姓的储蓄进了银行系统，银行就必然偏向于“当铺思维”——你若想贷款就要有抵押物。贷款发放环节是经手人签字发放，责任要终身追索，若无抵押物，银行管理环节的签字者当然就会慎之又慎。只有提供了抵押物，风险可以控制，才会有人签字，去扛起可终身追索的签字责任。因此，对企业家来说，要千方百计考虑的，不是在创新思路上怎样抓住机遇、怎样承担一定的风险去拼搏，而是必须千方百计“凑”这个抵押物，还要千方百计地去跟相关银行“说好话”“联络感情”。而直接金融的机制则明显不同，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创新构想、创意设计，去说动直接金融领域的这些“金主”，争取其通过一系列形式给予直接融资支持——如果用最标准的方式衡量，那就是上市，这需有全部相关信息的披露和股民的“用脚投票”；非上市的私募，又必须说动这些金融精英认同直接金融支持对象所说的创意可以成功。这种创意成功的风险可能比较高，但是总有风投、创投、天使投认为可以经过挑选，以极低的成功率争取少数项目成功以后的全盘皆活。这种直接金融的意义和作用，越是经济面临着创新升级的要求，越能够凸显出来。
在我国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多样化发展中，必须积极、逐渐地提高直接金融比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如“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加之这里的金融是要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验积累更直接地对接，在此方面海南应该有推行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高水平表现。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不仅要有多样化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更好的综合性制度建设与作用发挥，还应对接到现今属于前沿概念的小微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包括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创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发建设中，都将大有可为。对这些事情，需要在海南实践中做更多的深入研讨，争取把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反馈给各有关方面，助益于开创新局面。
2.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人民币也日趋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惊险一跃”是什么？是到什么时候我们敢于在资本项目下解除管制，完全放开可兑换。现在已有一些小进步，但总体来说，这道“防火墙”我们还不敢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对于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形成了我们的“防火墙”。索罗斯等“金融大鳄”可以在中国香港市场发动对港元的狙击战，但他们没法穿透这个“防火墙”到中国内地兴风作浪。但正因为香港地区有这种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制度安排，而且能经受索罗斯他们这样的攻击，取得“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胜利，才有它的不可替代性，才维护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现在香港GDP虽然小于深圳，但是基于它的不可替代性，深圳在金融中心这样的概念上，相比香港还是望尘莫及。内地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创新、金融体系现代化“上层次”的前景，即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晚要冲过这个关口，早晚得认定内地具备条件以后应自拆“防火墙”来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笔者认为，现在海南的发展有一个机遇：由于海南将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所以甚至可以探讨当具备条件以后，人民币于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可在海南先行先试。当然现在这还纯粹是设想，但笔者认为可以在思想解放的情况下，提出这样一种设想来供有关方面探讨。这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将是不言而喻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整个中国基本建成现代化和最后建成现代化强国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必然伴随条件。早晚自拆“防火墙”这件事，在海南需考虑有没有可能率先作出试点和形成开创性的贡献。
3.关于产业创新发展。第一个产业视角，是海南各种特色园区的大发展。各个出口加工区、以博鳌为基础的外交医养区、数字经济高科技的孵化区、生物医药科技开发区、种业的科技开发区等，在海南应当积极设计，并得到政策和改革的支持。金融应当通过制度、管理和科技的创新，对此予以更好的增信加持赋能。“种业”概念上，需正视我国在良种培育方面自循环能力弱的问题。由于海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对于种业而言，是一个良种培育基地，那么响应国家的战略诉求，海南在种业的科技开发方面，应该有它独特的贡献和作用，也一定要配合必要的支持。第二个产业视角，是海南一定要有服务业的大发展。原来曾作出部署的国际旅游岛的文旅产业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近来又有了给予更大力度政策支持的离岛免税所形成的吸引力和带来的经济景气因素支持，加之海南有各方面越来越认同的养生、养老、医疗保健方面的开发潜力，还有海南在教育、培训（也应包括在中国现在特别看重的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开拓创新（教育部门最近已经有了明确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再加上海南在以后的新区里，应该可以更积极地引入各种创意创新设计方面的新生代，以及更积极地促进会展业的兴旺发展，这都是非常有海南“增长点”意义的一些事项。以多种手段支持服务业在海南的大发展，与整个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浑然一体的，有种种正面效应的相互作用、相互呼应。第三个产业视角，是海南现代工业的选择性发展。虽然总体来说海南基本不能考虑传统的工业发展思路，但是一些绿色、低碳、高精尖的产业门类也应该有所布局，应积极考虑有选择性地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和产业支撑。
4.关于人才队伍培育建设。人才队伍的培育与建设的超常规发展，在海南至关重要。海南已经在积极推出鼓励更多人才来琼贡献力量的政策配套。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经过2018年这一轮改革以后，有一个遗憾——劳动收入的四类收入综合以后，其边际税率高达45%，具体的量值就是专家型、知识型的人才，除工薪收入之外，讲课等的劳务收入、稿酬收入、创造发明的特许权收入等汇总之后，一年收入如果合计高于96万元，那么96万元以上的部分有45%的要被征收，而96万元以下的部分，从3%迅速往上升级，合在一起也有30%左右的征收力度，这会形成怎样的压力影响呢？就是高科技企业在稳定自己的高端人才团队方面出了问题。结果我们很快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国务院审批同意，给了一个“天花板”：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外籍专家，以地方政府补贴的方式，把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而随后海南很好地跟进了。现在出台的方案里，海南不仅是外籍专家，而且所有经过资质认定的本土专家，同样享受这个最高“天花板”15%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这样能够防止这些人才“用脚投票”流失掉，并会对吸引人才来海南形成正面效应。有效的智力支持机制在很多方面必须对接市场机制，即购买服务。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通过购买服务，可以对接国际上最高水平的智库而使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智力支持贡献。
“思考”的主线，是在“离岸”（实际上也就是“境外”）概念之下，从贸易视角，连接全球化视野下的要素流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思考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所应该力推的创新。
这里表述的“示范”二字，也有必要做一个勾画。现在按照发展部署，海南将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大致在2025年前后要考虑封关。海南这个安排，直观地看国内其他的行政区是不能直接模仿和比较的，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南推进自贸港建设中的观念创新和国际形象创新的引领，却非常重要，有示范效应。据笔者理解，首先这种效应体现在创新文化导向式的示范中，对于整个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意义，是在海南超常规发展过程中发挥它的“正的外部性”，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全中国坚定不移继续全面、高水平开放而言的对全球的影响；其次，这也必然会带来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多轮复制的自贸区概念之下，中国其他区域对于海南进一步开放创新的某些局部借鉴。
在“离岸贸易”上，海南可设立的目标是打造区域性的新型离岸贸易中心，这方面其实已经有所实践。从概念上讲，海南企业从境外企业购买货品，随后转售给另一家境外企业，资金、单据和货品“三流分离”，这种贸易行为被称为离岸的新型国际贸易业务。比如从已有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海南的国投国贸公司从巴西采购棉花，销往中国香港，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海南分行办理付汇、单据流转、结算，涉及的业务操作合计将近200笔，高效办结。这就是一个实际已经发生的离岸贸易的具体案例。如果这样的业务大量发展起来，资金流、定单流、货品流的控制管理中心是在本地即在海南，而货品流发生在境外，那么本地就可称为具有了离岸新型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有了这种业务以后，能不能有一种在其发展方面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和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只有形成了这样的稳定特征和影响力，海南才称得上至少是一个区域性的离岸贸易中心。
对于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笔者认为需要“三个支撑条件”和“一个保障条件”。首先是政策支撑，即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和外汇便利化措施为支撑，为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提供核心竞争力。其次是业务支撑，即由银行、企业、清算结算的金融基础设施为支撑形成业务流程闭环。再次是风险支撑，即由宏观审慎监管和具体业务真实性监管组成双层次风险监控体系，防范外汇收支风险和虚构贸易风险。最后是发展保障，即通过对金融配套设施、人才培养、招商引资、营商环境等的优化，为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首先，融入全球供应链。可以通过打造“采购供应链、分销供应链和供应链物流”枢纽中心，争取抢先建成中国与东盟间的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中枢，进而把海南的这一特色产业融入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其次，扩大外向型经济规模。可通过自贸港的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全球生产要素聚集海南，贸易商、跨国公司和交易商等的大量入驻，能够较快提升海南经济的外向经济规模和依存度。再次，提升营商环境水平。在开放形态基础上，海南要不断对标国际机构评价标准，全力改善市场投资、政务服务、科研创新、人才要素和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环境，培育本区域的战略竞争能力。争取把海南建成区域性的离岸贸易中心，这是自贸港发展中一个可称得上核心载体和重要标志之一的建设事项，它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乘势开拓和推进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探索未来海南是否可以打造区域性的离岸金融中心，从而提升自贸港的国际影响力、辐射力，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进驻海南。
六、结语
以上所述几方面的认识，是把创新发展认知为多因素关联的一个大系统，从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入后，我们应把眼界放在创新的系统论思维上。“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系统可被比喻为国民经济的心血管系统，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要落在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上。在海南，应致力于前沿、核心位置的金融系统创新与特色产业、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离岸贸易等的创新发展相融合，服务于海南整个现代化大战略——自由贸易港建设所应形成的整个经济社会生命机体的健康发展、超常规发展。应贯彻中央要求“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加快形成海南超常规发展的新局面，既贡献于海南自身抓住机遇的创新发展，也特别地贡献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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