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观察家们为什么会关心瑞典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对此问题的最佳回答或许在于：瑞典的制度和政策一直非常具有实验性质，而且其中某些实验或许能给别的发达国家提供参考，因此不能仅把瑞典视为欧洲边缘的一个小国，它是个“原尺寸”的巨型经济和社会实验室。
在“二战”之后的最初几十年，瑞典既能取得相对较高的GDP增速，同时又能实现充分就业、可靠的经济安全和极为平均的收入分配。这样的综合成就正是外国观察家们对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及政策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另外，瑞典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后来又为什么恶化，例如，经济增长率从1970年左右开始，收入分配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以及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为何都恶化了？
上述形势恶化仅仅是不幸的外来冲击和“不必要”的政策失误的结果？还是瑞典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根本变化所致？政府支出、税收和管制在当时已开始急剧膨胀。像充分就业这样的社会成就从长期来看是否不可持续，至少瑞典采用的办法不能保证其持续？显然，1960年代到1970年代所确立的制度和政策很容易受到国内外事件的冲击，包括永远不能完全避免的政策失误。另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观点是：瑞典模式自身的长期演变发展中早已潜伏了各类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问题。本文将指出，以上各种解释都值得借鉴。
与经济效率和增长有关的问题引发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制度改革。宏观经济政策体制也在1990年前后进行调整，以降低瑞典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并摆脱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成为瑞典经济重要特征的货币贬值循环。但是，这些改革也带来了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当然其中某些是属于新旧体制转轨的问题，而非瑞典社会新出现的持久特征。
在对瑞典自“二战”之后的经济与社会实验下结论之前，有必要就该国制度结构的某些特征进行梳理，这是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在此背景下，作者将重点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安全和收入分配（第二部分），经济增长（第三部分），经济效率（第四部分），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和失业（第五部分）。结论部分是探讨瑞典实验是否被逐渐放弃，如果放弃，其原因何在（第六部分）。
1制度背景
1.概述①
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二战”后的瑞典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持更严肃的态度，这两个目标就是经济安全（包括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包括普遍缩小收入差距和减贫）。对于这些目标的强调及其特定的设计，有助于解释瑞典在战后很长时间里的制度建设的某些基本特征，这些制度经常被称为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特殊的“瑞典模式”。
（①有关瑞典经济的运行和效果的广泛讨论，参见Erik Lundberg（1985)，Lindbeck（1975，1990)，Lindbeck et al.(1994)，Johan Myhrman（1994)，Anders Forslund（1995b)，Richard Freeman、Birgitta Swedenborg and Robert Topel，eds.(1997)以及 Henrekson、 Lars Jonung and Joakim Stymne（1996)。本文中有关瑞典的统计数据，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来自Statistics Sweden（SCB)。有关的国际比较，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是基于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
对这套制度安排最好的总结或许是社会由集中化的大型机构所支配。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包括：（1）公共部门的庞大支出和高税收，这是雄心勃勃的福利国家体制的表现；（2）高度干预的稳定政策，旨在对充分就业进行“微调”，把所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作为重要政策工具；（3）政府试图通过公共部门储蓄、资本市场管制、税收和补贴来影响储蓄、信贷供给和投资总额及其具体配置；（4）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很强控制力；（5）集中到全国层面的工资谈判机制；（6）私人部门的决策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集团控制着生产，包括股票在内的金融资产高度集中在少数大机构手中，其中包括三四家银行、五六家保险公司以及少数投资公司（Anders Lundstr.m et al.（1993）认为瑞典的企业结构与西欧其他国家并无太大差异。不过，仔细查阅所有统计数据后，大企业在瑞典相对更为重要的传统观点似乎更准确（例如Henrekson，1996a），当然瑞典也存在大量规模非常小的企业，很多时候甚至没有雇员（部分原因是税收考虑）。)；（7）与此同时，这样的集中化体制又与明确的自由贸易体制相结合。
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认识到上述干预主义政策和集中化社会组织是非常新近才出现的。直至1960年代，瑞典的公共部门支出水平也并未超出经合组织欧洲国家的加权平均值（约占GDP的31%）。此外，尽管瑞典政府早在1930年代就提出了充分就业的政策观念，但在“二战”结束前对政策并无实际影响（Jonung，1979）。对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监管直到1970年代早期才引入，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观念虽然在1950年代已经发展起来（尤其要归功于某些工会经济学家），但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大规模实施。政府储蓄和信贷供给的重要性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显现出来，其部分原因是建立了国家养老金基金（AP funds）。公共部门内部集权化的明显表现是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5年，强制性地将大约2000个市政行政单位合并为约280个，市政当局还越来越多地受命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其数量和质量均由中央政府决定。还有，虽然工资谈判在1950年代已经高度集中化，但在1960年代后期以前还很少（以“团结工资政策”的手段）用来压缩工资差距。(Harold Lydall（1968，表5.6）开展的关于1960年代早期的收入分配研究指出，当时瑞典居于发达国家的中间集团，与英国、丹麦、西德、加拿大、比利时和美国的情况近似。实际上直到1968年，瑞典的经验—工资分布曲线似乎比美国更为陡峭（Per Anders Edin and Topel，1997）。)通过非常高的边际税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行动也逐步升级，其高潮是1971年的税收改革。私人部门内部的集中化同样是在“二战”后才逐渐推动的，经常是政府政策鼓励的结果。
因此，直到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早期，瑞典的发展才真正与其他西方国家分道扬镳，谈得上特殊的“瑞典模式”。当然这种模式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某些根源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之前。作为此类意识形态根源的一个例子，可以上溯到1930年代瑞典的某些中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理性中央经济和社会计划观念（社会工程学）。Alva Myrdal、Gunnar Myrdal以及社民党理论家和财政部长Ernst Wigforss是其核心人物。美国记者Marquis Childs在1936年的《瑞典，中间道路》（Sweden，the Middle Way）一书中把1930年代的瑞典描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社会形态。不过，他的描述更多反映的是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观念和愿景，而非瑞典当时的现实。可以追溯到战前时期的瑞典模式的制度特征包括：农业价格管制、全国性的劳动力交易市场（Bo Rothstein，1991），以及对住房建设的少许补贴等。另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各种福利国家制度可以追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Zetterberg and Ljungberg，1997）。同样清楚的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独特的瑞典模式，其实并不是根据某种“伟大设计”进行精心计划的结果，而是由数百项独立决策在事后造成的结果（Bo Stra。th，1995）。当然在其中的许多决策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例如：坚信规模报酬的重要性，对企业和家庭的经济生活进行集中化政治干预的必要性，以及对市场、经济激励和大企业并不具备的私人创业精神的强烈怀疑等。
除工资谈判机制外，其他所有集中化特征都是在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早期才出现或者被大大强化的。虽然在1950年代谈论独特的瑞典模式并不罕见，但事后看来当时还为时尚早。
2.瑞典式社团主义
在瑞典，劳资双方的关系通常被描述为高度合作式的，或者说以达成共识为目标。这种合作可以追溯到1938年的《萨尔茨耶巴登协议》（Saltsj.baden Agreement），由瑞典工会联合会（Swedish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LO）和瑞典雇主联合会（Swedish Employers’ Confederation，SAF）达成。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和平解决劳资争端，以避免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很多人指出，相对于战前的情况而言，这种合作帮助瑞典在“二战”后将罢工和停业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上。
这种合作就其自身而言很难视为“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表现，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参与不多，主要限于某些“道义劝告”和零星但并不特别成功的基于税收的收入政策尝试。但与西欧的其他几个国家类似，瑞典也出现了典型的社团主义案例，即私人组织与政府形成的正式（行政）合作机制。例如，许多利益集团组织（某些是“二战”的遗留产物）在政府的若干行政和司法机构中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表——到1990年代早期这种做法才有所减少。（①其重要例子包括：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National Labor Market Board）、劳动力市场法庭（Labor Market Court）、住房法庭（Housing Court）以及反卡特尔法庭（Anti Cartel Court）。在农业保护主义庇护下，农民的组织和食品业的生产商合作社也在1930年代后发展起来。全国性租户组织（Hyresg stf.reningen）在1970年代获得了排他性的与土地所有者开展租金谈判的权利，作为租金管制体制的一个内容。私人组织在政府机构中拥有代表权的传统从1900年代早期就开始萌芽了。）还有，传统上构成公民社会重要组成元素的各种独立于政府的组织，“二战”后逐渐在财政上依附于国家及其行政机构，其中包括工会、承租人组织（tenants organizations）、文化和教育组织、政党以及大众传媒。
工会对政治和行政决策的影响远远超出其他组织，同时还从政府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特权。1970年代早期，当集中化劳资谈判不能取得预期结果时，工会成功地推动实施了有利于自己的劳动力市场重要管制措施。（②例子包括涉及就业安全的立法，以及工会对工作组织的影响力。工会还负责失业保险的管理，而这个保险体制基本上是靠税收来扶持的。这些现象有助于解释瑞典工会化程度很高的原因（达到80%—85%）。直到最近为止，工会会费还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交给雇主协会的费用也同样可以减税。还有，在工会工作人员开展与企业有关的工会活动时，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提供办公场所并支付薪水。）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工会与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结盟，该党在1932年以来的绝大多数时候居于执政地位，当然通常是组成少数党政府，或者与农民党联合执政（Peasant Party，即今天的中间党，Center Party）。社民党反过来则在资金和发展党员方面高度依赖工会的资源。
工会攫取权力的野心在1970年代后半期达到巅峰，提议组建一个由工会控制、由税收支持的“工薪阶层基金”（wage earner funds），以接收瑞典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大笔股权。（①这些基金计划由工会官员、雇主协会代表和政治家们共同控制，这是个典型的社团主义建议。不过，这些基金同样可以根据工会运动设定的价值观和计划，充当“产业政策工具”（Landsorganisationen，1981））除了对权力的渴求外，工会为该提议找到的理由是，团结工资政策抑制了工资水平，设立这种基金可以防止高生产率企业的股东获得太多好处。
更一般地说，该提议可以视为单方面取消了劳资双方默认的“合作契约”。由此导致瑞典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的关系在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早期严重恶化。在激烈的政治交锋与社民党方面的犹豫不决之后，终于在1983年设立了缩水版的工薪阶层基金，与政府的一般退休金体制捆绑。但这些工薪阶层基金在1994年被非社会主义党派的政府所废止。
工会与雇主协会关系的恶化在1980年代早期加剧，瑞典雇主联合会转向更倾向自由市场的立场，发起意识形态攻势。关系恶化的最典型表现是工会与雇主联合会的争论趋于白热化，其议题包括工资谈判应该采取的形式、相对工资的结构，以及关于政府在社会中的恰当角色这一根本性问题（参见Elvander，1988）。（②可是，以国际标准来衡量，罢工和停工数量虽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增加，但绝对数量依然较少。）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工会、雇主联合会与政府形成强有力共识的国家特征，已不再适合描述自1970年代中期之后的主要权力架构。因此更恰当的说法是，“二战”后的瑞典社会一直被社民党与工会（尤其是瑞典工会联合会下属）的政治联盟所主导，同时该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也经常浮出水面。（③Hugh Heclo and Henrik Madsen（1987）的总结非常恰当：“瑞典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是两个庞大、复杂而部分重合的官僚机构，相互开展着永不结束的对话，有时会就社会民主党的定义展开争论……它们事实上是渗透进社区生活的社会官僚组织，这种方式很难让外国人理解。最贴切的类比或许是把工人运动设想成一个教会，其中包含观点略有差异的不同教派。”）
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瑞典社会的这些社团主义元素对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2经济安全与收入分配
1. 福利国家制度
“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福利国家制度在1960年代后期成型，到1970年代以后继续发展，其基石是社会保险。瑞典社会保险体制的最典型特征包括：（1）大多数福利是普惠性质的，覆盖全体国民，不过许多权益只有通过前期或当期的劳动力参与才能获得，这就是所谓的“工作福利”（workfare）；（2）该体制通常提供收入替代，而非执行统一的福利标准；（3）不太重视对福利受益人的家计调查。直到最近为止，瑞典的福利水平一直非常优厚，替代率至少为90%（直至封顶），只有退休金的替代率为65%左右。
以国际标准看，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同样非常慷慨——尤其是各种类型的家庭福利。一个例子是，为留在家里照顾子女的父亲或母亲提供每个孩子一年的收入补贴；另一个例子是，为单身父母提供补助。不过，瑞典式福利国家的最典型特征或许还是其社会服务体制，例如，儿童看护和老年人看护主要由（市镇和地区级别的）政府提供，而非如大部分发达国家那样由家庭或私人部门提供。其表现之一是，1990年代早期，通常定义的由税收融资的社会服务消费占GNP的20%左右，而欧盟总体上仅为约10%（Stefan F.lster and Eva Lindstr.m，1994）。
主要由于优厚的福利国家制度，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瑞典的公共部门总支出一直在GNP的60%—70%间波动，相比之下，经合组织欧洲国家的加权平均水平约为45%—50%。在此类支出中，转移支付通常占35—40个百分点，公共消费约占27—30个百分点（参见图1）。如果用减去受益者缴纳所得税的净额来测算福利，公共部门总支出占瑞典GDP的比重在1990年代早期会比上述数据低约10个百分点。以这一净额来测算，瑞典公共部门的总支出水平大约与比利时、丹麦及荷兰持平——这三个国家也属于公共支出最多的国家。（①参见ESO（1994，第133页)。或许可以认为，要想比较各国政府直接干预受益者的可支配收入的程度，这种净指标能够提供参考。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受益者缴纳的其他税收（如消费税，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社保税）不该扣除。如果我们想集中观察瑞典的边际税收楔子对受益者的影响，总指标可能更有用。）
描述政府支出在瑞典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指标，是比较税收供养和市场供养的公民人数。税收供养人数包括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但不含在公用事业或公共部门企业工作的人），以及基本上依靠各类转移支付维持生计的人。税收供养和市场供养这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之比在1960年为0.38，到1990年达到1.51，1995年提高至1.83（参见表1）。从国际视角来看这是非常高的比例。（①在1990年代早期，丹麦（1.72）和比利时（1.42）的指标仅次于瑞典（来自Jan Herin的测算和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即使把退休金领取人排除在外，瑞典的这个比率在1995年仍高达1.22。）上述计算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成年人口之中（或者大体上说选民之中）有多大比例的群体，其收入水平基本上完全取决于有关公共支出的政治决策。（②某些福利当然是由社保税支付的，其中包括强制性保险缴费。不过缴费和待遇之间通常没有严格的精算关系。）
要想解释瑞典公共部门支出水平相对较大的原因，我们不免要提到社民党的长期政治支配地位，不过也有必要指出，这种支配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其他政党的立场的强烈影响，因为涉及公共部门支出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广泛赞同的情况下做出的。另外，在中右翼联盟执政的1976—1982年以及1991—1994年，公共部门总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速与过去同样快，当然在后一个执政期，是因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所致。
同样合理的解释是，瑞典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发生相对较早，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提高，也增加了提供优厚的养老金、老年人看护补贴以及家庭外儿童看护补贴的政治压力。（③在1990年，65岁及以上年龄段相当于15—64岁年龄段的人数的28%，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为19%，欧洲的经合组织国家为21%（OECD data base）。25—64岁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70年的约60%提高到1980年的80%，但是到1990年代早期又降至约70%。）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强大影响反映了社会的社团主义结构，这是公共部门支出迅速膨胀的另一种可靠解释。第三种推测是，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大量扩张，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充当了“最后的雇主”。
我们还可以推测，1970年代公共部门支出的快速增长以及税收体制的累进性质加强，与当时国际上的政治观念的激进走向有关。但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变化对瑞典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大？一个可能（但不太确定）的说法是，1970年之后的瑞典新宪法加剧了新政治风向对政策的影响，具体变化包括议会上院（选举任期为8年）被废除，下议院的选举期也缩短至3年，另外转向严格的比例选举制加大了获得议会多数党地位的难度。（①到目前为止，关于宪法体系与政府支出的规模或变化速率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跨国研究还表明，在1990年代中期的预算改革之前，瑞典的财政预算制度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为松弛（Per Molander，1992）。
简而言之，关于公共部门支出大幅膨胀的最佳解释应该是，不同立场的各个政党都相信这种做法在选民和各类利益集团中很受欢迎，而它对于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当时还不明显。因此，倡导过于优厚的福利国家制度是有诱惑力的。
2. 收入分配与社会成就
年度可支配收入的家庭分配在瑞典是较为平均的（当然不是绝对平均）。在“二战”之后直至1980年代早期，收入分配状况逐渐均等化，如果以消费者单位数来定义家庭的话（家长年龄为25—64岁），基尼系数从1960年代中期的0.28左右下降到1980年代早期的0.20左右。（②参见Anthony B.Atkinson、Lee Rainwater and Smeeding（1995)，Bj.rklund、Palme and Ingemar Svensson（1995)，Smeeding and Gottschalk（1995)。在1980年代与瑞典有着类似的极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国家只包括比利时、丹麦、芬兰、卢森堡和挪威。）贫困发生率同样相对很低。（③参见Atkinson、Rainwater and Smeeding（1995)，Deborah Mitchell（1991)。不过，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成分复杂，根据收入数据测算的贫困现象解释起来有很大不确定性。）此外，极低的儿童贫困发生率很可能有利于促进“机会平等”（Bj.rklund and Markus J ntti，1993）。在某个年份收入水平属于最低层群体（不及中位数收入的50%）的大多数人，在5年之后能提升至中等收入水平及以上（Uddenhammer，1997）。
有一个不算完美的指标，可以反映福利国家制度和相关税收促进了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即可支配收入分配状况比要素收入分配状况要平等得多。（④年度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等于要素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2/3，对至少有一位经济活跃者的家庭而言，分别为0.2和0.33左右（参见HINK statistics from the SCB s annual income survey,以及Lindbeck，1983）。终身收入的分配状况与此类似，在考虑税收和福利因素之后，分配的均等程度大大改善（参见Bj.rklund、Palme and I.Svensson，1995）。从给定年份的不同职业的截面数据得到的“综合终身收入”看，税前分配和税后分配结果也有很大差异（Lindbeck，1983）。）还有，包括退休人员在内的可支配收入低于传统贫困线（如中位数收入的40%或50%）的家庭数，与按照社会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基础计算出来的家庭数相比，仅为后者的1/5左右（Luxemburg Income Study）。（①在1980年代中期，可支配收入的所谓“贫困缺口”只有GNP的0.8%，而要素收入的数值为3.0%（Mitchell，1991，第57页）。这个贫困缺口的定义是，必须再分配给某条贫困线（当时指相当于中位数的40%）以下的家庭的总收入，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最低标准。）另一个反映福利国家制度再分配重要性的指标是，在税收和福利体制累进性加强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要素收入分配差距并未扩大，甚至还更为压缩了。（②在1964—1984年间，蓝领工人的税前小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缩小了一半，白领工人缩小了1/4（La。ngtidsutredningen，SOU，1995，第4页）。个人之间的工作小时数的分布也非常平均，同样缩小了工资收入的差距（Bj.rklund and Freeman，1997）。实际上，从1970年到1990年，若干学术职业的税前实际工资收入的绝对水平下降了13%（男性教师）到36%（男性物理学家）。）此领域研究者的一个共同判断是，要素收入的均等化既是由于市场力量（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也归功于瑞典工会追求的团结工资政策。团结工资政策起作用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借助集中化的工资谈判机制。尽管该机制本应该具有多层级谈判的特点，在中央、产业和企业层级相继开展谈判，但结果表明，参与中央层级谈判的工会代表提出的缩小工资差距的意图，在后续的低层级谈判中多少得到了贯彻。
在1960年代，团结工资政策主要用于缩小不同生产部门、受过类似培训、技能接近的工人的工资差距，其明确口号是“同工同酬”。但后来，尤其是在1970年代，目标变成了缩小所有方面的工资差距，其隐含口号讽刺性地变成了“不同工而同酬”。或者说，目标从“公平”变成了“平均”。（③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第一阶段缩小，部门内的工资差距却在第二阶段被压缩（Douglas A.Hibbs，Jr.and Ha。kan Locking，1995）。这进一步证实了团结工资政策确实促使工资分配差距缩小的观点。）
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在当时也大幅缩小。1968年，女性的收入比类似年龄和教育水平的男性少大约23%，到1980年中期，差距已缩小至11%，后来维持在这个水平上（Edin and Topel，1997）。残余的差距与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及工作场所分布不同有关，不属于同一职业或场所内部的工资差异（Trond Petersen and Eva Meyerson，1996）。
研究者们还有一个普遍共识，即类似因素（但变化方向相反）促使1980年代早期之后的要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例如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增长放缓。另外，1983年之后集中化工资谈判减少，似乎表明团结工资政策的重要性下降（Edin and Bertil Holmlund，1995）。事实上，1983年以来的工资谈判通常在产业和企业两个较低的层级开展。（①更多转向产业层级的工资谈判，部分原因是雇主们对中央层级谈判中过分压缩的工资水平不满意，原来收入较高的工人也同样不满意。雇主们同时相信，集中式工资谈判给工会赋予了过大的权力，并让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政治让步。）1990年代早期要素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样是因为当时的失业增加所致。由于这些变化，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差距也扩大了，以每个消费者单位计算的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到1993年扩大了3—5个点，当然对22—55岁年龄段的人群更小一些。（②参见Atkinson、Rainwater and Smeeding（1995); SCB’s HINK 统计数据，根据统计序列中的相关性进行调整。）与1980年代早期相比，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重有所增加（以相对收入来定义的贫困）。（③1978年，有2.7%的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低于中位数收入的50%，到1993年增加到5.7%（Bj.rn Gustafsson，1996）。）但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以绝对概念（不变购买力）定义的贫困现象同样有所恶化。
当然，除提升经济安全和影响收入分配外，福利国家制度还具有远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在美国和英国的许多城市滋生犯罪现象的贫民窟，在瑞典就很难看到，比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或许也更少见。由此容易想到的一个推测是，瑞典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对此发挥了作用，虽然在政府总支出项目中，只有非常少一部分专门用于收入极低的人群，有人估计为6%（Agneta Kruse，1995）。但人们似乎也普遍认为，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起，瑞典某些郊区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开始恶化，尤其是福利住房较多和近来移民（其中很多是难民）聚集的地区。（④对这些变化目前仍没有什么系统性研究。有关信息参见SIFO（1997）和SOU（1997，第4页)。）还有，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并未能阻止许多类别的（有记录）犯罪大量增加，尤其是涉及财产的犯罪，当然从国际标准来看，初始的犯罪水平非常低（Jan Ahlberg ed.，1994）。
福利国家制度应该还对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和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议题将在下面的部分展开讨论。
3经济增长
1.成就
从1870年工业化进程起步直至1950年前后，瑞典的生产率增速始终居于全球前列，或许是增长最快的国家（Angus Maddison，1982）。瑞典的生产率增速在世界经济黄金时代（1950—1970年）同样迅猛，每工作小时的GDP在当期的年增速达到4.20%，略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水平4.46%（Maddison，1982，第212页）。如果排除西德和日本这两个从“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国家，则瑞典与经合组织在1950—1970年的总体增长率差距也不复存在。
要解释瑞典在1870—1970年一个世纪之久的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人们通常会强调该国的经济开放程度、有利的贸易条件变化、创业的自由度、稳定的经济游戏规则、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而广泛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已经实现全民识字）、相对的社会和平，以及必要的公民社会组织（Lindbeck，1975，第1—10页；Myhrman，1994）。这说明，一个保持自由、多元化、对外开放的国家，如果政府关注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就完全可以实现相对较快的生产率增长。当然幸运之神也站在瑞典一边，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没有直接卷入。
因此，瑞典在特定的“瑞典模式”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较为富裕的社会。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50—1960年代的早期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部门支出份额提高到GNP的30%—45%，事后看来完全可以支持当时较快的生产率增速。
与1970年时人均GDP水平相对较高的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和瑞士）类似，瑞典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此后的表现有所退步。1970—1996年的单位雇员GDP的年增速仅为1.45%，而经合组织国家总体上为1.73%，欧洲的经合组织国家总体上更达到2.02%。（①现有的更短时期（1973—1987年）的每工时GDP统计数据，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Maddison，1991）。）如果用人均GDP来代表劳动生产率，则差距更大。（②具体数据是：瑞典为1.14，经合组织国家整体上为1.98，欧洲的经合组织国家为1.84（OECD National Accounts，Main aggregates，vol.1，1995；Labor Force Statistics，1995)。）这导致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GNP在1970—1995年的增幅达到约60%，而瑞典仅为37%。
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瑞典在经合组织中的人均GNP排名自1970年以来出现显著下降。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来测算，瑞典在1970年的2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4，人均GNP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出15%（如果排除墨西哥和土耳其则比平均水平高出6%）。到1990年，瑞典的排名滑落至第9，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出6%（如排除墨西哥和土耳其则比平均水平高出5%）。可是到1995年，在出现严重衰退低谷的两年之后，瑞典的排名滑落到第15位，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低5%（如排除墨西哥和土耳其则比平均水平低16%）。
上文强调的是197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表现，而非1950年之后的情况。其原因当然在于，正是从1970年左右开始，瑞典的制度和政策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开始出现较大的差异。如图2所示，在1970年以来的人均GDP整体增长轨迹中，瑞典的退步在两次衰退时期尤其显著：1976—1978年和1991—1993年。但这个观察并不能解释瑞典的长期增长率何以令人失望，因为其他国家也经历过短期的负面宏观经济冲击，虽然冲击的时点往往与瑞典不同。当然，对增长率落后的时间和规模的测算，会因为GDP轨迹的周期性质而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上述时间序列数据是在1995年终止，正好是在瑞典遭受极其严重的衰退之后，因此可能低估了该国在1970年之后的相对增长趋势。但如果采用经济过热（但不可持续）的1987—1990年的统计数据，又会高估其增长趋势。（①Dowrick（1996）认为，“至少到1990年为止，瑞典的增长成就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不足表现”。他的意思似乎是指1950—1990年，而不是本文和瑞典国内展开的讨论中所强调的1970年之后的时期。此外，他忽略了如下事实，即劳动力利用率在1987—1990年（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平均失业率为1.6%）明显是不可持续的。瑞典社会学家Walter Korpi（1996）在一系列论文中也持同样立场，与瑞典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对Korpi的反驳可参见Henrekson（1996b)。）
瑞典在1970年之后糟糕的总体生产率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生产率增速缓慢的公共部门规模过于庞大的结果。实际上，现有（但很不确定）的计算表明，公共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1970—1992年实际上为负值（ESO，1994，第124页；Richard Murray，1996）。只是在瑞典的国民账户中，公共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被简略地设定为零。由此看来，瑞典国民账户中对公共部门生产的统计习惯导致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GDP增速测算被高估了，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被低估。服务的生产从居民家庭向公共部门大量转移，使此类生产被更多纳入统计记录，同样使瑞典的GDP增速相对于其他国家被高估。在瑞典，许多家庭服务的生产是在公共部门而非企业中开展的，这种状况还导致企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相对于其他国家被高估。不过企业部门在1973—1990年的有记录劳动工时生产率年增速，仍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慢0.2个百分点，比欧洲的经合组织国家慢0.8个百分点，1970年代的增速差距比1980年代更大。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瑞典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的落后更为突出：在1971—1990年间达到每年0.6个百分点，1970年代的差距也比1980年代更大。
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估计有更多不确定性。但现有的研究显示，在1973—1990年，瑞典企业部门的表现也相对较慢，尤其是与西欧国家相比。
瑞典的生产率增长落后还反映在相对小时工资成本的统计上。以通用货币测算的相对小时工资率从1970年（或者1976年）到1990年代中期逐步下降——尽管并不是单调下降。从图3a可以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国而言，其降幅高达40%。更令人吃惊的是，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relative unit labor costs，RULC）也在逐渐下降，从图3b中可以看出，降幅达到约25%。换句话说，瑞典克朗自1970年以来总计近50%的有效汇率贬值，只有部分可以归因于瑞典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上涨过快而生产率增速更慢。
在1990年代上半期的严重宏观经济危机中，企业部门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都显著恢复。一个原因是低生产率的生产活动被关闭，另一个原因是缺勤现象减少（包括病休、怀孕和学习性质的离岗）促使冗员减少。这两个机制都反映在私人部门的就业人数下降上，在1990—1993年的严重衰退中，其降幅达到12%。生产率增速在1993—1995年期间持续恢复，还有个原因是幸存企业的设备利用率提升。1990年代上半期的生产率增速提升是否反映了新的长期趋势，目前要判断还为时尚早。
2.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根源
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从1970年代早期之后都有放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个众所周知的统计现象，但并不足以解释瑞典为何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其他国家在技术上的追赶或许可以解释瑞典的生产率增速相对缓慢，毕竟对于经济增长的跨国回归实证研究来说，追赶机制的作用是普遍现象。（②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综述，可参见Ross Levine and David Renelt（1992)。追赶假说与本文的表2有关，表中各国之间的差距在1970—1995年有所缩小。对经合组织国家追赶现象的单变量回归分析（1973—1992年）发现，瑞典的总增长成绩（人均GDP）与预测水平（根据追赶因子调整后的数值）相比，每年落后0.3个百分点（Dowrick，1996）。）例如，追赶机制可以解释美国和瑞士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丧失了对其他发达国家的部分领先优势。不过此类机制仍无法解释为什么瑞典会在1970—1995年被其他12个经合组织国家超越，尤其是在排除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后，其人均GNP水平会大幅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比赛中领跑幅度被缩小是一回事，像瑞典那样落到后面则是另外一回事。
人口因素，尤其是退休年龄段（65岁）以上的公民人数快速增加，当然拖累了瑞典的人均增长速度。实物资本积累速度从之前相当高的水平下降，也是增长放缓的一个原因。具体来说，瑞典经济中总投资所占份额从1960年代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2.5个百分点，下滑到1980年代的低于平均值2个百分点（OECD National Accounts）。总储蓄的变化趋势与总投资大体平行。
不过，投资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企业部门之外的住房建设和公共部门。这意味着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并非资本积累减少，官方的增长账户记录似乎也能支持这个说法。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部门的建筑投资相对于机器设备投资有所下降，表明瑞典企业更加在意“合理化”，也就是说注重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而非扩大产能。（②根据Bentzel的增长账户计算，机器资本在商业部门的总资本中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0.17提高到1970年代后期的0.25和1990年代早期的0.27。)这种机制的一个表现是，瑞典的总工业生产增幅在1970—1990年间相对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落后了27%，只是到1995年又缩小到23%，这与1992年11月瑞典克朗贬值后工业生产的迅速提升有关。
虽然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瑞典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市场份额却逐步减少。对此应该如何解释目前仍不清楚。一个较为谨慎的解释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份额增加，另一个解释可能是瑞典的劳动力和资本被限制在世界市场贸易条件恶化的产业部门，不得不相应降低工资以应对。(③瑞典的总体贸易条件在1960年到1992年下降了约25%（World Bank，第 478页，1976 以及第 630页，1994）。)这种解释符合本泽尔（Ragnar Bentzel）对增长账户的测算，他的研究表明：资源再配置对年度产值增速所起的促进作用，在1970—1993年仅为0.3个百分点，而在1950—1970年则有0.9个百分点。(④部门间资源再配置在1970—1980年代较慢的另一个指标是，瑞典的出口（以增加值计算）在1990年代早期依然高度集中在与数十年前同样的产业部门：林业产品（占净出口的50%）和钢铁产品（占8%），参见NUTEK（1994)和附录。)还有个可能的原因是，瑞典工厂的产品质量改进速度可能不及其他国家，从而迫使瑞典企业调低相对出口价格以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通用货币）工资水平。(⑤与美国类似，瑞典在“二战”后前几十年或许是产品质量的引领者。有可能其他国家的技术追赶削弱了这种引领地位，对这种解释的证明包括，至少在1980年代后期之前，瑞典只有很少的生产被重新配置到通常意义上的高技术产品，当然这类测算仍有争议（Lennart Ohlsson and Lars Vinell，1987；P r Hansson and Lars Lundberg，1995）。加速向高技术产业转移似乎是在1990年代发生的。与产品质量相对下降的说法相一致的一个现象是，瑞典的研究开发支出以及专利的数量依然相对较高。但重点应注意到，瑞典的研发单位不但为本国的工厂服务，也为瑞典跨国企业的外国工厂服务。瑞典跨国企业在1990年的生产（附加值）中有44%是在本国开展，研发的这个比例却达到83%（Gunnar Fors and Roger Svensson，1994）。)
同样重要的是，应该看到，瑞典的跨国企业和组织的市场份额并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Thomas Andersson、Torbj.rn Fredriksson and Roger Svensson，1996）。这说明瑞典遇到的生产问题并不在瑞典企业或组织自身，而在瑞典的工厂里，或者说是在它们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之中。
瑞典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相对较为充足，而且国际研究也说明该国国民总体上的学习竞争力相当高（A。sa Sohlman，1996，第65—79页）。然而从1980年代，瑞典开始在高等教育领域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Sohlman，1996；Hansson and L.Lundberg，1995；Leamer and Lundborg，1997；OECD，1993）。尽管短期大学教育（少于3年）和成人教育的学生人数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正规大学教育（至少3年）的学生人数却在1980年代下降，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皆是如此。生于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的瑞典人，有14%—16%完成了至少3年的大学学业，而在生于1960年代中期的人中，却只有8%—10%（NUTEK，1994，第148—152页）。特别是，在工程学与自然科学获得大学教育的人数在这些年龄段中相对稀少（OECD，1995）。(①Leamer and Lundborg（1997）声称，随着这些发展变化，瑞典的人均人力资本指标只略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
对瑞典的教育效率和质量进行判断的难度会更大。政府在大学以下的学校教育体制中为每个儿童提供的支出相对来说较为充裕，这本身似乎也反映出教育质量较高。然而，学生们每年用于上课的天数以及用于家庭作业的小时数在很长时间以来都相对不足。在1980年代中期，每周的作业仅需要2.3个小时，其中仅0.6个小时用于数学（OECD，1995；Ingemar F gerlind，1991，1993）。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学生们花在这方面的时间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内容之一（R.Pashcal、T.Weinstein and H.J.Walberg，1984）。总体而言，最近几十年来瑞典中小学生的成绩在发达国家中一直处于中等水平（F gerlind，1993）。(②每个儿童的支出水平较高，原因之一是对非学术类教学任务支出较大，另外有大量资源用于移民的“母语”教育。)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政府对大学层级的每个学生的支出水平也相对较低。(③有研究表明（Forslund，1995b，第20页），瑞典在大学教育阶段对每个学生的支出在1992年为7120美元，经合组织国家总体上为10030美元。此类支出占GNP的比重为1.0%，经合组织国家总体上为1.7%。)无论对全国还是对私人部门而言，有博士学位的人数都相对较少。
3.实物资本激励
下面分别讨论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图4反映的是对制造业实物资本的实际回报率的测算，包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存货等（统计数据来自Jan S.dersten）。(①关于计算方法的描述，参见Villy Bergstr.m and Jan S.dersten（1979)。)从中可以看到，回报率从1950年代早期的顶峰大幅下降，其中由于贸易条件和工资—货币贬值循环的影响有过剧烈的短期波动；瑞典克朗在1992年后期贬值引起的回报率提升尤其突出。现有（但尚不明确）的研究也显示，瑞典最近几十年的投资回报率比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更差（NUTEK，1994）。对贸易条件的托宾q值测算给出了相似的结果，当然其中的不确定性也较大，(②若干研究指出，托宾的q值在大多数时候低于1，其他国家的值更低，只有瑞典在1980年代早期（或许还有1990年代早期）大幅度贬值后的短暂期除外（Johan rtengren et al.，1988，第95—96页）。)而且总体数据显示，各个产业和企业之间不存在很大的差异。
实物资本回报率下降不是偶然现象，与政策至少有部分关系。政府和工会都想在工资成本上升和固定汇率环境下挤压利润份额，这符合所谓的“雷恩—迈德纳模型”的解释（Rehn Meidner model，以两位知名的工会经济学家G.sta Rehn和Rudolf Meidner命名）。此外，团结工资政策的设计使盈利能力不足的企业受到的利润挤压尤其严重。有人认为，它对总就业和投资的负面影响，可以被有利于促进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选择性的投资补贴有效抵消。其净影响据称可以促进资源再配置和加快生产率增长（Landsorganisationen，1951）。因此，瑞典工会对资源再配置和生产率增长的支持态度，与这些发展应该如何实现的特殊观念有关。以低利润、小幅工资差异以及政府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性干预为特征的增长战略，是工会运动对瑞典政府政策发挥影响的重要案例。实际上，团结工资政策与政府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干预主义政策相结合，长期以来一直是瑞典模式的关键特征。其推行者认为这套办法既有利于公平，也能实现效率。
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资源再配置大体来说符合雷恩—迈德纳模型的预测，私人部门中的资源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Edin and Topel，1997）。可是以净转移来看，更多劳动力却流向公共部门。还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被挤出低效率部门，而不是被其他部门的更高工资吸引出去，这对福利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与吸引方式相比，通过挤压方式再配置劳动力并不允许工人自己在收入水平和社会环境（包括工作场所和朋友）之间进行选择。图3a的结果表明，工会追求的“高工资战略”没能阻止瑞典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逐步下滑。
研究结果同时显示，私人部门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较高的总投资是可能的。瑞典制造业的高投资水平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中期，商业部门更是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或后期（参见附录）。一种解释是资本市场管制使利率被压低，而且事后的实际利率水平还被高通货膨胀所压低（这没有完全反映在名义利率中）。图4大致描述了实际利率的变化轨迹，具体来说是根据消费价格经指数调整后的行业债券的利率水平。(①对普遍趋势的一个近似描述，来自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对实物资本回报率和市场利率进行的“名义”测算。不过这些数据的解释较为困难，因为不同期限的资本品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据历史成本而非替代成本估值的。)对投资水平能长期维持的另一种解释是，政府给遭遇特殊盈利能力问题的产业（如钢铁和造船）提供了选择性投资补贴，从而推迟了（但并未阻止）这些产业的收缩与调整。第三种解释是税收制度对投资较多的企业有利，尤其是在货币加速贬值的推动下。(①事实上，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对投资较多的企业而言，利润税经常发挥投资补贴的作用。参见Agell、Peter Englund and S.dersten（1995，第118页）。)还有，外汇管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瑞典企业将投资活动转移到国外。
尽管如此，国内的金融资本还是逐步从瑞典严格管制的资本市场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流出。这种变化还得益于政府财政赤字膨胀所带来的政府证券市场的发展。另外，国内资本市场管制在1980年代中期被取消，由于外贸增长和生产企业国际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也逐渐失效。同时到1980年代末，外汇管制被废除。所有这些变化，都导致越来越难以将利率控制在外国水平之下并防止国内实际投资水平下降。
可贸易部门的利润挤压程度似乎也变得比当局预想的更大，例如，瑞典政府发出警告说快速提升的工资水平对充分就业造成了威胁。其他表现还包括，频繁发生相机抉择的货币贬值，以及1992年11月之后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恢复可贸易部门的利润、生产、投资和就业。
此类政策和变化对于投资配置的某些影响显然是有意而为，例如，照顾住房建设和少数大型出口企业的投资。然而迅速的通货膨胀以及对不同类型资产的严重不对等的税收安排，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特别是，各类投融资以及由此导致的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之间的资本成本差异悬殊、缺乏规则（Charles E.McLure，Jr.and Erik Norrman，1997；Agell、Englund and S.dersten，1995）。
瑞典经济政策针对私人企业的一项特殊企图，是把企业的回报同企业所有者的回报区分开来，其意图是防止企业内部的财富积累使企业所有者致富。这种论点显然类似于工会的“工薪阶层基金”背后的理念，其技术手段则是：对企业利润留存实行低税收，而对企业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实行高税收。此类税收体制对能够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大企业或许伤害不大，但仍不可避免地会给资源配置造成限制。至于小企业，其后果则更为严重，因为对小企业而言，几乎不可能在不伤害企业的情况下对其所有者征收高额税收。在1980年代，如果此类企业不能利用税收激励来进行投资，其所有者承受的边际名义资本税率（利润税加上分红和资本收益税）往往达到65%—70%（根据Gunnar Du Rietz为本文进行的专门测算），以至于企业所有者的实际收益经常因此成为负值。在很多情况下，还可能有财富和继承方面的税收。
瑞典经济自1960年代之后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家庭储蓄率低（根据国民账户测算的结果）。家庭净储蓄率从1950年代的6%—7%（占可支配收入）逐步下滑到1988年和1989年的－5%的谷底，直到1990年代早期又突然回升。至今对这个下降趋势的解释尚无一致结论，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口老龄化、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税后的实际利率水平太低（经常为负值），以及由于福利国家制度越来越优厚导致个人安排生命周期和预防性储蓄的动力减弱等。
总体而言，私人储蓄和信贷供给不足在很长时间里由公共部门的巨额储蓄和信贷供给所填补。瑞典公共部门的净储蓄在1960—1970年代经常占全国净储蓄的一半左右，公共部门的信贷供给也占到有组织信贷市场的总信贷额的一半。但这仍不足以为私人企业体系提供一个坚实基础，它们依然需要包括家庭在内的国内私人财富的积累。还有税收体制对居民家庭直接持有股票同样不利，使持有金额显著减少。(①税收制度不但有利于债务融资，也有利于各类机构持有股份，包括保险公司和慈善基金等。由家庭直接持有的股份的比例从1950年的85%下降到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早期的15%，尽管通过各类基金持有股份的家庭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如果家庭拥有的共同基金被计入家庭部门，持有比例在1990年代中期应该为25%左右（信息来自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hareholders）。)
瑞典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上述特征——对企业所有者实行高税收、给大企业提供选择性补贴、对资本市场严格管制、家庭储蓄率低，以及对家庭持有股票实施歧视政策——或许已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小企业的创立和成长为何乏力。例如在1920—1946年间，制造业的新加入企业约占股票市场份额的4%，到1960—1970年代已下降至不足2%，到1980年代更进一步降至约1%（Pontus Braunerhjelm，1993），直至1994年才出现温和回升。另外一个容易得出的推测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更难以同政府部门就选择性补贴进行谈判。(②对生产的总补贴在1980年代约为每年500亿瑞典克朗。其中仅有3.11亿克朗可以视为对小企业的直接扶持，当然还有某些一般补贴，尤其是在农业和住房建设业中，也有利于这些产业部门的中小企业（Catharina Barkman and F.lster，1995，第118页）。)
4.人力资本激励
瑞典的人力资本回报也在1970年代下降。就大学教育来说，以“静态”方法测算发现，税后回报率在1960年代大约为12%，到1980年代降至约1%—3%（Edin、Peter Fredriksson and Holmlund，1993）。(③当然，如果假定实际工资率将在未来提高，计算出来的回报率会更高，这在静态计算中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把补贴贷款和津贴纳入计算，回报率可能还有提高（Edin、Fredriksson and Holmlund，1993）。不过此类补贴会一般性地促进把更多时间用于学习，而不只是通过市场经济回报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可能是高等教育（尤其是至少3年以上的大学教育）的学生入学率在1980年代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④经验研究显示，入学率的变化紧随大学教育的工资溢价而变化，但存在一定的时滞（Edin and Holmlund，1995）。)
不同技能类型的工人的税后工资差距在1970年代大幅压缩，同样打击了获取技能的经济激励，可能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还有，瑞典在1950—1960年代广泛采用的计件工资制，到1970年代变得更加少见。(⑤在1960年代早期，制造业工人中采用计件工资占总工时的65%，到1980年代早期已下降到约45%，此后稳定在这个水平（由Stefan Olby专门计算，统计数据来自SAF）。)但目前还没有经验研究来证实工资合同的这种激励机制变化是否对生产率增速放缓有影响。
不过，高等教育的税后回报率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早期回升到大约5%的水平（同样是采用上述的“静态”测算方法），这是工资差距扩大和劳动收入税收累进程度下降的结果。回报率的回升很可能是大学教育入学率在1990年代上半期重新提高的原因。其他解释还包括：高中辍学生失业率提高，以及大学教育规模扩张（尤其是在传统大学之外的高等教育）等。此外，工人的税后工资差距自1980年代早期之后扩大，也促使技能获取的激励有所恢复。（①虽然第9百分位群体与第1百分位群体的工资率之比从1970年的1.58降至1980年的1.33，但是到1995年又再次提升至1.43（Edin and Topel，1997）。）
4经济效率
下面从讨论经济增长转向讨论某个给定时点的经济效率，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企业市场结构的作用（包括竞争激烈程度），以及各种福利国家制度的影响。
1.市场结构
在“二战”后的多数时期，瑞典的经济效率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较高的。但瑞典的企业市场结构的低效率在最近几十年来经常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竞争压力较弱，特别是对非贸易产业部门（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4）。其中不仅涉及少数大企业占据支配地位，还与国民经济中重要部门的卡特尔化有关，瑞典的反卡特尔政策一直极为软弱无力。实际上，缺乏竞争压力的多个产业部门的指标表明，其经济效率显著低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Lindbeck et al.，1994；McKinsey，1995；Henrekson，1996a；F.lster and Sam Peltzman，1997）。只是在1995年加入欧盟之后，瑞典才不得不执行更为严格的反卡特尔规则。
在受到监管的若干产业部门，政治家、监管机构和受监管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产生了明显的“监管俘获”风险。正是在这些部门中，经常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代表形成的所谓权势集团“铁三角”，导致严重的产业进入潜在壁垒。这方面的常见案例包括农业、食品业、零售业、住房和建筑业、能源业、金融和保险业等。这是瑞典社团主义元素的又一个表现，或许也是对大企业占据支配地位的另一种合理解释。
还有，1970年代至1980年代瑞典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以政治和行政决策来取代自发的市场机制，包括选择性税收和补贴，以及在某些产业中对价格的直接控制（特别是在农业、住房市场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资本市场）。在这种形势下，鉴于经济激励和市场的地位下降，人们希望用选择性的政府财政支持和干预来弥补。这些政策经验证实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新的政策行动往往只是为了抵消以前的政策行动产生的不如意和难以预料的副作用，也就是说：“干预带来更多干预”。例如，为维持低利率水平，政府只好对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进行监管干预，尤其是迫使它们给住房建设和大型出口企业以及政府自身提供贷款。对生产企业的普遍利润挤压，促使政治家们实施选择性补贴、“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并提供永久性的公共部门就业岗位。保护主义对农业产品结构产生的抑制作用，则利用对农场的“行政式”合并与合理化改造来抵消，由专门的政府农业部门（jordbruksn mnder）负责实施。由于农业保护是通过对加工产品的关税来实施，而非针对农场层级，所以又必须对国内食品产业实施监管。在政府和农民合作社帮助下，该产业的卡特尔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另外，零售业的竞争也受到限制，其手段是借助瑞典市政当局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垄断权，为保护现有商店和市镇的购物中心免受新的竞争对手威胁。租金管制则迫使政府为住房建设提供补贴或将其社会化，以防止市场崩溃，但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控制建筑成本的动力，如此等等。
2.福利国家制度的影响
众所周知，福利国家制度具有促进效率和削弱效率两方面的影响。促进效率方面最显著的案例或许是强制性社会保险，它帮助克服了私人资本和保险市场上的缺陷。另一个案例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如教育、孕期看护、儿童看护和医疗服务等，它抑制了投资不足的倾向，解除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潜在威胁。当然内生增长理论还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效率乃至长期生产率增长都有正面促进效应。
还有经常提到的一个说法是，收入分配差距小有助于缓和社会冲突，严密的安全网体制则让公民更愿意持续调整资源配置。这两个特征据称都有助于改进经济效率，或许同样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假说看起来具有合理性，甚至也可能有经验数据的支持，但需要若干限定条件。瑞典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在社会冲突方面，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缩小的后果，与如何实现差距缩小的手段有必然联系。例如，如果差距缩小是源于更分散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初始分配，而不是通过永久性的高边际税率和价格管制（更不用说对财产实行国有化改造）来实现的，对经济增长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
我们还可以推测，收入均等程度与社会冲突的关系并非单调变化，至少在利用税收和福利国家政策来实现的时候是如此。原因之一是，此类政策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政治化，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收入分配是政治博弈过程（political process）“武断”决定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发挥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的重要功能。其结果将导致，在达到某个差距水平后，冲突将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加剧。实践表明，瑞典在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早期通过团结工资政策、税收和转移支付推动了激进的收入均等化，但分配方面的冲突并没有因此显著减少。另外，对资源再分配的容忍度在瑞典肯定还不是大到足以防止对劳动力大规模区域流动的政治抗议。在1970年代后期，此类抗议行动迫使政治家们增加了各种区域性补贴，以减少劳动力从经济停滞地区流出，由此拖累了资源在地理上的优化配置。
在解释福利国家政策对效率和增长的负面影响时，最明显的可疑因素当然是广泛的税收和福利楔子（tax and benefit wedges）。在1980年代，瑞典的大多数工薪收入者面临的边际税率达70%—80%（包括所有类型的税收和福利楔子）。（①部分社保税不属于真正的税收，因为个人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要和以前缴纳的社保税挂钩，文中的数据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图6反映了这些税收楔子随时间的变化，包括两类工薪收入者的“税后边际收入”，其数值为1－边际税收楔子。
在经验研究中，居民家庭的税收楔子给瑞典经济造成的成本通常以“公共基金的边际成本”来描述。就平均水平的工薪收入者来说，大多数针对1980年代后期的研究得到的估计值为，每1克朗税收对应的成本为1.15—2.75克朗。（②这方面的综述参见：Agell、Englund and S.dersten（1995，ch.8)；Thomas Aronsson and James R.Walker（1997)。大多数此类研究认为，对普通雇员来说劳动力供给的补偿弹性低到0.1。）当然除这些研究本身的各种分析困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局限，即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一类或几类经济决策的效应。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反映楔子效应的普遍存在，其中包括受影响的各类决策，如休闲、家务劳动、产品和服务的易货交换、工作的强度和质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工作岗位的选择、劳动力的区域性（包括跨国）流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和储蓄的规模与配置，避税、逃税，还有经济犯罪等。（①对地下经济（也就是没有纳入税收的市场部门）的大多数估计显示，其大小约占GNP的4%—8%。当然，所有这些研究都高度不确定。其综述参见A。ke Tengblad（1994)。）不幸的是，可能除了工作小时数之外，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系统数据信息来反映这些行为调整。
至于福利制度对激励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回避贫困陷阱问题（例如单身母亲所面临的困境）。在福利方面出现的道德风险和欺诈问题看起来尤其容易发生在疾病津贴、工伤津贴、对单身父母的经济补贴、选择性住房补贴、社会救助以及对提前退休的补贴。在1980年代后期，当瑞典的疾病津贴制度的替代率高达90%—100%时，人们以生病为由脱离工作岗位的时间多达每年26天，远远超出1955年的14天（参见：Henrekson、Kari Lantto and Mats Persson，1992；Per Johansson and Palme，1996）。其结果导致，雇主们不但经常需要招聘相当多的冗员，还必须根据哪些人在岗来重组工作团队。
获得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以美国的术语来说属于救济）的家庭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50—1965年间，每年获得此类救助的人口大约占4%，到1996年却提高到10%左右（Socialstyrelsen，1994，第24页）。社会救助获得者的构成同样发生了改变。老年人和病人更多被工作年龄段的人取代，其中不乏相当年轻的人。实际上在瑞典人的生命周期中，社会救助和其他基于家计调查的福利已经成为某个阶段相当“常态化”的特征。（①根据一份从1990年开始的研究，瑞典南部若干城市中大约有14%—30%的人在过去10年中至少领取过一次社会救助（Tapio Salonen，1993，第95—103页）。对24岁的人来说，相应的比例为20%—38%。在1965年出生的人中，有2/3在27岁时至少接受过一次基于家计调查的福利（Uddhammer，1997，第4章）。）1990年代依靠社会救助的人口数量增加，还与失业率提高和一般转移支付体系的福利水平降低有关（Salonen，1996）。
获得提前退休津贴（最早是为残疾人设计）的人数在1980年代达到劳动力总数的8%，远在失业率加速提升之前发生。不过与其他几个西欧国家相比，瑞典55—64岁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未大幅下降，在1995年男性为70%，女性为63%，而经合组织中欧洲国家的相应比率分别为57%和30%。
直接的津贴欺诈的最明显案例或许是，有工作（可能是黑市性质的工作）的人同时享受了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的津贴，如失业津贴、疾病津贴或者提前退休的退休金。其他例子还包括，有人蓄意夸大自己不能工作的身体障碍，或者瞒报婚姻和住房状况等。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对此类津贴欺诈的数量水平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②瑞典国家审计局开展的一项很不完善的初步研究（Riksrevisionsverket，1995）测算出，此类欺诈的金额约达50亿—70亿瑞典克朗，相当于有关福利制度支出金额的6%—9%。）
还可以推测，由于经济行为可能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例如人们不赞成过分依赖福利、在津贴和税收上作假，因此福利制度对激励的某些负面影响会被推迟，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使社会风气适应新的经济激励体制（Lindbeck，1994；Lindbeck、Sten Nyberg and J.rgen W.Weibull，1996）。
劳动力在家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分工，当然会受到各种福利国家制度及相应税收制度的影响。边际税率较高会引起替代效应，不但会增加休闲时间；较高的边际税率还鼓励居民自己完成家务劳动，而不是到市场上购买服务。市场上的家务劳动供应方要多获得100美元的税后收入，瑞典的家务劳动购买方就必须多获得4—9倍于这个数额的税前收入，具体倍数视买方和卖方的边际税率有所变化。这是因为各种边际税收楔子的共同作用，包括双方都要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保税，以及卖方的营业税等。由此导致对公开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增强，并压低了对家务劳动的市场需求水平。
不过，对于劳动力供给的这些负面替代效应，由于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其他特征而有所抵消。在1970年代早期的税收改革后，所得税是根据个人收入而非家庭收入来评估的，对家庭中的“第二”收入者（通常是女性）的边际税率大幅降低。给儿童看护和家庭外老人看护提供的大量补贴，也进一步促进了劳动供给，其中主要是女性（包括单身母亲）。许多福利与工作挂钩，同样促进了劳动参与率。例如，与产假和退休有关的福利与工作经历挂钩，失业津贴和社会救助则与寻找和接受工作邀请的意愿挂钩。许多家庭的平均税率较高，也刺激了女性劳动力供给，因为仅依靠一个人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这反映了收入对劳动力供给的正面效应，或者确切说是流动性效应。
上述理由都有助于解释瑞典的女性就业率为何相对较高（当然很多时候是属于兼职性质），甚至大多数单身母亲也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高达70%—80%。这实际上也是政府以“性别平等”为旗号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目标。通常认为，公共部门自1970年代早期以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巨大增长也推动了这一变化。（①瑞典的女性就业率略高于美国，在1995年25—64岁年龄段两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5%和71%。但如果以工时调整后，美国的就业率则要略高一些（Christina Jonung and Inga Persson，1993）。）
这些情况证明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福利国家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后果不但取决于总体的福利支出水平（或者说总体的福利状况），也取决于这些制度安排的精细结构设计。（②对这一点的强调，参见Freeman（1994）和Atkinson（1995)。）
瑞典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共同结果是，“对物的看护”（例如房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维护）责任从市场转向了居民家庭，这是广泛的边际税收楔子所致；“对人的看护”则从居民家庭转移到政府部门，这是由于对儿童和老人看护等公共部门服务的高补贴。社会主义国家对生产企业实行社会化改造，而瑞典的福利国家制度则广泛地把对个人和家庭的人工服务进行了社会化改造（Lindbeck，1988）。有的学者指出（Sherwin Rosen，1997），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服务消费总量（包括家庭和公共部门双方生产的部分）增加，其代价则是实物消费扩张不足。
瑞典的公共服务可能有较高的质量，服务的分配也相对平均。儿童看护即是一个例子。然而在缺乏市场和竞争的情况下，公共服务部门通常难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率，也不容易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进行调整。前文提到的这个部门在1970—1980年代的生产率下降就证明了上述困难。在对服务实行配给制时，还容易发生内部人和外部人对立的问题。例如，儿童看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儿童的父母可能形成共同利益，限制某个服务机构的看护儿童数量，即使增加儿童人数并不会影响服务质量（参见Hans Bjurek et al.，1996）。因此尽管有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仍有大约1/5的人把很多时间用于官方机构之外的病人、残疾人和老人的看护，也就是说在“公民社会”的环境中看护（Busch-Zetterberg，1996）。
就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对激励的严重负面影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担忧或许更多来自上述类型的零碎案例，而非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缪尔达尔对瑞典已经成为“骗子国度”的印象主义式描述，就成为过去20年来政治讨论中最广为引用的说法之一。其实，1983年的税收和福利改革以及1990年代早期更触及根本的改革，已经在某些程度上缓和了各种激励扭曲问题。尤其是1991年的税收改革在本质上以两级分类税收制取代了原先的高度累进制所得税：大部分纳税人的税率降为26%—33%（只向地方政府缴税），高收入者的税率为51%（需要再向中央政府缴纳20%的所得税）。由于1983—1995年间的税收改革，大多数工薪收入者的总体（公开和隐含）边际税收楔子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最高税率普遍从85%下降至70%，大多数全职工薪收入者的税率从75%下调至60%。当然，这些税率在数年之后又再次提高。
1990年代早期，瑞典社会保障体制内的大多数替代率从90%—100%降至80%，甚至临时性地下降到75%。还强制雇主负担病休前两周（后来延长至四周）的疾病津贴的发放和管理，并增加了为期一天的等待日。这些改革促使病休天数显著下降，从1989年到1995年，每年的平均病休天数从24天降至11天（统计数据来自Riksf.rs kringsverket）。不过，1990年代早期的失业率提升或许也是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
5宏观经济稳定和失业问题
1.宏观经济政策体制
“二战”后的瑞典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阶段的类型。
（1）1950—1975年是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鼎盛时期。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补贴和管制等手段来熨平私人投资波动，并通过行政控制来稳定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此时期的第一阶段，产品市场上的宏观经济政策行动通常是反周期的，瑞典的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小于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国家（Lindbeck，1975，第88—93页；Andrea Boltho，1989）。不过，这种反周期模式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恶化，在某些情况下受党派政治的核心议题的影响。正是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开始注意到存在“政治商业周期”的可能性，该说法借鉴自由市场引发的传统商业周期。
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据称受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背景下固定汇率制度的约束。理论上讲，参与工资谈判的各方需要确保工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工资增长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定义则是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增速之和。整个理念经常被称为“北欧通货膨胀模式”（Scandinavian model of inflation），有时被解读为描述性的实证理论，但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工资政策标准。由此，使固定汇率制度与可贸易部门的高就业水平相容的责任，事实上授予了参与集中化工资谈判机制的劳动力市场组织。这是瑞典经济政策中又一个社团主义元素的例子。北欧通货膨胀模式的工资政策标准，显然与前文提到的用固定汇率和工资成本提升来挤压利润的观念存在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是依靠妥协实现的：工资增长略微高出了北欧式通胀工资标准，每年的超出幅度大约为半个百分点。
对北欧通货膨胀模式的坚持到1970年代中期走向失败。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社民党试图用财政扩张手段（包括对存货投资的大量补贴）来“跨越”国际衰退形势，结果导致工资成本暴增。在1974—1976年的三年时间里，小时工资成本总计提升了约65%，导致瑞典克朗被高估，可贸易部门的生产和投资乏力。由于国际市场上产能过剩的传统（基础）产业在瑞典经济中极为重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采矿业、钢铁业以及造船业等（Lennart Sch.n，1994）。
（2）1970年代中期可贸易部门的危机，由于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在1976年和1977年对瑞典克朗实施贬值（幅度共计12%左右，指有效汇率）而有所缓解。这标志着长达25年的固定和不变汇率时代的结束，当然，政府此后又很不成功地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固定汇率制度。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体制的特点则是反复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贬值（到1981年和1982又年再度发生）。这段时期的工资—货币贬值循环使汇率在高估和低估之间的变动成为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贬值政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通货膨胀趋势相当严峻。瑞典的消费物价指数在1980年代提高到每年约8%，而经合组织国家（不包括土耳其）整体上为6%。不过公开失业率依然在1.5%—3.5%的较窄范围内波动（全国统计数据），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失业率却大幅攀升。
198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因素：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①商业建筑的价格在1980—1990年似乎上涨了至少4倍，公寓住房的价格涨幅超过5倍，而消费品的价格涨幅只有约2倍。同期的股票价格上涨超过10倍（SNS，1993，第 5章）。）这个变化背后的一个原因是1985年左右放松了国内资本市场管制，此后银行贷款出现每年约20%的膨胀，而瑞典经济此前已经在1981年和1982年受到过大幅货币贬值（分别达到10%和15%）的刺激。国内利息支出可以完全从居民家庭高边际所得税中扣除，导致税后实际利率水平极低（甚至经常为负值），这也是促使资产价格膨胀的原因。（②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前期，居民家庭的长期实际税后利率维持在－5%到－6%的区间，1980年代后期约为－2%（Agell and Lennart Berg，1996）。）还有，政府直到1989年才完全解除对外汇市场的管制。于是国内日益增长的对资产（包括房地产）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在瑞典经济中。房地产价格繁荣伴随着商业用房和住房建设的繁荣，特别是在1980年代后半段。加上1984—1988年间同时出现了消费支出的繁荣，最终出现经济过热的结果就丝毫不令人惊讶了。其表现包括总失业率下降（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到1989年为1.3%），以及工资成本通货膨胀率在1984—1991年间达到每年9%。
（3）第三种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是在1990年早期出现的，其主要特征是更加强调价格稳定，这是1970—1980年代快速通货膨胀引起的反制行动。新的政策立场是由社民党政府在1991年1月的财政计划中正式发布的，把低通货膨胀确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瑞典的这一新政策框架无疑受到了其他国家类似目标的启发，但也可以视为想恢复1960年代到1970年代早期的“北欧通货膨胀模式”，以固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增强新的政策立场（通常总结为“基于规范的政策”）的可信度，瑞典克朗于1991年5月与“欧洲货币单位”（ECU）挂钩。然而当时快速的工资成本提升再次导致克朗被高估，参见图3a和图3b。（①此类基于规范的宏观经济政策策略，尤其受到与斯德哥尔摩的商业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Business and Policy Studies）有关的部分经济学家的力荐。）
新政策思路取得了一定成功，通货膨胀率在一到两年内下降至3%左右，虽然部分是因为失业率较高和社保税降低，但也有政府任命的稳定委员会的帮助。当时所谓“雷恩伯格委员会”（Rehnberg Commission）说服劳动力市场上的组织接受1992—1994年的三年期较低工资增幅。但“不再贬值”的政策理念后来还是失败了。结果表明，瑞典克朗不可能从德国马克区借来信用。瑞典克朗在1980年代后半段的贬值预期继续存在，并在1990年代早期有所恶化，通常反映在瑞典和德国债券的利差上面，达到2—4个百分点。甚至瑞典中央银行在1992年秋季把贷款利率提高到惊人的500%，也依然未能挽救克朗，只好在1992年11月允许汇率浮动，或者说沦陷。
不过，瑞典在1990年代早期的最引人瞩目的宏观经济事件，却是遭遇了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991—1993年的三年中，GNP累计下跌了4%，制造业产出从峰值季度到谷底季度的跌幅达15%。1990年到1993年，总就业人数下降了约11%。公开失业率在1994年提高到8%（如根据经合组织的标准化统计数据则为9.5%，参见图7），总失业率（公开失业加上参加各类劳动力市场计划的总人数）达到13%。
对1990年代早期衰退程度的最贴切的解释是，当时并没有采取措施来调节成本和需求冲击，例如通过货币贬值或增加国内对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同时，负面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又不寻常地同时爆发。主要例子包括国际经济衰退、世界市场上的实际利率水平提高（瑞典更严重）、先前膨胀的资产价格急剧下跌，（①在1990—1993年，商业建筑的价格下跌了约50%，公寓建筑和独栋住房的价格的跌幅约为30%。有研究显示，住房价格下跌中大约有一半仅仅是由于1991年以来税收制度不友好造成的资本化效应（Agell、Englund and S.dersten，1995）。）以及房地产业的建筑活动大幅减少（降幅约75%，因为资本所得税率降低引起利率成本下降而加剧）。同时，金融业经历了严重的清算危机，迫使政府给所有主要的金融机构提供存款担保和贷款担保。政府还被迫救助了三家银行，金额达到当年GNP的4%左右。其中90%的资金都用于北方银行（Nordbanken），其控股股东就是瑞典政府。
瑞典经济在1990年代早期遭受的几次负面冲击，显然属于1980年代的发展与政策的“遗产”，典型的例子包括高工资通胀和日益高估的汇率、泡沫资产价格的下跌以及过热的建筑业繁荣的破灭等。
在那次衰退后期，瑞典的家庭储蓄率从1990年的－2%提升到1994年的10%（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之对应的，则是总需求占GNP的比重下跌了6个百分点。（②如果家庭储蓄是以实际财富的变化来测算，而非当期收入与购买消费品的差距（国民账户中的办法），那么储蓄率在1980年代后期实际上有所提高，而在1990年代早期下跌，而国民账户中显示的储蓄率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Englund，1995）。）由于企业部门储蓄也在增加，私人总储蓄的提升幅度达到GNP的19%。鉴于经常账户收支状况并无太大改变，公共部门的金融作用随之发生了变化，根据国民账户恒等式的原理，表现为镜像状态，公共部门的储蓄率从GNP的4%下降至－13%。这说明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产能利用率的改变高度敏感。
在瑞典克朗到1992年底贬值约20%之后（有效汇率），中央银行参照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的做法，在1993年1月提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以取代把固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思路。新目标是每年的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为2%（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
在瑞典克朗贬值后，宏观经济逐渐从严重衰退中复苏，这与1980年代早期的大幅贬值之后的情形类似。（①在1994—1996年的三年期中，GDP的年增速约为2.8%。）然而，过去的总产出冲击的持续性质让人怀疑，如果不对瑞典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进行彻底调整，产出的损失能在多大程度上在近期内恢复。（②有一项研究发现，瑞典的国内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通常是永久性而非暂时性的（Thomas Uhrl，1996）。）当然在复苏期间，工业产量对实际汇率的高度敏感再次显现，在1993—1996年的四年中。每年的增速达到7%，1996年的产出水平比危机前的1990年高出了17%（年度数据）。
正如1980年代后半段的经济复苏一样，瑞典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急剧增大后又急剧回落，在1993年到1996年从GNP的12%降至4%。在这8%的总降幅中，大约2/3是相机抉择地增税和节支的结果（两者的份额接近），其余是由于自动财政应对机制、资产出售以及某些类型的“创造性账目处理”。到1997年，债务比例稳定在GDP的80%左右，公共部门的综合净债务比率约为30%。
2.宏观经济实践的教训
瑞典在最近数十年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可以总结出六方面的经验教训。
（1）虽然“微调”在产品市场上是危险的行动，但在劳动力市场表现较好，因为很多劳动力市场干预项目经常呈现出反周期变化。当然，两种类型的政策都容易遇到政策立场适应的经典问题：私人参与者迟早会对政策调整形成预期，意味着他们在推高工资和价格时不会再犹豫。
（2）凸显了重大政策改革的正确顺序和时机的重要性。瑞典在顺序安排上最显著的失败案例或许是，在激进的税收改革（包括降低资本所得税税率）和取消外汇管制之前，就实施了国内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在时机选择上最显著的失败案例应该是，在1992年急剧提升税后实际利率，当时建筑业活动正好由于其他原因大幅崩溃，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运气不佳。（①1991年税收改革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总体来说难以评估，因为投资和储蓄的税后回报率以及税后资本成本都提高了。还有，由于税收改革的影响，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有一项研究认为，净效应是收缩性的，主要是因为对住房资产的资本价值乃至对住房建设产生了负效应。）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充分就业状况被打破时，疾病保险改革减少了缺勤率。
（3）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得不重蹈1920年代的覆辙。信贷额度的涨跌很容易导致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并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清算和流动性问题。这些现象可以造成宏观经济的异常波动，产生类似于哈耶克类型的商业周期。它表明在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时需要尤其小心。
（4）第四个教训涉及居民家庭储蓄的潜在不稳定性。就瑞典来说，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或许是由于资本市场放松管制、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税后实际利率水平大幅摆动等原因，居民家庭的投资组合需要进行存量调整。1990年代早期就业岗位的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也是促使家庭储蓄率提高的原因。（②有关这些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目前尚无共识。）
（5）另一个有关的教训涉及自动财政稳定机制。在包括瑞典在内的福利国家制度较优厚的国家，财政赤字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容易暴涨。（③在1981—1982年和1991—1993年的两次衰退期间，与趋势值相比，GNP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应的财政赤字占GNP的百分比提高约1.3个百分点，其中约0.7个百分点是由于传统的自动稳定机制。在前一次经济衰退中，财政赤字的增幅达GNP的8%，在后一次则达到16%。部分原因是GNP的构成发生变化以及相机抉择式的政治决策，例如增加政府支出以降低公开失业率等。）近来有数位观察家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怀疑这是否总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其理由往往会提到“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假说，其含义是私人储蓄的增幅将刚好等于政府储蓄减少的部分。最近的更为激进的“修正主义”观点甚至认为，政府债务的迅速膨胀事实上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约束效应。一个原因是私人经济参与者担心政府能否履行财务承诺，这会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具体来说，居民家庭可能担心原先承诺的社会保障权益能否兑现，从而使预防性储蓄增加，特别是减少购买耐用消费品。当然对未来税收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应。此外贷款人显然会担心，政府如果不提高通货膨胀率将难以偿付债务，由此会导致名义利率大幅提高，甚至也影响到实际利率，既产生事前影响也有事后影响。根据上述修正主义观点，存在这样的风险，即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在财政赤字对产出和就业高度敏感的国家，传统的财政稳定机制实际上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机制。瑞典和其他国家近期的经历还表明：政府债务激增可能导致政府对是否实施相机抉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犹豫不决，哪怕在遭遇严重衰退的时候。
（6）最后，事实表明固定汇率制并不是控制瑞典通货膨胀率的强有力手段。实际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与预定的汇率制度并没有保持一致。其影响是，私人参与者往往有充分理由预期发生新的贬值，而且后来也的确发生了。瑞典的货币贬值循环还与财政赤字的剧烈波动有关：财政赤字在汇率高估、产能利用率下降的时期急剧增加，而当汇率贬值后，财政赤字会同样快速地下跌。还有，金融市场国际化大幅减少了在汇率高估时可以用于调低国内成本的时间。浮动汇率制度与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相结合能否取得更好的结果，还有待观察。1993—1996年的经历令人鼓舞，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与德国的利率差（10年期债券）也降至1个百分点左右。不过要判断这种政策能否长期有效目前还太早，特别是在失业率降低之后。而且假如瑞典要加入欧盟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s，ERM）或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EMU），这些实验也将无法继续。
3.就业方面的经验
瑞典在就业方面的经验关系到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如何能够在如此长的时期维持如此低的失业率？为什么充分就业的局面会在1990年代初期被打破？
系统地总结起来，对1970—1980年代低失业率的学术研究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探讨：（1）“可靠”的集中化工资谈判机制控制了实际工资水平；（2）失业津贴制度严格的“工作要求”鼓励人们寻找工作机会；（3）“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改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效果；（4）实际工资水平被不时的货币贬值所削减；（5）公共部门的永久性就业岗位快速增长维持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尤其是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
（1）在失业率出现提升的几个时点，实际工资水平无疑被降低了。对此的通行解释是，集中式的工资谈判降低了“实际工资弹性”。不过这不是通过名义工资缩减来实现的，而是利用一系列贬值，使实际工资在这些时候下跌。如果参与集中工资谈判的各方真的那么“可靠”，为什么它们会同意在1970—1993年使名义工资水平总计上涨600%（若包含社保税会达到800%）？税后实际工资水平上涨的空间实际上几乎没有，在上述20多年中实际工资并没有提高。把名义工资水平提高600%—800%，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笨拙的维持税后实际工资不变的办法。因此，瑞典的集中式工资谈判制度的作用，最多是确保在每次大幅度货币贬值之后，工会不会要求马上补足实际工资削减的部分。由此看来，瑞典集中式工资谈判中著名的“实际工资约束”只是特殊的严峻危机时刻下才会兑现，也就是货币贬值刚刚发生之后。
随着瑞典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之外的其他高层组织在1960年代后期的地位逐渐提高，尤其是白领雇员和公共部门雇员的组织（后者从1966年开始获得完全的谈判权），集中式工资谈判也变得更加困难。这个结果导致，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先前对工资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多极式的集中体制，不同工会组织之间频繁发生摩擦。瑞典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人数在1955年是其他工会成员人数之和的3.5倍，但是到1975年和1995年分别下降到1.7倍和1.3倍。
（2）瑞典的失业津贴体制设计有利于维持低失业率，这个论点在跨国回归分析中得到了某些支持，研究发现，固定的失业津贴发放期限和严格的工作要求有利于降低失业率（Richard Layard、Stephen Nickell and Richard Jackman，1991）。但后来证明，这些制度在高失业时期很难在政治上维持下去。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瑞典的失业者已获准通过参与各种劳动力市场项目来延长失业津贴的领取时限，使领取期限实际上成为无限期。当劳动力市场的空缺岗位非常少的时候，关于工作要求的规定也变得难以执行（Lars Ljungqvist and Thomas Sargent，1997）。
（3）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培训项目和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措施——是瑞典在经济政策领域的特殊贡献。毫无疑问，通过公共工程和就业补贴来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可以带来就业，但难题在于，不清楚这些活动会对普通就业产生多大和多快的挤出效应：在生产和劳动投入上产生直接替代，或者通过高税收间接减少对私人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实际工资水平产生抬升压力等。对瑞典的经验研究表明，挤出效应可能相当大，政府直接创造工作岗位的措施会带来50%—80%的挤出，尤其是在建筑业。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与瑞典类似（Forslund，1996）。当然在政府增加社会服务部门就业时，还一直没有观察到对私人就业产生了任何直接挤出效应（Forslund and Alan B.Krueger，1997；Lars Calmfors，1993）。这里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缘由是，私人生产在该产业很难发展起来，因为政府对私人提供此类服务制定了各种歧视措施。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私人生产和就业出现的可能性在很早之前就从这个部门被排挤出去了。不过，当已婚女性受到激励进入私人劳动力市场时，她们对私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
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培训项目当然是改进劳动力市场运转的积极措施，但也有某些明显缺陷。例如，在任何给定时期中，在瑞典获得就业岗位的人里只有不到17%是通过近乎垄断的官方全国劳动力交易市场找到的职位。（①如果把被以前的雇主重新雇用排除在统计之外，这个数字会提示至23%（Statistics from National Labor Market Board，1996）。）此外，如果没有足够的岗位空缺，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培训项目将难以成功，这些政策毕竟只是为帮助人们从失业状态更快地“游到”有空缺的岗位上，也就是说在严重衰退时很难取得显著成效。
瑞典在1990年代早期的经历，令人吃惊地暴露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缺陷。大约有5%的劳动力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委员会（Labor Market Board）组织的各种项目，仍无法阻止公开失业率的大幅提升及长期失业现象的显著增加。相关的成本收益研究同样显示，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开展的再培训项目的经济回报率相当低（可以参考Forslund and Krueger，1997；Calmfors，1993）。（①在1994年早期，所有登记的求职者中（包括参加再培训项目的人）有46%已经至少失业一年（NUTEK，1994，第 47—49页）。多项实证研究表明，参加过政府再培训项目的人获得的劳动收入并不显著多于未参加的人（Bj.rklund，1993）。这些研究进行了严格处理，以纠正样本选择上的偏差，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完全做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瑞典的这些项目规模过于庞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工人们有时选择参与这些项目，只是为了获得更长的领取失业津贴的期限（制度规定从1996年起有了变化）。还有的推测是，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开失业率的关注，让政治讨论忽视了可以改进私人部门整体业绩（包括扩大私人部门就业）的措施。
（4）货币贬值的确屡次改善了可贸易部门的就业状况，但这样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有延时的实际影响？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名义工资通常在贬值之后不能很快地提升上来。对这个时滞的一种解释是，贬值经常发生在实际工资处于非均衡水平的时期，也就是存在严重失业或者威胁到可贸易部门利益的时候。在此情况下，可贸易部门的内部人和工会领导人有时候可能会接受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按国内货币计算）来降低实际工资（产品和消费工资），以减少就业面临的风险。借助这种方式，货币贬值可以加快向可持续的（均衡）就业水平回归的进程。这个过程非常符合凯恩斯的著名论点，即工人和工会通常可以接受用通货膨胀来压缩实际工资，但不能接受名义工资的削减（甚至不接受名义工资涨幅的缩小）。于是，一系列贬值可能屡次把瑞典经济从严重失业的危局中挽救了出来。
（5）经常有人指出，瑞典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低失业率是公共部门的永久性就业岗位扩张的结果，1970年到1985年增加了60万人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15%。为什么私人就业没有被挤出同样多的岗位？正如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带来的临时性公共部门就业增加一样，答案或许也在于挤出效应的出现需要时间。
与之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从1960年代早期到1980年代早期，为什么瑞典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的巨大涨幅并未导致此类雇员的失业率显著提高？一种可能的解答是：在以“充分”就业为特征的经济体中，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引起以非熟练劳动力进行替代（Topel and Edin，1997）。还有，公共部门就业的巨大增长维持了对中低技能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这必然至少暂时性地间接增加了低技能男性劳动力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在私人部门同众多的低技能女性劳动力展开竞争。
对瑞典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出色就业成绩的这些解释，可以在前文提到的一个事实上得到证实，即充分就业局面被打破，正好发生在政府决定不再用新一轮货币贬值或者扩大公共部门就业来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时候。事实上，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在1990年代早期还削减了大约10%。同样有趣的是，与基于奥肯类型的相对于增长趋势的产量变化和失业率关系的估计值相比，1990年代早期的失业率增幅要高出2—5个百分点（Gylfason，ed.，1997）。1990年代早期的缺岗率显著降低导致企业冗员减少，显然是一个原因。
由此引发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为什么先前的调整政策会被放弃？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政治家们越来越关心控制通货膨胀趋势，或许是由于他们逐渐意识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扭曲和财富再分配效应。政策转向可能也是对外国的反通胀政策的响应。还有，人们很清楚，公共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不可能永远增长下去，同时又不会造成资源分配和经济激励方面的消极后果。我们还可以推测，当时已认识到，工资—货币贬值循环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回报率和投资出现了过大波动。
因此政治家们终于作出决定，货币贬值和公共部门就业的继续扩张不再是控制失业率的可靠办法，这也意味着过去的充分就业成绩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失业的增加仅仅是被推迟了，虽然如上文所述，1990年代的失业急剧增加也是各种负面宏观经济冲击同时爆发的结果。另外还证明，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典的持续失业问题或许同样严重。（①持续机制还导致统计上测算的“均衡失业率”存在疑问，因为这个统计往往掩盖了实际失业率。有研究发现，瑞典的均衡失业率从1970年代的约3%提高到了1990年代早期的4%—7%（Forslund，1995a）。）
6瑞典模式是否正在被放弃？
现在转入总结。1870—1970年的一个世纪之久的相对快速生产率增长，使瑞典人获得了比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更高的收入水平。“二战”后越来越优厚的福利国家制度和充分就业状况，也带来了罕见的高度经济安全、充足的公共部门服务以及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瑞典有能力同时实现经济平等、社会福利、充分就业以及经济的高效率和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的几十年，这是个很自然的结论。不过从1970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长放缓，到1990年代早期，充分就业被打破，收入差距也在近期扩大，各种福利国家制度后退，所有这些已经使瑞典模式的面貌不那么诗情画意了。
这些问题可以视为两方面因素的结果：一方面是瑞典模式所处环境的外生变化，另一方面是模式本身的内生变化。前者的典型例子包括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体系的国际化，这些变化对所有发达国家都产生了影响。内生变化的例子则包括各种类型的负激励效应、道德风险及税收和福利欺诈问题、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缺乏效率，还有僵化的相对工资体制等。
最重要的“内生变化”很可能是政治家们扩展各类政府项目的野心越来越大，工会领导对压缩工资差距和扩大工会权力的抱负越来越大。库尔特·勒温（Kurt Levin）著名的“野心水平提升”（rising aspiration level）心理理论或许能帮助对此开展理论分析。
要区分1990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糟糕表现是宏观经济冲击的结果，还是瑞典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所致，并没有太大意义，两方面的结合发挥了综合效应。宏观经济冲击不可否认，但瑞典经济应对冲击的方式当然取决于自身的结构性特征。此外工资形成中明显的通货膨胀倾向和各类持续失业机制显然也反映了结构特征，两者或许都关系到瑞典劳动力市场中的内部人的影响力。财政赤字对GDP增长和产能利用的波动高度敏感，也是对瑞典的宏观经济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工业生产同样对实际汇率变化高度敏感，一个原因可能是跨国企业在瑞典经济中的关键地位，这些企业能够在不同国家的工厂之间轻松调配产量。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瑞典的产业结构：很大部分出口是瑞典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的大批量产品。
充分就业在1990年代早期被打破，也改变了瑞典模式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如要求较多空余岗位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有效性下降了。福利国家制度在财政上同样受到削弱。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工作福利策略”的问题凸显。出现了两类不同的受益人群，福利水平差距悬殊：有没有足够的工作经历决定着人们能否得到优厚的福利待遇。这种情况加剧了瑞典社会中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对立特征。除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或许还包括在某些公共部门服务的提供中）的内部人与外部人外，依靠各种福利制度维持生计的人中也出现了内部人和外部人。
瑞典经验的重要价值或许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最近几十年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很多方面落后了，更有意义的地方其实在于，瑞典的发展说明并凸显了西欧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趋势和问题。因此，瑞典最近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尝试也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这些改革是由社民党政府启动的：1980年代放松国内资本市场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税收改革，以及在1991年初转向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在这些领域，瑞典当然都追随了国际潮流。但同时，国内政策的失败显然也对政策体制的调整起了促进作用。瑞典经济学家以及参与经济政策讨论的其他人的建议，可能也对政策转向发挥了影响。
中右翼政府在1991—1994年继续推进改革，特别是削减了各类福利制度的津贴水平，并改善了中小企业的环境，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取消对利润的双重税收、降低财产税，以及适度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等，此外还废除了工薪收入者基金。大多数改革都被1994年重新上台的社民党政府继承下来，某些改革甚至加速了，例如进一步削减各种社会保障福利的替代率（虽然是暂时性的），致力于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加强预算审批流程的制度设计等。但也有某些改革被逆转，例如回到对利润的双重税收、提高财产税率以及恢复严格的就业保护法规等（当然今后似乎又会出现某些政策的再逆转）。税费收入也再次增加，在1994年到1994年从占GDP的50%提高到近54%，这是累进性质依然较强的税收体制的税率提高和税基扩大的共同结果。
瑞典在1970年以来相对糟糕的经济表现是由于经济激励扭曲、市场管制过多和竞争不足，近期的改革有望改善未来的表现。不过还有些重要的残留，包括税收楔子仍广泛存在，劳动力市场实施的改革很有限等。其经验同时还证明，要防止出现与改革有关的严重的转轨问题并不容易。这些改革不但会引起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还有因为削弱福利国家制度而给民众造成经济困难，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太多积蓄的家庭。很多人突然发现在给自己的生活做规划（包括储蓄和保险策略）时，对未来的福利预期出现了严重错误。此外，受到严重歧视的私人家庭服务部门还没有发展起来，无法在公共部门收缩时有效承接这些服务的提供。
还需要指出，瑞典的若干制度和政策是作为一体化系统运转的，具有很强的互补特点。（①该体系的支持者（Anna Hedborg and Meidner，1984）和其他观察家（Freeman，1995；Lindbeck et al.，1994；Jakobsson，1996）都指出过这一点。）这个体系中的不同部分相互扶持，或者相互抵消了其他部分带来的消极副作用。对体系中某个部分的改变，经常会带来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后果。有时候，体系中的其他部分能有效制约个人的行为，使改革难以产生任何效果。一个例子是，有些政策行动旨在激励失业者更努力地寻找工作，但除非雇用工人的成本降低，相对工资水平的灵活性增强，否则这些政策实际上很难奏效。在其他情况下，单一的政策变化甚至可能导致出乎意料的严重后果。如果对个人行为的严厉约束突然取消，个体行动对体系中的其他部分的影响可能会完全释放出来。一个例子是，瑞典在1980年代取消了资本市场管制，却没有充分降低边际所得税率，诱使人们借助漏洞大量抵扣利息支出。
我们还看到，瑞典模式在最近十年成为高度流动的状态。瑞典经济和社会政策最近数十年已形成的“规则不稳定”特征，由此变得更为明显。（②近年来，不只是税收和监管制度，而且福利制度也变得高度不稳定。例如在1991—1996年，社会保险体制的规则发生了近300项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发生了约50项改变（Riksf.rs kringsverket，1996）。）不过基本趋势表明，瑞典已再次成为较为“正常”的西欧国家，回到了1960年代中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激进实验开始前的状态。瑞典在1995年成为欧盟成员国，看起来也加速了这个变化。如果近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变化持续下去，本文所定义的“瑞典模式”将成为一个短暂的历史插曲，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早期，其生命期不超过三十年。
不过历史从不会终结。我们没有任何把握断言，瑞典加入欧盟（或许还会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制度和政策，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于欧盟自身将如何发展也并不清楚。另外，对于近期的改革趋势和瑞典模式重要特征的褪色到底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我们还难以判断。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清楚瑞典是否会成为一个不但能建立精巧的福利国家制度而且能够改革和逆转这些制度的先行者。最初创造这个模式所依赖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机制，也可能还会导致过去的政策或者其变种在未来卷土重来。包括工会在内的多个利益集团就已誓言要恢复过去的制度、规则和政策，其主要建议包括恢复社保体制中的福利水平和增加税收（尤其是对高收入家庭）等。增加企业的集体所有权的建议也不时出现，例如最近就有人提出，政府运营的养老基金应该大量投资于股票市场。此外，大约65%的选民是几乎所有收入来自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但不含政府下属公司和公用事业机构）的雇员以及依靠转移支付为生的人。这是否表明存在逆转的可能呢？■
（余江 译）
参考文献略
作者向多位人士的评论建议致谢，包括：Jonas Agell、Anders Bj.rklund、Nils Elvander、Ulf Jakobsson、Magnus Henrekson、Per Molander、Mancur Olson、Ma。rten Palme、Mats Persson、Olof Petersson、Lars Svensson和Peter Birch S rensen，以及三位匿名的评论人。有关的统计工作得到了David Sundén、Lennart Grundberg、Patrik Karpaty和Pavlos Petroulas的协助。文字上的改进要感谢Julie Sundquist。原文见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ⅩⅩⅩⅤ（1997年9月），第1273—13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