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7日下午，共识网举办了第一期杉园青年学者沙龙活动，李侃如先生作为主讲嘉宾，对中美关系及东亚安全形势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李侃如先生发言以及部分青年学者发言实录。有关共识网·青年学者沙龙活动，请详见：“杉园青年学者沙龙”活动公告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众多青年学者畅谈“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即使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这让全世界都很震惊，但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仍不能忽视。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跨国性因素的增加，中美关系、东亚地区安全形势面对的问题将会更加复杂，下面我将对中美关系和东亚安全做一些分析。
不打领带的会晤：中美正在加深相互理解
中美拥有非常成熟的双边关系，中国中央政府的几乎每个部门都与美国对应的部门有固定的联系渠道，一般每周联系一次。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美国几乎每个部长都与相对应的中国部长熟识，中美两国对于对方在每个国际上的问题立场都比较了解。
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派出了大约200人的代表团，其目的就是让中美双方在政府换届之后，新上任的官员之间能够彼此熟悉。
六周前，中美在加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不打领带的元首会谈。此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三次分别是APEC、G20、联合国大会，虽然近年来又多了东亚峰会这个多边渠道，但是在这样的多边场合，一般只能会晤一个小时，其中只有半小时是说话，另外半小时是翻译，这样的会谈中往往只能谈到七八个话题，每个话题讲两三个要点，无法进行真正的讨论，领导人总是被下属提醒，在这样的会谈中应该说什么。
即便是国事访问，领导人之间也只能会晤两个小时。而今年在加州，中美两国领导人则有超过八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双方有时间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其中中美双方领导人各有一个小时讲自己任期内的计划、目标、日程、困难、忧虑等，这些内容不一定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很多是关于双方内政的事务。在外交中，了解对方的内政是很重要的。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会见日本首相之前曾向我询问“日本的新领导需要什么，这些需要是怎样在内政中影响他的”这样的问题--确实，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是在本国的国内政治过程中上台的，他们的决策总是与本国其它政治人物、机构的利益密切相关。
中美加州峰会并不是为了决定中美之间的大事，而是力图让双方理解决定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会谈的重点包括双边经贸、网络安全、朝鲜半岛局势、军事交流等等。这个月月底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把这些内容具体展开。明年上半年奥巴马总统将来华与习主席在北京以外的某地举行八个小时的不打领带的会晤。
一直以来，中美都寻求扩大合作，减少冲突。双方都认为中美不会结盟，也不会成为紧密合作的伙伴，也都反对军事冲突，认为两国的军事冲突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两国都已经充分认识到双方的历史、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差距很大，要形成共识并不容易。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加大了推动战略重心东移的力度，也加快了推进战略重心东移的速度。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年１０月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是对美战略重心东移和未来十年亚太战略的重要阐述和全面宣示。关于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东移动，奥巴马常用“亚洲再平衡”这个词。此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使用的资源太多而忽视了亚洲，因此必须加强对亚洲的投入，这一政策的目标包括亚洲经济一体化、安全问题、中日关系、日韩关系等历史问题。美国希望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不会太突出以至影响经济发展，所以，美国也一定要参与亚洲的安全事务。
中国有很多人把战略东移看作是冲着中国来的，认为美国试图减缓中国的崛起，甚至会遏制中国，实际上奥巴马把中国看作亚洲至关重要的伙伴，不会遏制中国。如果美国真的打算遏制中国，有很多手段可以用。
亚洲地区国家复杂多样，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国必须给这些国家以信心，设想，当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如果不帮忙，这些盟友会觉得美国不靠谱，如果美国帮忙，中国人又会觉得美国在遏制中国。
战略互疑：解析中美关系的关键词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就参与中美关系，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中美关系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的地步。当时人们还认为，随着两国之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关系，一定会增进两国的互相信任。但是今天中美两国却缺乏这种互信，仅仅能开展具体合作而已。
中美两国都在怀疑对方的长期目标，例如美国公开说，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这可称之为“战略互疑”。我在与中国学者王缉思合写的报告中，重点谈到了这一问题。在美国领导人对北京的战略信任程度方面，这一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包含四个基本部分：一是美国领导人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第二，并且假想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必然会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二是中国军队正在不断增加军费以增强其在西太平洋的战力投射能力，其目的可能是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增强全球影响；三是包括领导人在内的美国人，都对国际金融危机感到震惊。在试图让国家重新回到正常轨道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担心自己的体制出现运转失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国家可能企图利用美国目前的困难来减少美国复苏机会的意图会更加敏感；四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亚洲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调整外交政策。中国的言行让亚洲其他国家对未来美国继续在本地区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信心逐渐减少，从而引发严重关切。
总之，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而对中国而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就开始存在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到60年代末期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之后，美国的威胁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并且涵盖范围广泛，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
由此可见，降低战略互疑是中美双方的艰巨任务。
未来中美关系：改革是最大挑战
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很多评论家都忽视了关键性的一方面，中美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主要是财政问题，如果不改革，十年后会非常困难。但是现在美国方面仍然缺乏这些改革的政治条件，相关过程也比较混乱。虽然现在美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但是，解决财政问题任重道远。
而中国面临着转变方式的任务，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十二·五”的计划中再次强调。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会出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改革并存的局面。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经济改革势在必行。然而，经济改革的空间在缩小，困难在增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面临许多困难。对一个国家来说，理想状态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中国的选择。“十二·五”计划有很强的必然性，我希望它能得到确实有效的实施，但是这个计划也可能会遇到阻力。我认为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较少，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如从上世纪90年代不断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度停滞。
相比经济方面的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推动改革的政治共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十年之后中国会遇到严重困难。
中国学者喜欢进行中美综合国力的比较，但是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力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国希望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一个健康繁荣、强有力的大国。
美国是一个开放、具有活力、喜爱变化的国家，因此其他国家经济或者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并不会自动对美国构成麻烦。奥巴马总统上台时就期待提升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当然我说的这种提升是积极的、是将中国看作伙伴而非敌人。他上台后对北京的朋友表示，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全球事务的参与者，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的目标是以积极的方式扩展和加深中美关系。当然，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奥巴马总统在和中国进行广泛合作上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当然也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希望走不同的道路，但是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这些方面是非常务实的，他认为如果中美能够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这些分歧是可控的。
我曾听到有人说，美国不光想限制中国的崛起，并且还想破坏它的崛起，因此美国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将中国拖垮。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多年来，我长期和美国的决策者一起共事。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我们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我们期待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富有活力、建设性的成员，不管是在地区还是国际事务上。换句话说，中国的失败对所有人都将是巨大损失，中国的失败不光会导致中国出现混乱，还会导致这一地区出现混乱，让整个地区变得更加贫困、更不安全。因此，希望中国成功是多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中日关系：真正要警惕的不是军国主义的回潮
至于中日关系，我认为，日本政界的右倾化趋势，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当今世界已经不是19世纪那种允许武力征服的时代，日本社会爱好和平、要求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呼声仍是主流。
中国真正要担忧的，不是日本是不是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是以下两点：一是日本与中国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海域发生意外军事冲突，从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二是日本民众对中国厌恶倾向的增长导致中日关系很难改善。
国际合作：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关于世界的发展趋势，未来不是被预先决定的，人类的努力加机遇塑造着未来。如果对未来的预期很糟，或许未来真的会变得糟糕。
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变化是跨国性问题的凸显与新的科技革命。比起国际关系研究传统关注的大国兴衰，我们更应该注意跨国性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跨国性因素的作用下，国际体系、国际规范都会发生改变。
技术革命已经越来越超越国界了，通用汽车等巨型跨国公司都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研发基地，研发工作可以涉及多个国家的工作研究，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19世纪，技术进步主要在国家内部发生的，20世纪变成部分的跨国问题，21世纪技术问题的跨国性将更加明显。
这种跨国的技术进步，给我们展示了新的全球性视野，也将带来新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和各种跨国的集团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对冲突进行管理和控制。我认为，在未来哪个国家的领导层能充分理解跨国问题与新技术革命的意义，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
19世纪和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但21世纪肯定不是西方的世纪。中国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印度与拉美等国家迅速的发展等因素，都让未来的全球区域性财富分布趋向比较均等。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确实是在西方产生的，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些东西天然高人一等，而是因为西方在物质力量上，在过去二百年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全球财富和权力分布的逐渐改变，这些东西也会随之改变。
目前，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耗能源的增加构成巨大的环境压力。气候变化不是单个国家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广泛的国际合作。
青年学者发言：
崔磊：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前瞻
导语：中美关系既不会走向对抗，也不会结盟。美国将继续克林顿政府以来的对华政策，两面下注。
奥巴马连任以来，两国外交团队、外交风格发生巨大变化。不再拘泥于形式，加州习奥会就是一个典型。这显示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非常成熟的阶段，不需要太多形式主义的东西。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主持经济轨道对话的汪洋言辞风趣，妙语连珠，也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外交风格上的变化，不死板，思想上更放得开。
此外，奥巴马新政府在连任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频频派遣高官访华，主动伸出橄榄枝，类似他第一任期头一年的作为。
2013年2月以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国务卿克里、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等高官相继访华，与中方展开密切磋商；国防部长黑格尔在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通电话时，向其发出访美邀请；美方主动提出在加州举行非正式会晤；显示出奥巴马迫切希望与习近平加深私人了解和工作关系，以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
庄园会晤后，美方表示，愿意继续通过互访、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与中方保持密切联系，将尽早实现互访，并适时在中国再次举行类似会晤。在军事领域，美方邀请中方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双方还敲定今年举行两次联合军演。
奥巴马政府主动对华示好，美国智库的大力推动功不可没。2013年年初，奥巴马宣誓连任前夕，在座的李侃如先生就建议其与未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举行四次会晤，一次半天，并将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次数增加为一年两次。无独有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也提出类似建议。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尽管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奥巴马对华政策延续性将大于变化，未来3年应该不会有太大调整。中美都希望维持现状，中国不会做出挑战现状的事情，逼迫美国调整对华政策。
中美之所以希望维持现状，和大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数量呈不断减少趋势，国家间战争几乎销声匿迹。全球战略环境与格局的稳定，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对外政策不会做大幅调整。
具体到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在经贸、金融、人文等领域的高度依存与密切合作是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主要助推力。此外，在国际事务上，双方合作意愿非常强烈。
再一个原因是，两国领导人各自面对的头等大事不是外交。奥巴马第二任期，经济和国内政治仍将牵扯其大部分精力。这从去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话题就能看出。
我对四场辩论的文本进行了词频统计，发现辩论中提到最多的名词最多的依次是“税收”、“医保”、“赤字”等，设计内政而非外交。即使在外交辩论中，谈及最多的是伊朗，也不是中国，因此中国不是奥巴马外交团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策也不需要做大的调整。中国也是如此，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也不是外交，而是内政问题。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领域存在隐患，环境污染怨声载道，社会问题成堆，政府的维稳压力山大。
此外，中美关系中存在大量的消极因素，将制约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双边联系不断深化，不但旧矛盾犹在，新矛盾还层出不穷。今年以来媒体热炒的网络安全问题、去年以来随着钓鱼岛问题升温而凸显的美国钓鱼岛立场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的新问题。旧有矛盾虽然现在波澜不惊，但暗流涌动，随时有可能爆发。如新疆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国务院敦促中方维护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导致中方不满，严词指责。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既不会走向对抗，也不会结盟。美国将继续克林顿政府以来的对华政策，两面下注。一方面，美国处心积虑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确实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可观的收益，为美国民众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美国深受其益，但另一方面，中国独树一帜的政治体制和冷战期间与西方对抗的历史又让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一种“接触加防范”的对冲政策，其中接触和防范的成分孰多孰少，则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奥巴马政府也将萧规曹随，不会偏离这一政策轨道。
田飞龙：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美合作治理
导语：我对中国战略家的建议是：适当摆脱百年来对西方的文化自卑与机械模仿，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经验，将“自主性”建立在稳健有效的文化资源和制度理性基础上，对中国国际化应有分层次的战略规划与分析。
在李侃如先生与王缉思先生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里，提出了关键词“战略互疑”，这是对中美关系战略现状的准确评估。
不过，我认为李侃如先生（或以其为代表）对中国的战略分析存在一定的失察之处，这可能导致美国精英对中国整体走向的误判：第一，中国当代精英在“大国崛起”背景之下产生了两种关于“中国自主性”的强烈诉求，一种是诉诸儒家文化与制度原理的“文化保守主义”或“儒家宪政主义”的--该路径强烈要求通过合理引入传统文化来为中国的现代大转型提供文明正当性基础和正当制约前提；第二种是诉诸中国近现代转型史的“革命-改革”整体叙事，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梦”等不同形式展现。这两种“自主性”路径根源于中国文明传统和现代经验，从而与国内部分精英主张的、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规范转型论形成制约竞争态势。
但李侃如先生的分析尤其是政治与文化分析欠缺这样一种结构性认知，对中国重构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资源与路径缺乏具有更新意义的理解。中国有学者提出“通三统”之说，尽管尚无确切理论结晶，但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论确实值得中美战略分析人士高度关注。
第二，战略对话中的不平等预设与中国大国崛起背后的民族主义合理表达之间的张力问题。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之合理表达缺乏“同情之理解”，其历史想象大体定格于“义和团”形象，国内精英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论挞伐正好配合并放纵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战略性判断。然而，中国百余年来的“受害者情结”以及改革以来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却需要适当的理解和安慰，缺乏这一层面的尊重，就会误解中国人自我团结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意志。美国通过“宪法爱国主义”建立了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宪政国家，而中国之政治维系与团结依然需要长期依靠适度的“民族主义”。因此，如果美国学者认为只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在民主与人权层面给予中国期待和尊重就足够了，那么很可能造成两国深层政治文化心理的隔膜。
第三，遏制优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进一步损害了中美合作治理的单薄共识，比如美国曾希望中国在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麻烦地区承担责任，但却不愿意中国在东亚家门口承担责任，这使得中国无法建立对“合作治理”的真诚信任。
第四，对于美国冷战时期为中国主权统一乃至于中美合作治理造成的麻烦与障碍缺乏历史反思和现实矫正措施，比如美国将钓鱼岛移交日本管理，以及美国继续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可视为美国对中美关系中冷战负资产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战略思考与布局应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意识，不能落入文化上的自负和政治上的自满，应通过进一步学习美国国际化的经验而补充中国自身国际化经验与理论的欠缺。
在书中，王缉思先生表现了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灵活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娴熟以及对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在把握，但却没有表现出一种真正的世界历史意识，也没有进一步追问美国是如何取得西方文明代表权的，其分析更多集中于经验性、当代性和技术性层面。
我认为在中美关系的宏观面，中国人必须进一步追问：美国是如何从西方文明的流放者成长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者的？今天的中美合作必须是世界历史视野下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崛起经验的学习与理解还很不够，需要真正的世界历史层次的认知，需要对原理而非技术的成熟模仿。
成熟的中国战略观应具有“民族国家时刻”、“地区时刻”、“世界时刻”三个基本层次的思想运筹，在自主性与模仿性之间形成一种相对于美国的后发、综合、比较优势。所谓合作治理应是战略身份平等基础上的负责任的合作，不能让中国在“机械模仿”中始终作为一个二流的“尾随者国度”，更不能让中国仅仅成为美国全球秩序维系中的“警察部队”甚至“城管队伍”。
中国的现代战略成熟需要通过对美国崛起史的深刻还原来获得，在这之后，中美战略对话与合作治理才可能更加平等，更具实质性和建设性。
我对中国战略家的建议是：适当摆脱百年来对西方的文化自卑与机械模仿，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经验，将“自主性”建立在稳健有效的文化资源和制度理性基础上，对中国国际化应有分层次的战略规划与分析，应做到“以中国式宪政内安国民，以东亚式文化外筹体系，以东方式智慧远协外邦”，在民族国家、东亚区域和世界体系三个层次渐次统筹展开，推进稳健有效的国际化。其中内政优化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区域秩序安排次之，国际体系再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