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把所有问题都仅仅归结为分配层面的争议，它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思维会扰乱分析，妨碍问题的解决。
在美国，这种对抗思维根深蒂固，导致税收与预算陷入僵局，公共财政难以恢复到可持续状态。世界各地许多经济改革的失败归根结底源于同样的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现在欧洲形势最为严峻。自从三年前欧元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第一种解读方式侧重于欧元区的政策缺陷，认为需要以改革补救之。例如，应以银行同盟作为货币同盟的必要补充。其原因不在于由此可以方便银行转账，而在于由此可以减少银行风险与主权债务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这种解读方式所提倡的，是实施可以惠及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系统改革。
第二种解读方式侧重于个别欧元区国家的失败及其对邻国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家的政策失败削弱了整个货币同盟。这些国家必须妥善筹划，实施国内改革，而非要求改变欧元区的原则与规章，进而让其他成员国为其错误埋单。
迄今为止，主流观点是在上两种方式之间走中庸之道。欧元区实施了系统化改革，对陷入困境的国家的援助也是以其内部调整和改革为前提。但是，第二种解读方式，亦即“零和博弈”的思维，逐渐占据了上风。
最近，160位德国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认为欧盟成立银行同盟的计划无异于让德国人为西班牙人的错误埋单，正是“零和博弈”思维的体现。这些经济学家严重忽略了银行同盟旨在解决的金融脆弱性问题，反而声称只要政府停止干预银行危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们还夸大了统一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亦即在南欧和北欧之间形成大规模转账渠道。
反过来，南欧国家也愈加恼火。最近，意大利首相蒙蒂公开指责那些貌似扮演施舍者角色想确立建立在贷款基础上的尊卑等级。连立场温和的蒙蒂都这么说，就更别提南欧国家危机催生出的那些新一代民粹主义者了。
欧盟以前并不是不存在对抗思维。但迄今为止，决策者能够遏制争议，在税收与跨国转账等方面实现政治合作。当前的困境在于，几乎所有政治议题都正在被归结为分配层面的争议。
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早就预见到了这个局面，他在1997年撰文指出，货币同盟将会引发欧洲内部的冲突。当时，人们嘲笑他，将其视为欧元的顽固反对者。不幸的是，费尔德斯坦是对的。今天，统一货币并未阻止欧洲各国产生冲突，反而引发了冲突。
历史表明，关于债务和转账的国际争议极为危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德国在“一战”后的赔款问题，欧洲各国代表召开的会议数不胜数。尽管美国积极居间调解，欧洲各国还是没能消除分歧，使得赔款问题急剧恶化，演变成严重的金融冲突。但是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欧洲应当向其他成功国家学习，发掘自身的解决之路，来克服“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
世界各国解决内部争议的历史经验说明，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分配问题。即使在成功国家，人们仍然在争论税收、再分配和法规令谁获益，令谁受损，仍然存在贫富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代际之间的分歧。但是分配问题不会成为讨论的全部内容。对效率和稳定的考量要与分配层面的争议区分开来。
欧洲必须读懂这个教训，必须承认分配层面的争议难以避免，注定要寻找解决之道。在北欧国家愿意出多少钱来援助南欧国家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应当控制住这类争议的影响范围，避免整个形势受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