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地说，埃及军事政权将延长它对埃及的统治。最终埃及人会意识到：他们和恶魔做了桩交易，然后感到后悔
1月27日，随着埃及军方最高武装委员会的表态，埃及国防部长赛西参选下一届埃及总统的事实，基本尘埃落定。
虽说选举将是“尊重人民意愿”，但在多个势力被逐渐削弱或领袖遭受牢狱之灾后，埃及国内已没有能与赛西抗衡的对手。若不出意外，赛西将至少在未来四年成为埃及总统。
埃及国内对此有欢迎的声音，认为赛西将给埃及带来“稳定”；另一些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赛西会是另一个穆巴拉克——三年前在开罗解放广场上赶走独裁者，结果只是三年后在同一地点迎来又一个军事强人。
赛西如果如愿当选，对埃及意味着什么？被赶走的穆斯林兄弟会又将有怎样的未来？如何理解过去几年的埃及，这对未来有何启示？财新记者为此专访了美国兰德智库中东问题专家马蒂尼（Jeffrey Martini）。
反思埃及革命
财新记者：埃及军方最高将领赛西近期暗示要参选总统，怎么看待这一进展？
马蒂尼：这一进展十分让人伤心。如果我们看埃及的近代史，追溯到1952年，埃及反殖民运动告捷，埃及宣告独立，从而进入现代化的共和国时期。自那以来，埃及一共有4位总统执政：纳吉布、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有这些总统都以核心军官为出身背景。所以，尽管我并不推崇穆尔西，但他的上台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他是埃及现代史上第一任非军队出身的总统。我觉得埃及要走向民主，就需要一位真正的文官总统，而不是仅仅退下军服的军官总统。但是，现在赛西要成为埃及总统了，我个人认为这等于把埃及打回旧政权的枷锁中去了。
财新记者：你的意思是，埃及正在重复历史？
马蒂尼：对。埃及在1·25革命以后的变化，远不及人们料想的那样。在最初的时候，以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为核心的政权就试图拉拢这支效忠前朝的腐化部队。之后，穆斯林兄弟会赢得了第一轮的议会选举，穆尔西赢得了总统大选，这看上去似乎有一些再平衡，纵使军队武装力量一直都还是埃及政权角力中占决定性位置。但是，穆斯林兄弟会扮演了一个平衡军方力量的角色。当然现实肯定更复杂，但现在仍用 “军事独裁”来形容埃及并不过分。
财新记者：如果说埃及重回“军事独裁”，那三年前的那场革命，对今天的埃及又意味着什么？
马蒂尼：唯一打破埃及长期以来的政治常规就是：原来的政治角力靠的是（政治）精英间的协议，而现在更多的则是靠民粹主义。赛西意识到，（若要主导埃及）他必须诉诸于“民意”的支持。但是，纳赛尔才是埃及史上最受民众爱戴的。像“人民公投”这样的话语，在今天与上世纪60年代都很相似。
财新记者：回到三年前，为何军方选择弃穆巴拉克，而站在“人民”这边？
马蒂尼：因为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军队已经意识到把穆巴拉克拉下马的好处是什么。他们需要有一个众矢之的，必须要树立一个坏人的靶子。他们面对抗争的民众，就通过舍弃金字塔的塔尖，来保证金字塔的塔基。这也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船长不在了，可是船桨还在。他们通过采取现实方法来保全他们自己的存在。
财新记者：三年前的叙述是，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而今天则变成：要么支持军队，要么支持伊斯兰主义者。
马蒂尼：对。埃及政治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支对立势力。在我看来，两极分化是埃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埃及长期就是个分裂社会，现在这种分裂局势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世俗派认定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敌人，而反过来，伊斯兰主义者也认为世俗派与军方为伍，他们在镇压埃及人。这种对立关系是相当明显的。
财新记者：这种对立的叙事并不少见，在许多国家都有。但这能解释埃及军方去年8月杀死数千人的举动吗？
马蒂尼：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解决方式。他们也未必一定要诉诸武力来解决，因为这样他们势必也要承担等高的政治风险。我觉得转折点在于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策）。我们回溯夏末秋初的时节，军事武装力量对示威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杀伤性血腥镇压——到了如此地步，当然当局一定是有很高的政治风险的。但是对他们而言，穆斯林兄弟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只有不断削弱敌方势力，方能保全自己。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所以说这里面更多的是政治成本的权衡考量。
财新记者：军队势力逐渐加强，意味着穆巴拉克式的政权又将要回归了吗？
马蒂尼：我觉得与其说是穆巴拉克东山再起，倒不如说是穆巴拉克（前政权）的人又重新回归。这些人横跨司法部门和普通政府官僚机构，内政部，军队等等。
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示威者和许多民众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们一味要把政局个人化，也就是说只把矛头对向穆巴拉克一个人，而没有想到政治体制远远超过了穆巴拉克一个人的势力范围。
财新记者：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在戏剧性的过渡时期，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让民众更抱有希望，方能够更好地把握动荡局势？
马蒂尼：从某个角度来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从革命（初期）成功到如今的三年间，埃及社会的种种困境使得民众渴望能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拯救者。虽然在我看来赛西未必就是正确的人选，但是他在一个正确地时机出现了。正是现在这个时机，人民才无限渴望拥立一位“拯救者”。但同时这也成了一个问题——希望越大，失望可能也就越大。赛西的出现反倒让我更焦虑了。
穆兄会的未来
财新记者：就你来看，等待穆尔西的将会是什么？
马蒂尼：我想首先有必要将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伊斯兰团体进行区分。除了穆斯林兄弟会，还有其他与穆兄会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团体，而这些团体都不会在未来的国家体系中有任何生存空间。军方以及未来的新政权也将严密监视这些组织。
等待穆尔西的当然会是个很艰难的局面。除了他可能会被长期关押以外，当局还将系统性地将其与埃及普通人对立起来，拿他当做吓唬埃及人的标志：你还想回到从前吗？看看穆尔西吧！
财新记者：难道我们对将来埃及社会的期待也只能停留在这程度吗？
马蒂尼：是的,这种局势已经很难扭转了。当伊斯兰团体正在逐步失去势力的同时，民众也逐渐接受这种对立的局面了。军方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一些具体事例让他们也觉得莫名其妙。比如去年年底他们说一个爆炸行为是穆斯林兄弟会所为，但后来一个跟基地组织相关的团体又宣称为爆炸负责。如此一来，军方的指控就显得十分矛盾。
财新记者：穆斯林兄弟会有可能演化成一个极端恐怖组织？
马蒂尼：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穆兄会内部会出现分裂。一些穆兄会成员可能会成立新的组织，抑或是加入已有的恐怖组织。这才是我真正担忧的问题。
这些人当初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原因，就是想通过这个组织来改变现状。可是现实却让他们失望。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基地组织等一些恐怖分子论调所说服：“你看，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是多么愚蠢！他们合法地玩民主游戏，可最终却被民主反咬一口。那你们待在这样的组织有何用？基地组织才是可以改变现实的……”
许多西方国家，希望看到的是，通过阿拉伯之春建立一个基地组织已经消亡、稳定成熟的埃及社会。透过埃及革命，再反观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动荡局势，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民主悖论：通过和平抗争的方式建立民主政权的形式，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中东？如果我们对照基地组织的言论，将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阿拉伯例外吗？
财新记者：你认为和平抗争还能改变中东吗？
马蒂尼：我不确定。如果是三年前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方式长此以往下去也不能改变一个国家。但是一直以来，人们都夸大了“改变”这个词的适用范围。
对我而言，街头政治势力正在逐步削弱。我现在真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真正想从量变到质变，就需一个更加成熟的战略。倘若我是穆兄会成员，我现在会考虑如何让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各个掌握国家命脉的组织,也就是渗入官僚机构等，最终通过“政变”来改变。我当然不希望这会发生，但这可能是他们现在的策略。
财新记者：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埃及还没准备好发起一场真正的革命”，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于民主还没准备好”。你对此作何评价？
马蒂尼：不，我从不认为有“阿拉伯例外主义”的存在。在我看来，阿拉伯国家与地区总体上更加抵制民主进程，是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的。我不认为一些单独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个大问题，但如果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举个例子，有种解释是“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使得阿拉伯国家政权很轻易地就可以收买他们的百姓——通过财富再分配，而不是通过课税。由此人们反而不希望产生民主机制。
另外有一种解释，整个地区都在进行着和激烈的战略竞争，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而到了今天，这些国家的当权者仍然声称，从前的殖民力量仍然是世界权力的主导，不断干预着他国内政、控制国际贸易，甚至操控各国的内政改革。把所有的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就不难解释阿拉伯国家的特别之处。
但我并不认为阿拉伯国家在对民主的构想上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有本质上的差异。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状况总有一天会降临阿拉伯国家，但我想还不是2011年（这次革命）。
财新记者：埃及未来的走向如何？
马蒂尼：悲观地说，埃及军事政权将延长它对埃及的统治。我对去年十二月初的动向做了比较细致的观察，发现就在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重新夺回政权之后，出现了很强的一股强大的精英集结势力。他们自称是当年欧洲上层社会的“沙龙”，大声宣扬军方重返埃及的口号。我感到很失望。
我想，最终埃及人还是会意识到：他们和恶魔做了桩交易，然后感到后悔。但我认为这一次时间可能会花得更久，因为军方在妖魔化对手时做了很好的工作，也没有比他们更受欢迎的组织和政党参选总统了，自然人们也就没有了选择，军方主政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