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发展历程
在美国二战后构筑的亚太地区反共产主义同盟体系中，澳新美同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冷战已过去20余年，但该同盟未像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2011年11月，奥巴马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执政后的首访。此次出访最引人关注的环节就是奥马巴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建立一个最终规模达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军事指挥中心。这是冷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在南太平洋地区部署如此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也是几十年来美国第一次在澳大利亚长期驻军。美国此举被认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举措。中国官方对此反应较为平静，这让国外一些媒体人和观察家颇感意外。中国官方的这一立场不仅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所应有的胸襟和胆识，也是对自己所承诺的坚持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自信，是中国外交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本文基于冷战的背景，对澳新美同盟的特点进行系统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学术界及有关决策部门认识和评估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战略的演进，以及澳美同盟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一些背景支持。
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发展历程
从同盟缔结的过程来看，《澳新美同盟条约》缔结的结果虽最终体现了美国的根本意志，但同盟缔结的过程却折射了20世纪上半叶澳新两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发展的心路历程。这与亚太地区的其他冷战同盟有霄壤之别。
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联邦建立的同时，它自身的防务意识亦在增强。在国家安全方面，虽然有英帝国的背后支撑，澳大利亚在自身防务建设方面也不是无所作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事态的变化促使澳大利亚在英帝国统一规划的防务范围内，要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海军。①
1908年，澳大利亚在明知宗主国反对的情况下，力邀美国“大白色舰队”（theGreathiteFleet）来访，就是这种防务意识增强的表现，当然这也与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不无关系。正如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弗雷德·迪金（AlfredDeakin）在欢迎美舰到访致辞时所说的那样：“认识到自然资源的丰富和民族的关系，我们本能地转向你们美国人，你们是在血缘、特征和目的性方面与我们最相近的人。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和希望，澳大利亚真诚地欢迎你们的海员和你们的旗帜的到来，就像欢迎我们自己的海员和旗帜一样……”②美舰访澳，不仅加深了澳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澳大利亚的安全感。从长远来看，美舰访澳是未来两国防务合作的一次演示，是澳美甚至英美同盟关系建立的前奏。但应该看到，在英国包办自治领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前提下，澳美之间直接的外交和防务接触还是十分有限的。英帝国的强大在为自治领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抑制了自治领防务意识的膨胀和防务力量的发展，并给自治领发展与别国的双边关系设下了有形或无形的障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澳美虽然在1908年就开始了不同寻常的防务接触，但正式外交关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建立。③
其中，英帝国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澳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无疑是联邦成立后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表明澳英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已发生一定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澳大利亚可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体现在涉及澳美双边关系及其利益问题上，澳大利亚能够直接与美国展开磋商，毋需看英国的脸色行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遭遇外来势力威胁时，澳大利亚寻求美国的保护则变得更有可能。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快了国际关系调整的步伐。面对英国无力向自治领提供安全保护的现实，澳大利亚在加强自身防御的同时，也开始尽力寻求他国的援助。美国无疑是此时澳大利亚最值得依赖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前者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还在于此时澳美两国有着相似的境遇甚至共同的战略利益。对美国来说，日本对珍珠港的肆意轰炸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由于本土距离敌方较远，战略投送费劲，美国在反击日本时需要有贴近敌方的稳定的战略后方，澳大利亚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美国的不二选择。④
1942年4月，澳美两国开始了反击日本的战时合作，形成了战时军事同盟关系。这一事件在澳英、澳美防务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自身安全遭遇威胁时求助于英国以外的国家。这表明英国并非是澳大利亚在防务安全方面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美国完全有可能取而代之。同时，也预设了这样一种可能：在未来的军事合作方面，澳美两国有可能形成一种实质性的同盟关系，至少是合作关系。
澳美两国虽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有过良好而有益的合作，但很快就在盟军太平洋战争理事会成员的平等磋商权与决策的参与权、战后本地区和平局势的安排等方面南辕北辙。这种分歧刺激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决心通过两国的双边协定来主导本地区事务，以此来推进其国家利益的实现。⑤
澳新的区域性战略筹划与美国潜在的垄断或至少是主导太平洋事务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然而，作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国家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盟国，美国除了提出强烈抗议之外，也没有作出其他过激反应。⑥
可是，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澳新协定成了澳美在防务方面继续合作的一堵高墙。至少在美国看来，它不会去同情澳新的立场，而澳新两国对此也心知肚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澳新对战后国际组织的建立充满期待，希望在广泛的国际背景下建立和平与安全机制，将战争威胁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管之下，并希望通过联合国这一独特渠道来发挥一个中等国家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⑦
但美国等大国希望通过联合国这一国际性组织来主导战后国际事务。这样，澳美之间的分歧又体现在更广泛的多边国际事务方面。时任澳大利亚外长H·V·伊瓦特（H·V·Evatt）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出色表现加深了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不满，其后果如一些评论家所断言：只要伊瓦特呆在外长的位子上，澳美关系就不可能好转。1945年～1947年间，双方本可以在太平洋基地方面展开防务合作，可是，澳美各自不合理的“要价”使得磋商缺乏诚意，最终导致了不欢而散的结局。
就在澳美防务合作陷入一筹莫展之际，解决战后日本问题的现实性又将澳美拉到一个磋商的合作平台。澳大利亚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因而在解决战后日本问题上，主张缔结惩罚性对日和约。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与澳方相差无几，但美国的实力以及在处理战后日本问题上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对日政策的选择方面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美国可以依据局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的战略需要，随时调整对日政策。澳大利亚在对日政策方面与美国并不处在一样的位置，不过，将安全利益置于外交和防务战略首位的澳大利亚，自然不会以牺牲安全利益为代价而被动或无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政策安排。所以，当美国决策层显示与日“软”和平战略意向时，澳大利亚就不得不将防范日本与缔结太平洋地区安全协定联系起来。⑧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方案，因为这一方案的可操作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在澳方的掌控之中；而美方提出的对日“软”和平战略也被证明并非是一个轻松的战略，因为日本在这一地区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受欢迎的国家。由此看来，在和平解决战后日本问题上，澳美分歧在所难免。但是，正是这种分歧决定了双方必须开展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否则，澳美各自的区域战略目标都不可能顺利实现。而提供这种合作机遇的正是1951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从根本上说，澳大利亚向朝鲜派出作战军队是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澳大利亚希望借朝鲜战争的舞台来加强澳美之间的防务合作，为建立“条约上”的同盟关系奠定基础。
基于20世纪初至朝鲜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在国家防务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或政策决定，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防务方面的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战略的根本目标之一，而朝鲜战争无疑成了澳新美三国缔结防务同盟条约的催化剂。
考察一个同盟的特点，就不得不揭示同盟的性质。在很多人看来，澳新美同盟的性质是一个毋需提及的问题，因为在很多著作的表述中，澳新美同盟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并称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冷战同盟体系。既然同属一个体系，那么澳新美同盟就是一个冷战性质的同盟。如果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表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站在历史的角度，这样的定性就与事实不吻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澳新美同盟在很多方面与上述其他同盟存在一些显著差异。
同盟形成的起因不同。澳新美同盟的前身是太平洋防御同盟，是澳大利亚带头倡导的。澳大利亚之所以需要这样的防御同盟，其主要动机或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在太平洋条约磋商过程中，日本问题始终是一个比较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太平洋条约问题与对日和约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个问题要么不解决，要么一并解决。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杜里尔·扬（Thomas-DurellYoung）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如果美方没有对澳方作出反对重新武装的日本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承诺，恐怕就没有澳方代表出现在由美国倡议的旨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的会议上。⑨
曾于1972年～1975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戈夫·威特拉姆（GoughWhitlam）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971年7月，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威特拉姆率工党代表团访华。他认为此次访问最大的挑战就是回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有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澳新美同盟条约》问题。当威特拉姆把澳新美同盟解释为它原本是遏制日本扩张的工具，因此与中国目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目标一致时，周恩来总理感到很惊讶，并请客人具体解释这一问题。威特拉姆说：“美国比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都更加渴望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为了让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消除疑虑，美国承担了《澳新美同盟条约》下的义务。在澳大利亚，所有党派都支持这一条约，……我们将《澳新美同盟条约》完全视为一个防御条约，它从来不被视为介入越南的借口……”可以说，太平洋条约是因预防日本侵略而产生的。这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有很大不同。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从最初的酝酿，到有关方面的谈判，再到最终缔结，都渗透着冷战的思维，体现着冷战战略。毋庸置疑，这两个同盟是因冷战而生。
美国在这些同盟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在美国战后的太平洋战略中，西南太平洋地区不是一个对它利益攸关的区域，所以，澳方所倡导的太平洋防御同盟经历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美国由不感兴趣，到被动反应，再至最后主动参与，这些均在一定意义上诠释了太平洋防御同盟的性质、特点与功能。而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则是美国一手策划的，有关缔约方只是作出反应或响应而已，与美国缔约的国家都处在极为敏感的战略地带，所以，这两个同盟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的冷战工具。
由于澳新美三方在英国或菲律宾是否成为缔约一方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英国方面又百般争取，所以，最后达成的澳新美三方同盟是一个区域性和目的性都不是十分明确的同盟。然而，应予指出的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地区性防御同盟只能被证明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实际上，在《澳新美同盟条约》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时，预防共产主义的扩张也成为缔约方常常谈论的内容。这就决定了纯粹的区域性防御同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需要澳新美三国携手并肩。
首先，冷战成了澳美关系中的润滑剂。虽然澳美在地区防务问题上争吵连连，但美国在实施亚洲冷战战略中，需要盟国的谅解与支持。这不仅体现在对日和约上，而且体现在对美国朝鲜战略的声援方面。当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构成威胁时，美国首先需要得到盟国的援助。当澳新等盟国伸出援助之手时，美国对澳新所倡导的地区安全协定就不可能无动于衷。况且，澳新所倡导的地区安全协定在根本上也符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1950年10月底至11月初，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珀茨·斯彭达（PercySpender）如愿访问美国。访美期间，他与华府的很多要员就缔结太平洋条约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斯彭达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愿意就此与澳方继续保持磋商。⑩
美国此时立场转变的原因除了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外，还有如美国学者弗克斯（A·B·Fox）所分析的那样：一是澳大利亚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以及军事上的依赖性，二是澳方的建议符合美国广泛的安全利益。所以，在冷战政治面前，澳美防务合作过程中所出现的较为复杂的问题似乎都变得简单起来。
其次，澳大利亚很快与冷战世界并轨，澳美关系性质发生变化。东西方冷战的逐步升级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及其对外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亚洲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时，澳大利亚政府不仅将国内的共产党活动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而且还赋予其国际主义的复杂背景。因此，在1950年～1951年期间，R·G·孟席斯（R·G·Menzies）总理多次在讲话中不厌其烦地大谈共产党活动与战争威胁问题，要求取缔共产党。在外交方面，素有反共思想的斯彭达外长把与美国缔结防御同盟关系视为己任。在他任外长期间的多次讲话中，缔结太平洋防御条约几乎成了一个不变的主题。在缔结澳新美同盟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斯彭达更是疯狂地叫嚣：苏联的全球战略对亚洲地区稳定的威胁越来越大；共产党在中国的掌权“在本质上改变了亚洲的整个面貌”，对亚洲和澳大利亚安全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煽动不满和动乱”的企图，等等。
朝鲜战争注定成为澳新美同盟缔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美国请求并得到澳大利亚的及时援助，不仅为澳新美三方就地区安全协定举行磋商创造了合适氛围，而且也在改变澳美关系的性质。正如弗兰克·唐尼尼（FrankDonnini）所揭示的那样，《澳新美同盟条约》形成的整个背景、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与日签订和平条约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大大改变了澳美关系的性质。新西兰或多或少地发现自己在支持这两个大的盟国。由此可见，朝鲜战争不仅加快了美国在远东地区战略的调整，而且也让澳新美三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度无望的区域防御协定再度成为三国决策者磋商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看，正是亚洲的冷战使得澳新美同盟协定的达成不仅有必要，而且成为一种现实。
最后，冷战逐步改变了澳新美同盟的性质。从澳新美同盟缔结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三方的区域性防御同盟，不具有扩张性，而且在澳新那里，虽然追随美国的冷战意识逐步增强，但防范日本的潜意识仍很强烈。这正是澳新美在地区安全威胁方面认识上的差异。然而，美国的大国地位以及澳新有求于美国的心态，让澳新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识发生了位移。在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成功地将同盟精神限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氛围之中，使得澳新美同盟的宗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用艾奇逊的话说，是对“我们在共产主义中国对太平洋地区安全威胁面前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关系”的详细考查。也就是说，当决定召开拟议中的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时，美国已对会议的主旨作了精心的安排，希望在同盟条约中没有说明的冷战主题在理事会会议上得到重申，并让澳新两国感到对它们安全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所以，在讨论同盟内的军事合作问题上，艾奇逊强调，朝鲜停火后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将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已决心不再让中国在朝鲜之外的地方获得任何权益”。孟席斯政府起初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却彻底改变了澳方原有的立场。对澳大利亚来说，澳新美同盟不仅是防范日本卷土重来的防务组织，更是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工具。从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面陷入美国设计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轨道。
澳新美同盟既是一个同质性同盟，又是一个责任和义务很不均衡的同盟。
首先，澳新美三国在根本上是政治制度、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都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因此，澳新美同盟属一个典型的同质性同盟。印度外交学家基尚·拉纳说过：“从一个国家自身的角度看，与不同的外国在结成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上的潜力，在质量、广度和深度以及互利方面都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动，它取决于每种情形的特定情况。大致说来，人们可以将国家分成三大类——与之存在特殊关系的国家、与之维持正常关系的国家和与之仅有相对边缘利益的国家。”根据基尚·拉纳的理论，澳新美三国可以被视为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三国之间有诸多相似的一面。如它们的民族有同源性，都自认为是民主国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新闻言论自由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强烈尊重等。斯彭达在众议院一次会议上全面阐述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御政策时，也谈到了澳美之间的诸多认同问题，他强调说：“出于安全因素，澳大利亚与美国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与美国的关系远不止于此。我们有着共同的遗产、传统和生活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澳新美三国走到一起，固然有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但结盟的坚实基础是三国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认同。而认同在建构主义理论中含有身份、特性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和利益同心圆。这种认同感所体现出来的包容决定了三国同盟关系中出现的分歧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分歧有时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同盟关系。如果处理得当，甚至会成为同盟关系深化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同质性同盟的特点甚至是优势之所在。
其次，澳新美同盟的这种特殊属性是国际关系史上很多类似的防务同盟所不具备的。然而，该同盟也像其他同盟一样，存在权利与义务不均衡的一面。概括起来，有如下方面：
一是三方对待结盟的态度有别。从澳新美同盟缔结过程来看，作为缔约一方，澳大利亚为这一同盟的最终缔结倾注了大量的外交资源，甚至不惜以削弱与其宗主国的传统关系为代价。1951年2月，斯彭达在与杜勒斯的会谈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协定实则是澳方与美方之间的事情，英国的反对不能成为一个限制性因素。新西兰虽然是缔约一方，但由于澳新地缘上的接近、主体民族的同源性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更多时候，它是在附和澳大利亚的立场和观点。新西兰对待结盟的态度还体现在防务信用方面，它似乎更钟情于传统的英联邦集体防务体系。这样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西兰工党政府因不妥协的反核立场而最终退出了澳新美同盟。而美国对待结盟的态度经历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对待地区防御条约的态度是消极和被动的；朝鲜战争后，出于全球冷战的目的，美国一改往日的消极与被动，主动与澳新就对日和约与太平洋安全协定进行磋商。
二是三方在条约中的地位与权利不均等。澳新的积极和主动对它们争取在同盟中应有的地位与权利并未带来任何帮助。相反，美国在结盟谈判中的相对被动却为它在条约中的主导地位带来了好处。表面上看，这是缔约方对待条约的不同心态所致，但实际上是国家实力、地位与影响在条约中的反映。澳新两国对条约内容的诸多不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同盟条约是美国意志的产物。在《澳新美同盟条约》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与会人员的骄横态度以及澳新双方最后无奈接受美方对条约内容的解释以及执行方面的安排，都证明了澳新美三方在条约中的地位与权利是不均等的。
三是缔约方在对条约功能的认识方面存在差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澳新美三方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同盟的存在都受制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范畴。德国思想家弥尔顿·海费茨（MiltonHeifetz）曾对民族国家政府的行为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政府倾向于追求和其他国家利益相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这可能是三方在对条约功能方面存在不同认识的主要原因。
二战后，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其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因此，美国是站在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澳新美同盟条约》的，并视它为实现美国乃至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一种工具。美国的权力思想和行为左右了它对同盟功能的认识。1952年7月30日，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谈到了即将召开的同盟理事会会议。艾奇逊说：“我希望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在澳新美同盟理事会会议上作出良心上的自我反省，相信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规划中，我们将建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更加密切的有效的磋商机制。我们会进一步澄清三个国家关注的目标，并就这一战略以及完成这些目标所需的资源达成充分的谅解。尽管澳大利亚、新西兰在第一次会议上可能会有夸大条约重要性的倾向，但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成果。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避免给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友国以任何借口来怀疑这是一个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北约或‘白人条约’，或者在这一地区有关其他国家的事务上，我们正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做私下交易。我们将坚持我们参与的几个太平洋安全条约的精神是鼓励远东地区自由国家间的合作。”
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中小国家。澳大利亚视同盟条约为其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是自身安全的保障。支持该同盟的人认为，该条约对澳大利亚有诸多有利的一面。第一，虽然该条约并没有让美国承担应尽的大国义务，但可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第二，这个公开的条约可能使侵略者有所顾忌，有可能阻止潜在的侵略；第三，澳大利亚对这个条约也没有承担太多的责任，更不可能去保卫美国的安全，相反，美国的原子弹才是澳大利亚安全的真正保障；第四，正因为该条约的存在，美澳在太平洋地区事务方面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磋商机制。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人至今仍然相信，《澳新美同盟条约》是“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最成功的主动行为”。自由乡村党历届政府甚至视该条约为澳大利亚“外交关系中的圣经”。而新西兰在对条约功能的认识方面显然比较现实一些，以致于在防务安全方面，新西兰努力在信守澳新美同盟条约与维护英联邦体制方面奉行战略平衡。新西兰在加强与美国防务合作的同时，并没有疏远与英国的传统关系。新西兰希望在三方条约的运作方面与英国保持最密切的磋商。新西兰学者马尔科姆·麦金龙（MalcolmMckinnon）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西兰的冷战结盟首先是与英国的结盟，其次是与美国的结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澳新美三方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澳新美同盟条约》，但美国的强权政治还是使澳新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美国对澳新美同盟宗旨的解释。就像卡尔·多伊奇所说的那样：“正如金钱是经济生活的通货一样，权力也可被视为政治的通货。权力是一种可使带有一定程度强制性的决定较易地换取带有一定程度可靠性的支持的通货或媒介。”
结语
综上所述，澳新美同盟是个较为特殊的同盟。由于不太敏感的地缘政治和同质性同盟的缘故，澳新美同盟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及美国在这一地区构筑的其他防务同盟。澳新美同盟在缔约方国内政治中不会成为反对党攻击执政党的政治把柄。公众由于它的长期存在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西兰的意外退出也没有触及这一防务同盟的根本，虽然新西兰至今仍游离于同盟之外，但澳新美三方防务合作仍在继续。这就是澳新美同盟的精髓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澳新美同盟在目的性和目标性方面都变得较为模糊，因此，它经受外部环境考验的风险将越来越小。这同样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并且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汉斯·摩根索有关国家间结盟的论述。他说：“联盟的永久性和它要取得的利益的有限性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只有具体的、有限的利益才可能长期存在，为联盟的持久存在提供基础。”澳新美同盟又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同盟。1985年6月4日，曾经担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保罗·沃尔夫伍兹（PaulWolfowitz）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澳新美同盟是一个对和平承担义务的民主国家的同盟……我们对民主与和平所承担的义务是澳新美同盟的根本……正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我们做出相互承诺的义务就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也是这些义务如此可信的原因。”虽然我们不认可这一观点，但这也许正是澳新美同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在认识澳新美同盟特殊性方面，这也恰恰是读者须认真加以考量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