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热门话题：大城市好还是小城镇好？尤其是，如果要结婚的一对男女朋友，一个在大城市，一个在小城镇，应该选择居住在哪里？（农村好像不是一个被考虑的选择。）快乐研究的一些结论，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从经济与社会等因素方面看，大城市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朋友、娱乐等机会，但房价比较高，交通堵塞比较严重，人际关系比较淡漠，可说各有长短，很难一概而论。
社会学者Louis Wirth在1938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大城市不只是提供经济与社会机会，也会造成许多城市病等问题与不快乐。近年也有学者（如Berry与Okulicz-Kozaryn，2009年与2011年）对这类问题进行跨国比较，得出下述结论。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人们的快乐只受发展水平与个人特征影响，大小城市或城乡居住地点并不起作用，但有两个例外。第一是在高速城市化的亚洲（包括中国），在大城市人们对生活不满意的程度比小城镇与农村低，应该比较快乐。第二，在高收入地区，尤其是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主要是英美加澳纽），情形相反，大城市居民反而有比较高的生活不满意程度，而农村与小城市（低于5万人）的不满意程度最低。例如在美国，从1970年到近年，农村与小城市的快乐水平都显著高于中等城市（5万-25万人），后者又显著高于大城市。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在高速城市化的亚洲，农村的各种设施还相当落后，而在高收入地区，农村的各种条件已经接近城市的水平，并且没有城市病的问题，因而抵消掉其缺点。另外一点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有偏好农村生活的传统。
大小城市的男女朋友要结婚，我认为主要应该根据现有与将须要申请的工作的情形，而这不只要看工资，还要看工作条件，工作是否满意、是否有前景等。房价也是一个考量。如果你认为中国的大城市房价泡沫已经很大，那你即使选择大城市，也应该先租房，等泡沫破了才买房。如果非要自己的房子不可，则是选择小城镇的一个原因。不过，根据笔者的多次论述，中国的高房价主要并不是泡沫，而是一些基本因素（城市化、高增长、家庭数目的增长等）与一些土地利用的限制造成的。要降低房价的增速，不是多次的长期无效的调控，而是放松农地不可以建房的限制，放松甚至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土地拍卖与建房发展的真正市场化等。
至少这十余年来，全国平均市场房价（以前政府或单位辅助的房价不可比）增加远远少于居民收入。平均房价与居民收入比应该已经大量减少。最近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月4-10日期第55-56页，读到一篇关于各国房价的比较的文章，进一步证实笔者的观点。根据文章的数据，中国的房价相对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37%。这是所有23个主要国家与地区中被低估第二厉害的国家；被低估最大的日本，是38%，只比中国的多一个百分点。被高估最大的是比利时，49%。
再看从2008年初以来的房价，到2013年11月中国累计增加了23%（最近一年是8.7%）。相对于人均名目收入在这5-6年内累计增加至少70%以上，这房价的增加不到收入增加的1/3。还有，房价是按每平方米计算的，房价的增加并没有扣除几十年来房子质量的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大体而言，中国并没有房价上的大泡沫。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多数会继续上升，但不排除一些时期的调整。不过，即使调整，应该不会暴跌。二三十年后的房价，还是会比现在高很多，除非中国经济本身暴跌，而这个或然率不是很大。
影响快乐的远非单单经济因素，因此，还要看其他方面。例如天气、亲戚朋友等。不过，可能有些人认为远离亲戚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缺点。还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小城镇的缺点，已经越来越小。
如果做了选择后，发现不理想，或对方坚持与自己不同的选择，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除非反映双方关系的问题）。在很大范围内，人是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的。尤其是，如果你像笔者这样，看得开，放得下，随遇而安，到哪里都可以获得快乐。笔者从马来西亚半乡村的小城镇（曾经没有电与自来水，需要用井水），到英、美、澳大利亚的大小城市，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等地都长时间生活过，感觉都各有优缺点，都可以适应，都可以很快乐，如果有心爱的人在一起。人际关系远比大小城市重要。
对于公共政策，应该针对污染与拥挤等外部成本征税，然后让人们自由选择其居住地。对农民极大不公的户籍政策，早该改革了。北京人用在上班交通的时间（平均每天1小时32分钟），是纽约的三倍；雾霾严重的情形，更加厉害，也早应该减少了。有关官员可能会说，早就在做了。然而，对污染与拥挤（包括对汽油的消费）征收足够的税收（并用之进行环保）了吗？还是还在使用无效率与违反市场法则的单双号隔天驾车与摇号分配等行政命令式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