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问题对于智库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经费充足与否将直接影响智库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和智力支持作用的发挥。此外，智库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除智库的设立背景、宗旨外，经费来源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智库的立场取向和独立性的强弱产生影响。受政治体制、决策机制等具体国情的影响，日本的智库在经费来源方面具有许多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智库不同的特点。
智库（Think Tank），也称作思想库、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时进行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现代社会中对国家战略制定、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影响，甚至被称为继新闻、立法、政府之后的“第四部门”。
日本智库的组织形态
由于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组织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有必要先对日本智库的组织形态进行详细分析。依据智库的组织形态，可以分为日本的智库大致可以分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等三种。
日本的官方智库主要是指直接隶属于政府及各个部门的智库组织。如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NIDS）、财务省的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PRI）、日本银行的金融研究所（IMES）等，其经费全部来自政府预算。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为例，其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保安厅保安研修所，1954年改称防卫厅防卫研修所，1985年改称防卫厅防卫研究所，2007年随着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该研究所也随之改称为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要是对安全保障及战史有关的政策指向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还担负着对自卫队高级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和对战史史料的研究和管理等职能。
半官方智库主要指独立行政法人形态的智库。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规定，独立行政法人是以“在国家没有必要亲自作为主体直接加以营运的组织之中，对那些即使委托给民间的主体也未必能够进行营运，或者必须让一个主体垄断才能营运的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营运管理”为目的而成立的组织。它是难以用官方或民间的形式加以表达的组织，是国家机关外部化的一种形态，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独立行政法人的财源由政府编列预算提供，在预算范围内向其拨付业务运营所需的金额。与政府部门预算相比，独立行政法人运营费预算并不特别规定资金的明细用途，在中期目标期间内还允许结转使用。每事业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独立行政法人必须编制财务报表送主管部门首长认可，会计财务除接受监事监督外，主管部门首长还要选任会计审计师对上报的财务报表、事业报告和决算报告进行审计运营经费全部来自国家预算，运营过程不受政府干涉，但须接受评估委员会的审查和评价。日本的一些智库如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情报通信研究机构（NICT）等都属于独立行政法人，它们大多数是由政府各部门剥离出来成立的。
民间智库是日本智库的主体，按其组织形态（法人类型），又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是营利型智库，其中有营利社团法人（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实行企业化运作。如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大和总研（DIR）、日本综合研究所（JRI）等企业系的智库都属于营利社团法人。此外，还有一般财团法人②，如日本系统开发研究所（CR&DI）、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GISPRI）、行政管理研究中心（IAM）等。大多数地方银行系的智库（如隶属于青森银行的青森地域社会研究所、隶属于静冈银行的静冈经济研究所等）都属于一般财团法人。据综合研究开发机构2012年的调查，193家被调查智库中，有88家（45.6%）智库为营利社团法人，35家（18%）智库为一般财团法人③；第二类是非营利型智库，又可以将其分为公益社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和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即NPO法人）等三种。如日本调查综合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协会等都属于公益社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日本国际论坛（JFIR）、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等都属于公益财团法人，而SOHO智库、社区·智库、智库九州等则属于NPO法人类型；第三类是中间法人型，是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目的，且不以将剩余金向成员分配为目的的团体，是既非公益（共益）也非营利性质的团体。如民主党设立的“公共政策平台”即属此类。
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日趋多元化，尽管根据上述智库的组织形态有一大致区分，但即便是同一组织形态，其经费来源的比例也不尽相同。因此，根据日本智库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大致可将其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一是经费全部或绝大部分源于政府。直接隶属于政府及各省厅的研究机构，其经费预算均由国家提供，经费充足，这类机构除政府下达的研究任务外，也展开独立研究。而属于半官方机构性质的独立行政法人形态的智库，其绝大部分经费来源于国家预算。以经济产业研究所为例，该智库属于非公务员型的特殊行政法人，是日本著名的政策型智库，该机构成立于2001年，以研究贸易投资、产业政策等为主。从其2012年的决算报告来看，其总体收入中，来自国家拨付的运营费占到了99.2%，而来自委托研究、社会科学普及业务、赞助、科学研究等的其它收入仅占0.8%左右。比较特殊的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该研究所是1959年12月由前首相吉田茂创立的，吉田茂本人还曾亲自担任第一任会长，主要就国际问题研究、外交等进行调查研究和提案工作，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④目前，该研究所尽管属于公益财团法人形态，但其作为与国家有特别密切关系的机构，根据日本政府的“补助金适当化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补助金。从2012年度该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来看，来自政府的补助金占其总体收入的51%。来自法人会费、个人会费、图书馆会费的会费收入占8.2%，委托研究收入占38.8%。
二是全部或绝大部分由企业出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金融、生命保险、制造商、地方银行等一系列的智库进入一个“井喷期”。这类民间智库是日本智库中的主体，其特点是一家企业或多家企业为其股东，实行企业化运作。如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其前身是农林中央金库于1950年设立的调查部，1990年完全子公司化，成立了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公司资产达3亿日元。主要以对农林水产业、食品、环境有关领域的中长期研究和相关调研为主。再如股份公司日本综合研究所（简称日本总研），1969年从住友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了“日本信息服务股份公司”，1989年改称日本综合研究所，目前其股东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资本金达100亿日元。该研究所主要以政策提案及客户要求等，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调研工作，是一家综合性的智库组织。而丸红经济研究所则由丸红集团等多家企业投资成立，主要根据丸红集团及相关企业的需求展开调查研究。
三是以会费以及捐款为收益的。一些NPO（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智库组织主要以社会赞助为其收益主要来源。例如创立于2002年的“SOHO智库”，主要以学术团体、行政团体、企业为其赞助会员，主要通过调查研究、提供信息、产品企划等提供智力支持。主要以会费为主的还有“日本国际论坛”和“构想日本”等智库组织。“日本国际论坛”实行会员制，其经费来源基本依靠会费收入。如法人正式会员的年会费为100万日元、法人准会员的年会费为10万日元、个人正式会员年会费为1万日元、个人准会员年会费为3000日元。作为企业的法人会员收入是其主要经费来源部分，企业会员在提供资金的同时也参与智库的研究活动。核心的会员企业还成立有财务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积极寻求新的企业加入以确保资金；“构想日本”由原任职于日本大藏省的加藤秀树于1997年设立，该智库所有收益都来自会费，不接受政党等的委托，因此并不受来自政治家、企业及政党的影响，因而能够更加公正地探究日本社会的现在和将来。“构想日本”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与各自治体间的平衡体系、道路公团民营化、年金制度、公益法人制度、教育行政等课题。关于省厅改革、公益法人制度改革、年金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诸多提案都被政府采纳，并被体现在《各省厅设置法（改正）》、《公益法人制度改革相关法》等政策中；一些一般财团法人型的智库也多以会费收入为主。日本经济研究所是曾任东洋经济新报社理事长、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高桥龟吉于1932年成立高桥经济研究所，曾出版《高桥财界月报》，战后于1946年重新组建为日本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从1981年开始，其主要经费来源以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为主的多家企业赞助为主，2012年其会费收入占70.1%，来自委托项目的收入为零，其事业主要是为相关企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而一般财团法人静冈经济研究所来自会费的收入高达79%，来自调查研究、委托研究等的经费约占20%。另有一些智库虽并不实行会员制，但其收益也主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如公益财团法人德岛经济研究所，其收益全部来自于捐赠，而地方自治综合研究所98.9%的收益来自捐款，只有1%是来自于委托研究收入。
四是以委托研究费、调研费及相关出版物的收益为主。大多数以一般财团法人为组织形态的地方银行系智库为其主体，这些智库通过接受委托研究、自主研究、调查研究等形式为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为地方自治体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一般财团法人福岛经济研究所，其收益中来自银行等的委托研究收益占69.7%，来自杂志发行的收益占25.1%。一般财团法人北陆经济研究所，为北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来自调查研究、出版物等的收益占88.6%。一般财团法人青森地域社会研究所，来自自主调查研究的收入占23%，来自委托项目的收入占52%，会费收入占24.5%。再如一般财团法人冈山经济研究所来自研究会收入、出版物收入、委托研究的经费占61%，来自会费的收入占38%。另外，以出版物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有“政策智库PHP总研”，该机构是PHP研究所下属的智库组织，主要是利用PHP研究所庞大的出版事业的收益来充实研究活动。其研究领域涉及政治、治理、行政、安全保障、福利、教育、经济等多个方面，尽管规模较小，但研究领域广泛。
五是以基金收益为主。以东京财团和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为典型代表。东京财团目前运营着两个世界规模的基金，一个是“SYLFF”，1987年由日本财团设立，目前有来自各方提供的100万美元的基金，主要是为培养未来的精英人才提供奖学金。另一个是“日语教育基金”，1994年由日本财团设立，目前该基金规模为150万美元，主要为世界各地的日语教育提供经费支持。⑤东京财团的研究、调研费用主要来自于对基金的运作收益。而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在其2012年的总收入中，来自“爱·地球事业博事业基金”（2005年日本国际博览会后成立的基金）的收益占到总体收入的72%，来自委托研究等的收益仅占8.9%。
六是以办公楼收益为主。以“后藤·安田东京市政调查会”为典型代表。该研究机构原称“东京市政调查会”，1922年由当时的东京都知事后藤新平创立，创立当时由安田善次郎提供了340万日元的捐款作为启动经费，1929年10月建成专用的“市政会馆”。该机构的研究、活动经费全部来自于市政会馆的租户和租借会场所带来的收益。
一是调研收入在日本各类智库收入中所占比例并不太高，这从上述对各类智库收益来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另外，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于2003年对200多家智库所做的调查也反映了上述情况。调查显示，调研收入在各智库总体收入中的比例，回答有7成以上来自调研收入的智库占45.5%，回答有5成以上不到7成的收入来自调研经费的占16.7%。⑥从组织形态来看，56.3%的社团法人、43.7%的营利法人和33.9%的财团法人其主要收益来自调研收入。
二是日本多数智库经费并不很充足。由于日本智库中有大量的民间营利型智库、企业隶属型智库存在，因此其经费受母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较大。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时期，由于来自政府、民间团体的委托项目大幅减少，智库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许多企业、银行、证券等行业的智库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关闭或重编。在2004年前后，一些智库开始出现解散、活动停止、缩小或变质等情况，如“社会工学研究所”转变为NPO法人，财团法人“国民经济研究协会”、“西武综合研究所”等智库相继关闭。仅2004年3月就有三家智库宣布解散或缩小规模。⑦成立于1987年的住友生命综合研究所因母公司的合并整顿于2005年3月关闭。民间非营利型独立智库“21世纪政策构想论坛”也因失去赞助商支持而处于活动停止状态。即便是政党型智库也难逃经费拮据困境。2005年，由民主党100%出资设立了政党智库—“公共政策平台”，2009年该智库因资金问题而中止活动。自民党于2006年3月15日设立了“智库2005?日本”，召集内阁成员、自民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以“日本政策讲座”的形式运作，但该智库也于2011年2月28日进行了清算登记，宣布解散。在其存在的约5年时间内召开过约20次的讲座，曾邀请小泉纯一郎、中曾根康弘、森喜朗、竹中平藏、麻生太郎等进行过演讲。并曾于2007年6月、2008年1月于成甲书房出版过《自民党的潜力》、《自民党的智慧》等两部书。根据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2003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有效回答的257家智库中，有55%的智库表示研究资金不足，从组织形态来看，财团法人占49.1%，社团法人占61.5%，营利法人占61.4%。而对现有经费来源比例表示不满的智库高达62.1%，仅有15.3%的智库对目前经费来源的比例表示满意。
三是自有资金的缺乏，导致自主研究较少。鉴于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特点，大多数日本的智库自主支配的资金较少，因此一定程度上对其开展独立自主研究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四是缺乏必要的财政基础平台，导致日本智库未能做大做强。之所以一些地方型智库运转得较为顺利，其原因在于它们多以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作为主要调研项目，切实为地方做出了应有贡献。而一些涉及外交政策、国际问题的智库则不同，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欧美型智库除了来自政府的委托收益外，更重要的是有政府的研究补助金或来自财团的资金支持，而日本目前尚缺少这样的机制，一方面是以外交、安保、国际问题为主题的财团较少，而且上述研究课题与企业经营并无直接关系，因而很难得到企业等经济团体的资金支持。⑧
总之，在经费方面，日本智库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很多人评价其并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⑨曾在自民党的“智库2005·日本”等多家智库任职的铃木崇弘将日本智库面临的问题总结为如下几点：多数为营利法人形式，仅靠研究难以维持机构的生存；对母公司、母组织的依赖性大，缺乏独立性；研究周期短；研究成果的非公开性高，公益性较低；多集中于东京；只进行有资金的研究；规模较小；缺乏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基于专业性的真正的政策研究极少；对政策形成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少等。⑩可以说，这基本反映了日本智库目前存在的问题。不过，目前日本的智库，无论是组织形态，还是经费筹措渠道，正变得日趋多元化，符合日本国情及自身发展特点的经费来源渠道也将逐渐形成。
值得中国借鉴的相关启示
尽管日本智库在经费问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确实对日本政府内外政策的决策、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中国相关部门认真借鉴。我们应及时跟踪日本智库在其中国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以期更好地为我国对日决策及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服务。
日本智库纷纷加大对于中国的研究力度。如PHP研究所近年来非常关注对华研究，已完成多项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如“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2007.12）、“中国的对外援助”（2009.2）、“中国的对日政策”（2008.1）、“开展适合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多元化公共外交”（紧急提案，2012.10）、“政权更替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2011.11）以及“中国的国益论争与核心利益”（2012.2）等。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5年撰写了题为《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存在感》的研究报告，分经济社会、军事、科学、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国进行研究分析。该研究所有关中国的研究课题还有2006年度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胡锦涛政权：‘四位一体’的调和论”、2010年度的“中国外交问题分析研究会报告书”、2011年度的“日美中关系的中长期展望”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还于2012年9月和2013年3月分别向日本政府提交题为“围绕尖阁列岛（即我国钓鱼岛）的紧急提案”和“政权交替期的中国：胡锦涛时代的总结与习近平时代的展望”（2013.3）的政策提案，受到各方重视。
日本国际论坛也比较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如先后完成了“变化的亚洲中的对华关系”（2006.10）、“膨胀的中国与日本的对应”（2012.1）、“变化中的亚太地区与日美中关系的展望与课题”（2012.3）等研究报告。由日本国际论坛主导召开的国际政经恳谈会也多次以中国的相关问题作为其议题，如“日本的问题意识：被责问的日本对华战略”（2012年2月9日）等。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还于2013年4月专门成立“中国事情研究会”，仅2013年内就召开了10次会议，邀请相关专家在智库内部就中国的军事战略、海洋战略、钓鱼岛问题、中日经贸关系等进行讲座，反响很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智库还在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北京、上海、大连以及香港、台湾等地都建有分支机构。“大和总研”也于2007年在上海设立了首个全资法人公司—大和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而位于上海的迪希思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也属于三菱综合研究所集团的下属企业。上述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为日本相关智库开展中国研究在信息收集、调查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而言，应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目前我国各级智库的研究人员待遇较低，所以使得一些科研骨干和业务骨干流失较为严重，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按照研究职称给予科研启动经费支持，根据课题的类型给予相应的配套，重点扶持学科中的业务骨干，增强经费使用的针对性，提高经费的使用效果。
采取多种举措，扩大资金筹集渠道。中国的各类智库应努力构建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智库只有在不断应对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健康地生存和壮大。因此，应积极争取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或公司的委托课题，多方筹集资金。同时还应建立资金公共积累机制，增强自有资金，以期在经费方面尽量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性，加强自主研究，增强调研的创意性、独立性和客观性。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创新系统支撑下日本发展新兴产业制度安排研究”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战后日本提升国家软实力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BGJ010，11JJD770025。
注释：
①许共城：“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第77页。
②2008年11月以前，日本的财团法人均是公益性的，但随着公益法人制度的改革，从2008年12月开始，出现了不以公益为目的的财团法人形态“一般财团法人”。
③［日］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シンクタンク情報2013」の調査結果の概要”，2013年7月，第2頁。详见：http://www.nira.or.jp/pdf/tt2013_gaiyo.pdf。
④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第17页。
⑤［日］東京財団：“東京財団のプロフィル”。详见：http://www.tkfd.or.jp/files/doc/TF_Profile_J_201207.pdf。
⑥［日］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3·シンクタンクの研究資金源と財政状況について”，详见：http://www.nira.or.jp/past/icj/doukou/2003/doukou02.html。
⑦“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因会费收入减少陷入财政困境而解散；野村综合研究所撤销了其内部的经济资本市场研究部，40余名研究人员转移至野村证券，基本上丧失了智库的机能；“藤田未来经营研究所”因母公司经营体制的变化及经营困难等原因关闭。
⑧［日］辰巳由紀，中山俊宏：“米国の対外政策とシンクタンクの役割と機能”，《国際問題》，2008年10月，第12页。
⑨［日］中谷厳等：“座談会：民間シンクタンクに期待される役割とは”，《季刊政策·経営研究，2011年2号，第2页。
⑩［日］鈴木崇弘：“日本になぜ（米国型）シンクタンクが育てたなかったのか？”，《季刊政策·経営研究》，2011年2号，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