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目前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城镇化推进速度。现在通常认可的市场预期是，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届时将有大约10亿人将生活在城市。与之相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需求依然较大。
从目前的趋势观察，为了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包容、环境更可持续的城镇化，中国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将逐步从高铁、高速公路、机场转向地铁、城际交通网，以及改善城市供水、燃气管道和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以及建设大量的保障性住房。
新型城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需求，而这种新需求则需要财政和金融部门来响应和提供。这种新需求主要体现在几个关键领域：其一是促进集聚效应和分工效应，最大限度发挥交通网络一体化建设的基础设施需求。其二是有助于促进人口城镇化、促进社会包容性以及环境可持续的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需求。其三是有助于推动人口城镇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需求。
下一阶段城镇化将产生不同的融资需求。投资的区域、领域、行业都将会因各地已有的存量建设、未来的要素变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而有所差异化。考虑到下一阶段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持续推进，仍将产生进一步的建设需求。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投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加大。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空间依然存在，农民工的市民化带来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领域的均等化投资需求。
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产生的融资新需求，以及当前融资体系无法有效满足的客观现实，中国的财政和金融系统如何通过改革来满足融资始终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那么，到底在未来的城镇化融资中，财政和金融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分工，又如何协调显然是一个问题。其次，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如何让地方政府发挥基础设施投融资作用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债务扩张的无序扩张，避免风险的过度累积？再者，是否存在一套合适的运作机制，让土地融资继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又保证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目标相互促进？土地指标是否可以和人口指标挂钩？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财政、金融改革尤为重要。
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克服财权－事权不对称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未来财政的关键在于处理政府间的关系，改革的路径则存在三个可能：财权改革、事权改革和转移支付体系改革，从而重新界定各层政府间的税收关系，扩大较低层级政府征收税收的权利。事权改革的关键则是重新分配承担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责任，将责任从较低层级政府向较高层级政府转移。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则要求由较高层级政府向较低层级政府转移，以确保每一集政府拥有足够的收入以提供适当质量的基本服务。财权改革的空间有限，房产税是未来地方政府的收入潜力。事权改革的迫切性更为明显，中央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减少和归并专项转移支付是未来财税改革的关键。这里的重点是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
中国需要改革金融业，从而使之可以更可持续地为未来的城镇化提供资金。从目前的背景来看，中国未来的Ｍ２增速预计难以有持续显著的增长，在这个约束条件下，为了使金融部门继续支撑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考虑的选择方案是扩大社会融资总量，要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提高直接融资的占比，使企业债券、市政债券、中票等融资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市政债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模式，也将是中国未来最为潜力的城镇化融资方式之一。客观评估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在当前基础设施融资中的作用，一定条件下，未来ABS、信托、资产支持票据（ABN）等金融创新工具都可以成为盘活资金存量、优化增量资金使用效率的更为市场化的选择方案。
总体上中国城镇化的融资方式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支撑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然而，考虑到未来10—20年，中国仍将有3亿新增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中国不仅需要消除城镇居民和现有转移人口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等，还需要为今后新增的转移人口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未来财政体系也需要为满足全国统一的最低公共服务水平提供资金。只有通过适当改革，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才能为即将到来的财政支出和融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