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是指工业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农村、农业发展以支持和保护，促进其从落后的、传统的形态向先进的、现代化农业转变。这是一个仿生学概念，其提出是基于农业曾经哺育过我国工业的发展，并为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当我国进入后工业时期，面对农业落后的状况，工业有义务对其进行反哺。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还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使农民的人居环境向现代化转变，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工业反哺农业是基于新中国发展历史的科学总结与反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大致可以把我国的经济产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3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阶段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是处于农业支持工业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内战使得我国工业基本被破坏殆尽，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定了发展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目标。但工业的起步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刚刚稳定的新中国无法直接提供工业化的积累资本，因而我国制定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通过长期高价卖出工业产品，低价收购农业产品这样的剪刀差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长期的资金流出使得农业无法获得持续、长足的发展后劲，而工业恰恰因为得到农业资金的支持而快速发展，逐渐与农业发展拉开了距离。
第二阶段是1979年到1987年，这一阶段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的农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在这一阶段改革的后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城市之中，政策主要偏向工业和城市，农业的发展速度又缓慢下来。
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已经摆脱了粮食不能自足的紧张状态，进入了供需平衡的稳定发展时期，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差距扩大、农业落后于工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如何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农业、农村和农民都在长期支援着工业和城市建设，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面对如今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事实，工业应该对农村、农业进行反哺。
工业反哺农业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现实需要。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总体来看，农业的贡献率要低于工业和第三产业，但实际上，我国的人口数量会持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而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性以及气候性等因素不可逆转，因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农业仍然处于基础性地位，要发展中国的经济，使中国平稳渡过社会转型期，必须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遭遇金融危机后，需要通过拉动内需来抵御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的冲击，而在城市消费基本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拉动农村消费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农村之所以消费需求不高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不高，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因此要拉动农村地区内需，就需要提高农民收入，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让农民获益更多才能够增加其需求，进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是提升我国农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与深入，我国的农产品不仅要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农产品进行竞争，还要与国内市场的进口农产品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主要表现在价格与质量两个方面：在价格上，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这也使得我国农产品的优势仅是在劳动力成本上，除此之外，我国的农产品并不具备其他价格优势，而且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一些土地密集型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反而要高于国外；在质量上，我们的农产品也并没有占有多大的优势。造成我国农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之一是国家长期以来实施重视工业、忽视农业的发展政策，因此要想中国的农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对其进行政策性的扶持，而相关工业产业也应为其提供有效的防护和支持。
工业反哺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具体实现路径。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拥有众多的农业人口，农村、农民以及农业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国家为促进农业发展也积极制定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长期形成的，消除城乡差距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的一些财政税收政策依然存在浓厚的倾向城市的色彩。国家也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开始制定了一些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但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和深入调查，这些政策最终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由于监督执行机制不完善，也使得一些反哺政策并没有发挥效用。进入新世纪，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被正式提上国家日程。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要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是一个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策略，这一策略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策略更加具体化和明晰化。
国家政策层面。我国开始真正重视农村、农业发展是在21世纪初，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而从2004年至今，每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这一系列政策方针都体现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形成了基本的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建设制度构架。
国家财政投入方面。在农业投入方面，我国自2004年开始在国家财政上重视农业投入，总体上看，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基本上都要高于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增长率，这表明国家在农业财政支持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健的政策。但从农业支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还略有不足，2004年国家“三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8.2%，但2005年和2006年却都低于8%，2008年至2010年虽然都达到了9.5%，但却一直保持这个比率没有增长。而且我国在2010年农业财政支持仅占农业GDP的21.1%，这与发达国家对于农业财政的支持大都占农业GDP的50%的比重相比，依然具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从中国的发展来看，还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准，但这也说明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还存在着一定的提升空间。
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方面。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也是“三农”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囊括了农民就业、教育、卫生等多个方面，在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后，2003年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就业率有所下降，这说明部分农村转移了劳动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取得较好开局。但在2007年到2010年间，从事农业人口的负增长率逐渐开始回落，从2006年的最大值-4.49%到2007年的-3.79%，再到2008年的最低谷-2.63%，之后一直保持在-3.3%左右，这些数字变化反映出的不稳定，说明我国在如何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在教育方面，我国的农村受教育人口数量和教育质量都有所提高，并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与此伴随而来的是农村从业人口的流失，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农村人口往往更愿意去城市发展，这也使得农村难以留住人才，国家还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愿意留在农村发展，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去。
在医疗卫生上，从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后，我国农村的基本医疗设施增加，卫生人员数量基本呈增长态势，医疗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农民收入方面，从相关调查数据来看，我国的农民收入自2003年到2010年都保持一个较快增长的状态，而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自2001年就有缩小的态势，但自2005年后，这种差距的减小更加明显，这也说明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开始出现成效。但与大多数国家保持在1.5:1～2:1的差距水平相比，我国在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还处在3.19:1的较高范围内。
改革土地政策。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我国目前依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农民享有土地的经营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着一定优势的，农民拥有了土地经营权，这极大的激发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好地实现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与此同时，这种基本的土地政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把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出让给农民，但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但集体所有权却又是出于一种不完全权利的尴尬境地，例如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集体往往并没有处分权。
此外，这种土地制度也不利于农业发展创造出更大利益，因为按照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同样数量的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比分散零散经营能够创造更多财富，而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就是将土地经营分散化，不利于规模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而且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征转，土地流转现象愈加频繁，但我国并没有相关的完善政策，而农民和集体又缺乏对土地所有权的掌握，因此面对高额的土地出让费用，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又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要想改变这一现状，促进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必须调整现有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制度早已经是我国相关研究者的热议话题，有的学者主张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有的建议让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变成终身制。但国家始终没有对土地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政策对中国发展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土地承包制或是把土地所有权下放给农民，或是实行完全经营权制，都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较为稳妥的实行工业反哺农业途径应该是对当前的土地政策进行适当的改革。对于农村的土地产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可以采取土地承包权入股的方式来解决，在尊重农民意愿的情况下，明确划分农民承包土地和村集体用地的确权，将农民土地经营权转化为股权，然后将其以集体资产的方式，通过现代化的运营手段进行分配和经营，而农民则转化为股东参与集体经济运营，获取收入的分红。
对于保证土地流转中农民的权益问题，除了资金补偿外，还可以通过征求农民意见，多种途径对其权益进行维护，例如可以以农民土地承包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以城镇产权住房来置换农民宅基地等等。虽然这些措施不足以避免当前土地制度的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城市反哺农村的道路减少阻力。
完善农业合作组织形式。要顺利实现土地政策的改革，还需要完善目前的农村合作组织形式。目前我国的农业组织形式还较为零散，并没有形成规模化和规范性的组织，现有的农业组织形式主要体现为“专业大户与农户”和“企业与农户”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农民自身进行组织、经营和管理，受益者也为农民自身，但这种组织缺乏更为专业的运作，缺少长久的稳定性；而后者有着较为专业的运作组织，能够适应市场发展，但却常常不能保障农户的权益，因此要想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还需要寻求更为合理的合作方式。
从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践来看，要想最大程度发挥农业资源的效用，应该建立更为科学专业化的农业运作组织。在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上，我们可以借鉴江苏康博村的农业合作组织形式，该村通过与波司登等公司合作建立农业专业运作公司，引导农民参与综合型的农村社区服务合作社，通过生产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绿色有机农产品来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模式是对原有两种模式的一种创新和完善。这种“企业公司+综合型农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既保证了农村产业运作的专业化，使其适应市场需求，与此同时综合型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一个组织也能较为有效的保障农民的权益。
农村劳动力就业。随着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但近年来却常常曝出城市用工荒的新闻，具体表现在正当城市用人之际，很多企业或者用人单位往往招聘不到员工。从国家的各种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是在递减的，而且每年的减少人数将近1000万，这说明城市中存在的农民工并不少，但同时却出现用工荒的问题，这表明我国在反哺农村以及农村就业劳动力转移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用工荒问题，是由于农民在城市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样的待遇，其在城市的收入仅仅是农业收入的一个补充，因而他们并没有真正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在农忙季节，这些农民工往往返回乡村，成为农业从业人员。而要想就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推进相关户籍制度改革，改善农民在城市的待遇，使其在城市中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为其脱离农业产业打下基础；二是要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率，消除因季节性的农忙而需要农民工返村参与农业生产的现象。
农业补贴政策。随着我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我国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一方面农业补贴的种类和范围增多，从最初的种粮补贴、农具补贴等到开展农业生产资料的综合性补贴等，补贴的种类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补贴的力度不断加大，从2004年的百万增加到如今的千万级别。这些补贴减轻了农民的成本负担，鼓励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效的保护和支持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
但我国的农业补贴起步晚，而且主要依靠财政投入，这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的财政负担，也限制了农业补贴的增长，而且从有关调查数据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我国农业补贴浪费率高达30%，这使得工业反哺农业的部分资源浪费。多数国家都对农业进行相应的补贴，给予其相应的保护和发展支持，因此我国的农业补贴也应该建立长效稳健的机制，这就需要国家拓宽农业补贴资金的来源，并建立一套发放农业补贴的监管机制，防止农业补贴资源的浪费，提高其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