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是存在阶段性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并需要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正如人的生长发育一般，既存在快速长身体的青少年时期，也存在身体不再长高、人生阅历开始积累的中青年时期。国际上追赶型国家往往经历低收入陷阱、工业化快速增长、中等收入陷阱、后工业化发展、高收入陷阱等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中青年的“外向型”增长时期向中青年“内涵型”增长时期的转变，正经历着从工业化高速增长向后工业化中速增长的过渡阶段，需要渡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论是“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陷阱”，都是经济增长、社会运行的系统切换，是质变。在这个过程中，需求结构、增长的动力和保障机制，以及宏观管理体制，都需要发生整体的变革，都存在徘徊纠结过程，但又是必须经历的成长痛苦。
“存在总是合理的”。当前的“经济乱象”，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在内心深处，我们还停留在“周期性”波动的认识上，还期待着“高速增长”，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作为潜在的首要出发点。我国还远未达到新的增长轨道，变革将是我国未来3-5年的常态。
1.需求结构已发生阶段性变化
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的认识和需求将发生阶段性变化。
经历过30多年持续高经济增长，2013年底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6858美元（以2013年底6.11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测算）。虽然我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但总体而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本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近10年，我国居民的需求重点已从“衣食”转向“住行”，房地产和汽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最终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老龄人口占比稳步上升，特别是第一代创业人群逐步退出市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开始成为市场主要参与者（企业家的新老更替，新的农民工群体涌现）。这代人的观念与第一代有巨大的差异，其行为特征出现明显变化。
我国绝大部分居民，从保证“生存”转向追求“生活”，开始重视衣食住行的质量，关注环保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关注公平正义等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需求（欲望）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当需求这个评判体系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时，经济运行的供给体系也要相应转变。
2.增长动力和供给机制发生阶段性变化
我国前30年经济的高增长，是在环境资源相对充裕、“农业转向工业，农村转向城市，国内转向国际”这三大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由政府通过集中资源办大事，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机制实现的。但随着“跑马圈地”粗放式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环境约束日益增强，资源（矿产、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开始凸显，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当前，缺乏明确的可以通过政府集中资源开拓的产业，产业间和地理间转移的利润空间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得不发生变化。我国还没有达到技术边界，即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仍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但我国已不得不开始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集中和企业效率优化（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企业内部效率提升）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效率，而不是产业结构转移，开始成为主导经济增长效率（全要素增长率）的关键。企业也从原来的收入端扩张，转向成本负债端管理来提高利润。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对社会资本（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对货币金融体系，政府社会市场管理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需求强烈。
从国际市场上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接近完成自身“物质”扩张循环，将重点放在通过金融扩张，“物质”生产的全球输出来保持其在全球中的地位。世界也到了寻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轨时期，不再处于技术、市场外溢和全球化融合带来的快速扩张期。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也从国际市场的旁观者和利用者，逐步成为国际市场的影响者，并开始逐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已开始与日韩等出口市场有所竞争，又面临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压力。
3.阶段转换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以GDP衡量（只反映最终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性下降。今年前5个月，我国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增速指标出现下降，但各类效益性指标还处于合理区间，包括企业利润、居民收入、财政收入，特别是就业状况。当前经济增长的波动，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传统经济增长领域的产能过剩严重，增长乏力，新兴经济增长点总量规模不大且并不明朗，难当大任。相对于重化工业、城市化以及房地产、汽车带动的经济增长，以服务业、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低。这需要对经济增长的增速和波动，有更大的容忍度，及时根据经济体内在特征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并采取有助于经济转换的短期宏观稳定措施。国际上陷入或者在“中等收入陷阱”有过调整的国家，如拉美国家、日韩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都曾出现过宏观政策上的失误，如都曾超越经济增长潜力过长、时间过度刺激，或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在经济体系内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的情况下，在国际资金冲击下被动、扭曲的过度扩张。
其次，伴随着阶段转换的，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系统转换。在阶段转换时期，不是某项单一制度变革就能引发效率的巨大提升，需要一整套具有内在一致性制度变革，才有可能带来效率的提升。除了要在认识上、观念上彻底转变外，重要的是要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功能定位，还需要为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体制机制环境。市场化的本质是市场自主决策，是有效竞争，真正发挥市场约束。其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意味着价格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也意味着市场成为开放系统，机构、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是相对自由的，还意味着微观主体的约束是有效的，市场结构是相对合理的，既不允许出现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存在不得不照顾的弱势群体和市场失败者（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充分分离），甚至还意味着政府管理市场的方式也是尊重市场原则的。在不同阶段，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重点、环节和手段都是不同的。在当前阶段，政府管理的重点，应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应将重点放在有效提供合理的市场秩序上。
再次，转换是需要时间的，并且需要承担必要的风险，付出应有的成本。不经风雨，哪见彩虹。国际经验显示，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险。我国既需要为原有经济结构承担调整成本，也需要“花钱买机制”，还需要支付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而进行刺激的负担。当然，为了实现经济系统的转换，意味着经济领域需实现“破”和“立”的统一。在系统切换过程中，“立”较难由经济系统自身提供，需要由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来支配。这是一个超越经济系统的多系统同时变革。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需要改造主观世界。管理好转轨风险的关键，是准确深入理解我国当前各个系统之间及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管理并利用好各界的预期，找准突破口和关键点，把握好政策的着力点、时机、节奏和政策间的相互搭配。
过渡阶段的突出表现：割裂和三个自循环
在系统转换的过渡阶段，我国经济表现出既不同于原有系统的运行特征，也不同于拟转换成系统的运行特征，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治理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体系），等等。
基于当前存在的多种割裂，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自循环系统。一个是由外贸领域、国际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外汇储备运用构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如下图所示。
二是由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影子银行构成的自循环。可用下图表示。
三是投资内部形成的过剩产能自循环，如下图所示。
不论是国际大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土地财政——房地产——影子银行”循环，抑或是过剩产能循环，都是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一部分，其快速发展都推动了GDP的增长。2002年-2008年，国际大循环与“土地——房地产——金融”循环共同支撑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GDP增速超过10%。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给我国的出口行业带来沉重打击，大量出口行业倒闭退出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出口行业的水分。但随着经济的恢复，仍存在套利套汇而催生的虚假贸易的自循环。2013年5月打击虚假贸易融资，2014年初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进一步挤出了这部分非实体经济因素支撑的出口贸易。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挑战，我国维持了“土地财政——房地产——影子银行”循环，保持了经济增速的平稳，但也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
从这三个自循环来看，都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国际大循环顺应新一轮全球化的需求，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土地财政——房地产——影子银行”循环则与城镇化、消费升级和金融转型相吻合，是内需驱动的一部分。过剩产能循环则与提高行业集中度，与产业的升级相吻合。因此，这些自循环都是我国结构调整的一部分，但显然这些自循环由于都基于某种或某些割裂，已超越了正常的结构调整，出现过度发展，带来可持续问题。
重新评估转轨时期各类政策工具的空间
为应对经济转轨，我国需要四类政策。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合适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三是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新的投资创造条件。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的方案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的负面冲击，包括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这个过程，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
但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评估各类政策空间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国当前面临的是重大的经济转轨，并不是一般经济周期，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政策，需要从战略高度来评估动用现有资源的收益。我国长期的经济积累，如果能有助于顺畅地渡过经济转轨挑战，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1.纸币社会与国家福利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彻底进入纸币社会。纸币社会与国家福利制度的相结合，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宏观调控的限度。经济运行的本质，是通过物的生产和消费，维持人的存在。现代经济体利用市场体系，通过利润、工资等方式分配最终产品，从而产生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持续不断维持经济体的正向激励，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向经济体注入额外的现金流，从而带来额外的利润和工资的增长。在相对价格此起彼伏的过程中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但不断向经济体注入额外的纸币，又会推动绝对价格的持续上涨，从而损害市场失败者和弱势者的生存能力，国家又通过福利制度来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纸币社会和福利制度的组合，使得国家可以在不引起社会混乱（因分配问题导致最低收入群体的反抗）的情况下，不断通过收入重新分配的方式（货币投放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直接通过价格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涨幅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在引起资产泡沫并破灭的情况下，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并通过隔离金融调整的方式，避免实体经济的过度调整）保持经济体的活力。只要拥有社会信任，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将比实物货币时期更大。
2.关注我国政府特殊的可用调控资源
相对于其他处于该阶段的转轨国家，除了我国的财政和货币相对稳健外，我国还拥有一些特殊的资源。一是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中央和地方均拥有大量国有企业，还有一些不是以企业形态存在的国有资本，给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额外的保证。二是我国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换算成人民币，与我国的基础货币规模相当，具有较强的国际清偿能力准备。三是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政策性银行体系，并且仍具有较强的产业政策调控能力。四是我国政府拥有较大的行政自主权，可以在各个领域多个环节介入经济运作，决定经济运行规则。这虽然是我国需要改变的内容，需要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府在经济领域行为的自主性，但这些特征在经济转轨时期，却提供了额外的政策空间。
工具和资源，是双刃剑，高度取决于人的认识和信念，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轨中的发展大国，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指导，也不宜受现有的理论概念、框架所束缚，“实事就是”是最好的理论。真正理解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也就掌握了所有足以改造它的工具和资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