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借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强化在乌克兰危机中受损的领导地位，中国则派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海军编队，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太平洋”多国演习，借此表达对美国领导力的某种认可和对自身军事实力的信心。
中美关系在“全球政治觉醒”时期可能出现“小阳春”。对中国来说，以第二强国的身份与一个权势相对缩水的美国共处，在资源集中度和运用效率上反而要优于多极格局。只要中国能适度抑制“受害者”心态，在制度、理念方面向真正的“积极有为”迈进，并在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冲撞的情况下构建本地区安全保障机制，实现权势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弱者战略”利与弊
距今17年前，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罗斯曾经用“安全至上”和“保持机动性”这两项标准来剖析中国的外交政策。罗斯认为，在主要利益尚局限于亚洲范围之际，以“弱者”面貌出现的政策使中国不至于漫无目的地投射影响力，可以专注解决近在眼前的忧患，从而确保安全。
时过境迁，“弱者战略”在中国当下的对外交往中仍时有浮现。例如，中国在参与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时，往往是以该任务是否与本国海外利益直接相关为准绳；在包括亚丁湾护航在内的国际行动中，中国也更乐于以独立身份展开活动，而非服从于多国联合指挥机构，以免削弱机动性。在参与特定的地区安全问题和包括气候、太空等在内的全球“公地”治理时，中国政府依然会遵循传统路线，提出基于道义原则而非可操作性的处置方针—道义原则当然不只是空口言说，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表态，因为很少有国家会从正面对这些原则进行攻击。然而安全亦有其代价：对道义原则的申明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对权势政治和大国协调的排斥，并且很难转化为具有实施力和约束力的路线，故而收获的往往只是“感谢”。
毋庸置疑，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尚处于深化改革阶段的当下，“弱者战略”的剩余价值依然可观。但它对中国长期国际影响力所起的消极作用，也应得到认识。首先，中国对自身参与跨地区国际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的能力评估相当谨慎，这与国际舆论尤其是非亚太国家对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位颇有歧异。对后者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合作时暴露出来的能力和经验缺陷，远不及“自扫门前雪”式的保守姿态对领导力的伤害来得大。迄今为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搭车”的行为依然多过主导性参与，中国也较少公开表达承担更大份额国际治理成本的希望。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曾提出中国“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这需要进一步落实为主动和持续的行动。其次，中国融入和参与建设国际制度的程度越深，过去那种看似游刃有余的机动性受限也就越大，这是“弱者战略”无法彻底规避的。诚然，在不发生大规模对外冲突的情况下增长权势始终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但避免冲突并不等于游离逡巡，如果把对外合作视为理性的投资行为，在付出机动性作为代价的同时，北京完全可以尝试创设并扩展利己性的国际制度安排。
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周边安全形势的复杂化显示：以全球层面为导向的“弱者战略”，在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更紧密关联的西太平洋范围内并不完全适用，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毕竟，即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以“弱者”自居，它的政治和安全能量在亚洲范围内都是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空间距离的有限和解放军装备现代化带来的直接压力，使得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周边势力很难完全认同中国基于道义原则或公开表态的“示弱”。对周边国家的这种疑惧，中国未必要回以睚眦必报的极端反应，但超越“弱者战略”、以自信和果断的姿态主导亚洲安全环境的改善，无疑是长期的努力方向。
辩证看“兴”“衰”
几个星期前，曾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出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科特·坎贝尔抛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当下，为什么北京依然拒绝被贴上“世界第一”的标签？坎氏并未直接回答此问题，但他尖锐地指出：“在积累起足够份额的国家权势之后，中国对于如何运用它尚无定见。”
“坎贝尔之问”（Campbell Puzzle）揭示了中国在积累权势和担当国际领导者之间的落差。国际政治学界用“领导力指数”来区分真正的世界强国和仅仅是具有“世界级指标”的地区大国。1945年时的苏联，无论在工农业生产、尖端科技水平还是海上力量方面都远不及美国，但它在地理政治和意识形态输出上的特殊优势足以使其占据“两极”的一端；反之，1914年的德国和美国在多项经济和安全指标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资本流动范围、跨区域影响力投射乃至承担的安全义务上仍处于地区级水平，因此很难说在国际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远不等于“挑战”成功，甚至可能只是更复杂的考验的开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舆论对“中国领导世界”的鼓噪越来越多地和“美国衰落”的呼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衰落”是否必然导致中国的“上位”？首先，全球领导地位并非私相授受，不能单由美中双边关系来决定。需要审视的是美国的衰落对世界权势结构的长期影响：“一超多强”格局已趋于终结，但尚未有其他国家或集团明确表达希望领导世界的意愿，全球权势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散化倾向。不仅如此，从非洲北部到中亚的“伊斯兰新月”地带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荡，并以链式反应模式在相邻国家间蔓延。这种动荡很难归结于单一缘由，它是后冷战时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爆炸式增长、传播技术高度发展乃至“失败国家”主体意识崛起杂糅而成的产物，并且迄今尚未得到有效疏导。这就使得后“一超”时代的全球权势分布变得越发不稳定。
这种被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称为“全球政治觉醒”（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的新现象，影响到的绝不仅是美国和全球层面的政治稳定，它对地区政治造成的冲击将更加持久。在不久前爆发的越南反华风潮中，已经出现了以“抵制中国”为引子、要求改革越南国内政策甚至政治体制的声音，这绝不会是个案。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风潮可能成为多个亚洲国家政治上进一步变革的引子，这对中国无论如何都不是好消息。和美国甚至俄罗斯不同，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面临重大安全挑战的强国，其中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甚至往往大于全球层面。权势碎片化倾向的加剧以及美国控制力的下降，将使为数不少的国家热衷于伸张全然利己主义的政治和安全诉求（反过来看，美国干预能力的下降也会使它进一步下放给予盟国的自主权），从而使中国的全球抱负遭遇“背后一刀”—周边国家追求亚洲权势再分配的努力将损害到中国追逐全球领导地位的事业。
今日的亚洲，可能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存在最多“安全两难”、潜在冲突中心甚至核扩散风险的地区，这意味着中国不像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一样，仅凭“无为”就可以坐待全球领导权自然转移。全球领导力的提升，首先取决于对地区安全隐患建立控制的能力；换言之，在展望世界领导者地位之前，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周边地区，尤要避免遭遇德国1914年“被包围”之类困境。从另一角度看，西太平洋沿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板块，中国主导这一地区的治理本身就有助于提升国际领导力。
提炼“内功”
站在历史后端审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年代，有几点优势是值得格外关注的：首先，“美国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极富吸引力和模仿价值的制度，它不仅在现实的政治竞争中压倒了苏联模式，而且成为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样板。其次，美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良性状态，公众舆论在接受并参与承担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的同时，也为国民提供全球事务的解说和教育。领导力的养成由内而外，成为美国在20世纪发挥重大世界影响的基础。
反过来看，美国的“衰落”，也恰恰表现为两大优势的缩水或崩塌。小布什政府在21世纪初一系列鲁莽的单边主义行动大大削弱了“9·11”事件后世界舆论对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则令人对“美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2013年以来陆续曝光的“棱镜计划”和其他监听行动更是使一向被视为美式民主核心价值的自由、人权等理念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与此同时，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党派化使得政策议程出现了间歇性振荡，达成政治共识也越发困难。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和前官员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在于重新整合和发挥内在优势，非如此不足以抵消衰退。
曾经属于美国的优势，恰恰是志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需要借鉴和效仿的。北京现时较少尝试将“中国模式”加以推广或输出，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但改革不可能以闭门造车的方式进行。中共中央去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要求和工作重点显示，北京已在塑造一种能够对国内外重大事态形成有效对策、同时对长期的大战略缔造做出审视的安全决策体制，但更艰巨的任务是发展一种适合本国国情、同时具有更突出世界特征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意义不在于标榜，而是要在继续优化国家经济和政治效率、使社会保持稳定和活力的同时，增强中国人在参与世界治理时的自信心。19世纪以来德、日、苏等后发强国参与世界领导权角逐的经验教训显示，“改变自己”可以也应当成为强化国力的源泉，继而为影响世界创造可能。
不仅如此，一种平和、自信、有耐心的对外政策舆论环境，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些鼓吹在每一场对外交涉和冲突中睚眦必报，以及动辄宣扬“挥动经济大棒，坚决制裁xxx”之类的偏激言论，恰恰是一种不自信和缺乏领导眼光的表现—中国引以为豪的经济成就基本是在近30年内实现的，放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段。经济优势的快速养成，使我们具备了较充足的资源和相对充裕的时间去实现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有什么理由相信，所有争端和问题突然就到了过时不候的节点，需要在极短时间内仓促和鲁莽地做决定呢？在此不妨重温布热津斯基的告诫：“国家间的能力差别，往往体现于它们能否区分以下两种状态：什么是持之以恒的雄心，什么是自以为是的轻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