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去的四十年而言，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挑战。事实变得十分明显，即苏联和东欧先后施行的经济体制在当时并非富有成效以至于能够“埋葬”资本主义（正如时任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著名地预测那样），自此之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之后你的选择是什么？”的问题就总是被提出来。在撒切尔———里根时代，或许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个生硬的断言，可以被缩写为“TINA”，即“没有选择”。
我的大部分学术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开始了我的论文研究）集中于此挑战。我提出和捍卫了一种选择，最开始被称为“工人主导的社会主义”，后来被称为“经济民主”；这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工作场所的民主和集中，以及民主控制下的投资。自从最初构想四十年前被提出，这个模式实施得惊人地好（甚至让我吃惊）。
但是，即使我们知道一个对资本主义而言经济上切实可行、道德上令人满意的选择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会面临另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过渡问题。我们如何到那里[3]？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当然是“革命”！这是一个理论上正确的回答，因为超越资本主义肯定是革命的。但是这场革命确切而言是什么样呢？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了俄国的攻占冬宫或者发生在中国或古巴的农民武装包围城市并迫使政府逃亡。但是片刻思考就会让我们明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如此的方案是可能的。设想一下我们的人成功攻占白宫，或者夺取华尔街大银行的司令部———然后是什么？我们随后将做什么？当然值得铭记的是1848年写出宣言的两位年轻人所提出的一个不同方案。工人阶级在本国必须“赢得民主之战”。他们必须随后开始进行改革。
这些改革：“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自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成为变革所有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给出了一列十条改革建议———其中有些已经被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采用，有些已经过时，有些看起来仍然不错。但那是1848年。最近———事实上是今年，另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并且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策略以使我们从这里到达我们想去的那里。他的书的名字是“我们随后必须做什么？对于下一场美国革命实话实说”。它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马里兰大学莱昂内尔·R·鲍曼，政治经济学教授噶尔·阿尔帕诺维茨一直是一个左派，但是直到最近他仍然是一名不激进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他的第一本书《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是对自己博士论文的修订，现在是对杜鲁门总统决定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经典批判；而他的这篇论文是他于剑桥大学在一个伟大的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指导下完成的。
最近几年，阿尔帕诺维茨变得更左。他2005年的书《美国超越资本主义》的书名不仅使用了一个在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圈子里很少使用的词汇，即“资本主义”，而且也暗示有比“超越资本主义”更好的东西。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要回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
他最新的书走得更远，副标题如前所述：对于下场美国革命实话实说。我们可以稍想一下。这里有一个（相对）主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呼吁革命！并且对于可能实现的革命十分乐观。“我们将会获胜，”他说，“这不是简单的口号，事实上‘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在长期提前斗争的结果下。”一个非宗派人士、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一个很受尊重的学者在呼吁革命？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并且还设计出一个“策略”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我们现在的“体制”，如阿尔帕诺维茨所说，已经不再起作用。二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的体制可以被认为是“管理公司资本主义”———公司权力由大的劳动力平衡，矛盾由庞大的政府介入———这从战争期间就发展出来。但是从1980年起平衡已经让步于“相当纯粹的企业统治”———并且现在已经失控。这是失控于人民，并且走到了不可持续的路上。公司现在统治政治体制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对于传统政治的解决路径———主要是基于国家层面的进步性立法———不再有效。
阿尔帕诺维茨列出了几十年来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体制问题，表明了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而两个最紧迫的问题是持续增长的不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退化。这些他提出的问题并不会使我们感到吃惊，所以让我们考虑一下“要做些什么”。
事情必须改变。事情也将会改变。现在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我们想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我们必须行动。我们现在就必须行动。阿尔帕诺维茨主张一个四管齐下的策略：
*进化的重建；
*棋盘策略；
*危机转换；
*大危机转换。
让我阐述如下：
1.进化的重建
“进化的重建”本质上是此时此地构建选择性机构的问题。许多这种“重建”已经在进行。“安静的民主化无处不在，”阿尔帕诺维茨告诉我们：
*工人合作社———越来越多出现；全美的一些商学院现在开设关于工人所有权和其他民主化商业结构的课程，这些课程之前是不曾开设的。
*信用社———本质上是一人一票银行，目前有共计一万亿美元———“它处于一种新的和具有潜在爆炸性运动的核心，以打破阻碍资助非传统商业模式的传统壁垒”。
*社区发展公司———公共企业大多充当低收入者住房开发商和小企业孵化器的角色———现在大约存在5000家。
*土地信托———拥有房产和其他财产的非营利性机构以这种方式来防止中产阶级化和将开发利润转化为对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下收入者住房的资助———现在于45个州有255个这样的机构在操作中。
*B类公司———一种新的公司架构，它允许一家企业追求社会目标并且不受法律约束地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允许这类企业存在的法律已经在12个州颁布。
“仔细注意，”阿尔帕诺维茨说，“我们此时此地谈论的是发展‘机构’，而不仅仅是试图改变政策。我们正在谈论的机构直接关乎关键的体制问题，即谁拥有（并且如何民主化）生产性财富。”
2.棋盘策略
既然现在有一些城市、州和地区现在比其他地区更适合渐进式的变革，“棋牌战略”包括在此我们增加收益，在“棋板的不同方格里”逐渐扩大“夺得的领土”。我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可能和应该在这些地方做些什么之上。“如果你更认真思考体制性变革———不只是‘项目’———你最终将必须考虑政府在做什么和如何促进你所认定的视野和模式。”
当然，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已经深深被卷入经济活动中———通常是满足大公司减税和补助的要求来吸引他们来自己的区域———而不是其他区域———或避免他们搬走。本质上来说是贿赂和勒索。
今天，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美国大多数城市和州陷入财政困难中，并且对最脆弱者削减服务。所以，需要防护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必须做得比这更多。我们需要集中积极努力的支持来重建社区。其中阿尔帕诺维茨的建议如下：
*依据所有权，以集中和民主化的方式利用城市、学校、医院、大学和其他购买力来帮助稳定就业，和使低收入者社区与小型及中型企业获利。
*利用公共和准公共土地信托来获得开发利润供社区使用。
*接管电力事业，使它们公有化，以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支出。
*通过发展本地及公共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的服务来改善本地经济。
*通过基于财产和其他方式的所有权而不是税收来拓展城市“参与性租赁”的安排。
3.危机转换
某些危机可以被用来促进公共议程。阿尔帕诺维茨特别关注两个危机：正在进行中的卫生保健危机和可能再出现的银行危机。鉴于国会功能障碍的可怜状态，现在一个基于国家层面，明智并且普遍的卫生保健项目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的未来展望并非如此严峻。存在可能性。佛蒙特州已经颁布了一项法案，它最终允许居民搬进一个公共资金资助的保险库。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项关于“所有人的医疗保险”的法案在众议院仅以两票之差没有被通过。
对于银行业，阿尔帕诺维茨敦促到：“我们只是实话实说。在真正的大银行撞毁体制之前，它们需要被接管———越快越好。”我们也应该致力于构建对于公共银行如何运作的公共理解，这开始于将北达科他银行公有化的成功，这是一家得到百余年广泛公共支持的州立银行。
4.大危机转换
当阿尔帕诺维茨写下“大危机转换”时，他主要在思考将大型公司国产化，正如二战结束时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从撒切尔———里根时代起，尽管国有企业的“低效”已经成为传统保守派和“新民主党”之间教条的一大问题，但是最近的研究则表明这种关注已经太夸张。一份最近的《哈佛国际评论》的报告总结道，当代许多公有企业已经“高效，甚至是同他们的私有企业同行进行比较”[1]。
*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生产了75%的石油。
*在许多国家，高效的高速铁路系统由政府运营。
*欧盟有两百家公有和半公有银行控制了所有银行资产的五分之一。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公有电信公司是普遍的。
列出的这些应该持续下去。如果另一场大危机爆发，那就让我们重新将国有化提上日程。事实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对通用汽车和保险巨头AIG[2]有效地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当它们重新盈利后我们随后又将它们重新私有化。下一次———我们不会让它们回来。将它们民主化。
结论/评价
所以，在美国革命可能被提上议程吗？对于体制变革而言，阿尔帕诺维茨的四管齐下策略是一个合理策略吗？是否有一些重要的东西遗失？这里面是否有你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个人从阿尔帕诺维茨的主张中几乎找不到任何错误。如果我们要谈论我们必须要做的，即超越资本主义，假使我们的种群有一个人类的未来———选择变得日益残酷，更加非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会将我们永远推下生态悬崖———我们必须有一个改革策略以使我们到达那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曾经带给俄国、中国、越南和古巴（那时它们都是贫穷和欠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性选择。那么，这样一个由阿尔帕诺维茨所建议的非暴力的努力可能成功吗？美国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吗？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有另一种“美国革命”吗？
当然，不可能有把握地说。但是，让我来提两个阿尔帕诺维茨并没有讨论的事情，如果我是资产阶级一员的话，我会对此感到担忧：
第一件事情是：所有外面的学生背负着债务———现在总计一万亿美元，比这个国家所有未偿还的信用卡债务还多。他们被告知通过借钱来资助自己的教育。随着他们“人力资本”的增值，他们将从自己的“投资”之上赚取健康回报，既然有好的并且是高收入的工作在等着他们。但是这些工作是不存在的。他们感受到了背叛。阿尔帕诺维茨指出，近几年三项民调显示，在年轻人中间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日益增长。比如说，一项2011年的皮尤民调发现，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49%对“社会主义”持喜欢态度，而相反地，对“资本主义”持喜欢态度的只有46%。（195，N10）
第二件事情关注到民族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大大低估了民族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一个反面的诉求，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1914年，世界上的工人并没有联合起来推翻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却踊跃投入到战争中（至少在欧洲），彼此屠杀。当然在冷战期间，美国工人们（联合与否并没有区别）团结起来保卫“美国道路”免受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在1959年他们建立起一个“在‘我们’后院”的滩头阵地。
但是，现在十分明显的是，资本主义公司对他们的社区已经不再忠诚，甚至对他们整个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使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州对抗另一个；他们使美国的就业机会离开美国本土；他们玩弄会计游戏以逃税。另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对于解决现在任何已经出现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宏伟的方案”———不仅是在世界上的贫困地区，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美国和西欧。
我认为，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理性”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资本家关注自身和整个国家的所有福利———为了给美国工人们接种预防共产主义“病毒”的疫苗；如果不采取足够的照料，美国工人中可能有人被“病毒”感染。那个理性的阶段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无论如何，已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统治阶级正在表明出它已经“不适合统治”。他们不再有“一个宏伟的方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今天又一次成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
那么，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最后让我以两首诗的几句话来结束。第一个来自卡洛琳·弗彻一首诗的一行，我很久之前就将之贴到我办公室布告栏的顶端：
它是世界的开始或者结束。选择就是我们自己———或者什么也不是。
第二个是刚去世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一首短诗，很有趣地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他最新的书《正义的观念》中引用：
历史说，不要期望
于此坟墓边缘，
但之后，一旦一生中
渴望正义的潮汐之浪
最终涌起，
就伴着希望和历史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