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察家喜欢将无人居住的现代"鬼城"作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征兆。这些"鬼城"常常由有风险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但这一观点低估了类似的挑战在发展道路上的必然性，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必要性。
2012年，风险资本家威廉·詹韦（William Janeway ）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国家、创新型私人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三方博弈，它必然会产生超调，从而为下一波发明和产出增长创造条件。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铁路、矿产和工业化投资兴起后也出现了鬼城。但美国并没有因此而遭遇超越国界的系统性危机。
没有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交通投资，就不可能产生让美国跻身世界工业强国的生产率的提升。尽管这一过程包括了巨大的创新性破坏，但经济的高速增长抵消了产能过剩造成的损失。
同样，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中国的鬼城也将不过是发展道路上的坑洼。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更有可能因其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贡献而被铭记。
当然，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经济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以及让中国工人能够有效管理这些设施的在职培训--必须让中国生产力有足够大的提升，才能抵消多余的固定资产被淘汰及闲置而带来的价值毁灭。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前景相当乐观。目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值只相当于GDP的240%，比日本的551%低一半有余--并且人口也要年轻得多。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仍低于10,000美元，而美国则超过了90,000美元，日本超过了200,000美元（按2011年价格计算）。
此外，每年有大约1%的中国人口--即1200万人--迁往城市。这对改善人民生活、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实现污染最小化的创新型现代基础设施有巨大需求--特别是在考虑到城市化在经济现代化和生产率提高方面的核心作用。
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透明度低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具有一些内在风险，但到目前为止，它们已经融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为上海和广东得以升级基础设施和工业化腾飞做好了准备。
当初这两个城市都饱受技术和体制性质的局限及外汇和国内信用稀缺的困扰。通过与世界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上海和广东都建立了创新性制度结构，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法律、会计及管理的合作便利以使具体的基础设施工程得以实施，特别是启用了现代公司的法律和会计工具。换言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本质上正是地方经济的现代化平台。
这一制度创新使数百个中国城市得以复兴，并通过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先进的通讯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些结构和连接的支持下，三分之一的中国城市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0美元。
此外，最早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没有受到期限错配影响，因为它们是通过长期国开行贷款融资的，地方政府用从完工的基础设施中所获得的税费覆盖运营成本、偿还债务。如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帮助建设了将地方市场与全球价值链连接起来的网络。
但是，与往常一样，成功总是导致冒进。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政府刺激计划促使地方政府以廉价银行贷款及土地为基础，来追求其梦想的基础设施工程。偏远城市纷纷试图模仿上海、北京或深圳等榜样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积极的进步。毕竟，缩小基础设施差距扩大了个人和公司决定在哪里生活或在哪里开设工厂和办事处的选择范围。
但基础设施繁荣的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即相信地方政府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的信贷、廉价的土地和不断上升的需求。当2011年市场趋紧时，许多工程的前景不再光明，这就刺激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向影子银行寻找信贷机会，进一步导致借贷成本上升，以及来自市场的对改革进程的新挑战。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是世界的净债权人，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并不会对全球金融有系统性冲击。2011年末，中国未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29万亿人民币，而其土地和固定资产总价值为9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即使资产价值缩水一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总体仍不会资不抵债。
这样就只剩下债务偿还及分配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已宣布了财政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理清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及支出责任，特别是允许地方政府能够发行长期市政债券。
中国的鬼城和地方政府债务并非末日预兆，而只是迈向发达经济道路上的小颠簸，冒进问题必然会得到纠正，要么通过国家，要么通过市场。事实上，从长期看，克服这些挑战将造就更具弹性的强大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