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讽刺说，“加拿大其实与美国比与它自己更接近。”毕竟，大部分加拿大公民都生活在3,000多英里长的加美边境周边狭长带中。大部分加拿大人住得离更多美国人而不是加拿大人更近。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公司和政府。大部分企业与政府比与其他企业更接近：它们与政府规则和机构的互动要多于其他商业同侪。这一互动的质量以及随时间而发生的演化也许是一国增长率和繁荣的最根本决定因素。
但影响私人部门总体观念，特别是全球大部分贸易和产业商会以及商业协会所表达的观点的并不是这一世界观。商业组织常常持有罗纳德·里根的著名格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问题。”
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简短，反复，还带点诗意。不幸的是，它相当具有误导性。毕竟，即使政府就是问题，那么改变它的所作所为也必然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真相是市场不能脱离政府存在，反之亦然。政府是安全、正义、产权和契约执行制度的关键，而所有这些要素又都是市场经济的关键。
政府还必须组织提供交通、通讯、能源、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它们运营并监管医疗系统和初等、中等、高等和职业教育。它们建立规则，提供允许企业向客户、工人和所在社区保证安全性的资质。它们保护债权人和少数股东免受恶意管理层（或来自鲁莽的债权人的管理层）的侵害。
说政府应该靠边站，让私人部门来做它的事就好比是说空中交通管制员应该靠边站，让飞行员来做他们的事。事实上，政府和私人部门需要彼此，它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合作之道。
问题在于，在很多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私人部门和政府的关系往往不正常。不但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更广义的社会也没有形成更合理或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更紧密关系。这是有原因的。
私人部门常常与政府打交道，以使自己更有利可图。毕竟，利润最大化是CEO的应尽之责。政府也能够提供帮助：它可以迫使供应商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投入品、抑制工人的工资要求、保护最终市场免受进口商或新进商家的竞争、降低它们的税负。
但通过这些机制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它们的供应商、工人和客户日子更加难过。接受这样的要求难免会让社会其他成员认为政府不合法，认为政府更注重有利于已经成为富人的人群的再分配。
如果将这一关系的重点放在生产率而不是盈利能力上，结果将会大不同。通过降低成本实现的生产率改善让企业能够向工人和供应商支付更好的工资和价格、降低消费者面临的价格、缴纳更多税收，并且仍然能给股东赚更多的钱。关注生产率是三赢之选。
政府可以在诸多领域采取诸多措施提高生产率。生鲜农产品需要冷藏物流系统、绿色通关通道、优质农业活动资质和卫生许可。旅游业依赖于合理的签证要求、方便的机场、道路标志、饭店建造许可以及人文景观和海岸线保护。制造业需要有充足电力、水、交通、物流、安全设施和多样化劳动力的专用城市空间。
所有这些增进生产率的投入都需要教授和扩张产业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机构。所有这些都没有出现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或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而没有这些公共投入，依赖于它们的产业就无法获得成功。
这就是缺乏可靠合理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基础时会发生的事情。结果是公共品供给不足，导致无法提升生产率，也无法提高所有人的境况。
为了营造这一合作的基础，许多国家需要新的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契约。如果商业组织坚持把税收问题作为讨论的核心，就无法达成这一契约。相反，它们应该注重于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更广泛地说，商业组织应该只寻求那些绝对符合公众利益的政府政策。被认为是贪婪的要求会削弱合法性，最终影响效果。考虑到这一情况，致力于评估商业组织对政府要求中的公共利益的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增进信任。
也许最重要的是，企业协会试图代表全体会员发出一个声音的做法会适得其反。这样做常常导致注重所有会员都偏好的政策——比如减税——而不去关注对各会员生产率很重要的措施。正如垄断有害于市场和政治，私人部门的企业代表也可以从增加竞争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