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背景
CF40：中国将建设“一带一路”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有着怎样的国内国际背景？
张燕生：关于“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可以说源于邓小平的三句话。
首先是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和毛泽东同志论三个世界是一样的。同时，他指出30年前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因为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这是30年前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开放战略。
当前，IMF和世界银行都预测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将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因此2014年将是“中国的世界”元年。而且，全球各机构都预测2014年中国将会首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ODI）超过外商对华投资（FDI），因此2014年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元年。从2014年到2049年的新35年间，中国开放的战略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统筹“三个开放”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培育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第二，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先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大局，然后形成中西部开放开发的大局。“一带一路”实际上也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将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是举全国之力沿“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开放的一个新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的时间序列的动态比较优势在中国体现在横截面上，即在同一个时点，东中西部差距很大。所以，当前统筹两个大局，实际上是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
第三，邓小平在30年前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通过全球投资、全球配置资源，形成新的全球影响力。这其中涉及到美国试图用TPP使中国边缘化，中国则用TPP倒逼自己新时期的改革，因此开放和改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都涉及到长期融资，可以看出，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金融体系已经完全被西方控制。因此我们希望进行补充，因为市场需求很大，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现有的开放性金融都是杯水车薪，而且他们不是以发展为主题。所以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都是为新时期新的战略格局变化提供长期融资工具，以促进实现这个大格局。
黄益平：最简单的背景就是中国从一个小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对世界市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估计的我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通常说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同时，就像大象再也无法藏身大树之后，大国经济很难再如过去那样“韬光养晦”。比如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码也是部分地得益于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时过境迁，虽然美国口头上还是表示乐见中国经济崛起、愿意进一步推进美中经济合作，但是竞争甚至围堵的声音在增加。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需要走出去，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危机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其实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外部条件。“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CF40：有观点认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并推进对外投资，其中一个原因是支持当前疲软的中国经济维持增长动力，您如何看待？
张燕生：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疲软”的看法不正确。考察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使用索洛增长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为资源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提升（即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红利。过去35年中，每当改革动力、创新动力释放出来，这个时期的发展就是最好的。
过去35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加入WTO前，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因为，这期间中国的增长动力是靠创新和改革驱动。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在1993年，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汇率、金融、贸易等方面。1994年前，汇率存在官方价格、调节价格、黑市价格三个价格，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大幅贬值至1994年1月1日的8.70人民币/美元，并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而后逐步实现了并轨。
在加入世贸组织前，普遍认为是“狼来了”，为了应对狼的冲击，中央政府跑步前进，调整了三千多项法律法规、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应对，银行、农业、汽车等各行业都担心跑得慢被狼吃掉，积极应对开放可能带来的狼冲击。为什么入世以后生产率增长贡献却减弱了呢？因为入世以后人们发现狼不可怕，改革就停滞了，所以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反而在2002年以后是减弱的。因此，考察过去35年的发展，可以推断，未来新35年，也就是2014年到2049年，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创新驱动。
从工业的角度来看，能源工业在过去35年生产率贡献是负的，说明其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靠生产率的增长，因为能源的市场化、开放程度是最低的，基础原材料也是这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过35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18岁了，18岁的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政府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5000多亿美元，而美国人所持有的东亚资产71%以上都是ODI。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战略任务是如何提升ODI占比。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是5000多亿，2020年估计能达到1.2万亿，在未来的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即占比70%。
因此，过去35年都能看到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和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创新驱动，这是支撑新增长动力最重要的源泉。所以说“一带一路”绝不是寻求新动力，而是在新时期推动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高标准改革，所进行的战略布局。
黄益平：“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性的大战略，虽然相应的在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或者投资品的输出必定会有益于经济增长，但过度解读它对挽救当前疲软的宏观经济局面的作用反而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成功。“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建设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快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新的长期增长的动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投资必需大胆规划、谨慎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带动经济活动的繁荣，直接关系到这些投资能否得到回报，从而影响到“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概率。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地区经济融合，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但更需要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如果过度关注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支持，很可能导致盲目、仓促上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以及长远的效果。
布局全球投资的收益
CF40：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您认为这一增长速率是稳健还是较快？
张燕生：这个增长速率是比较快的。从过去35年中国“引进来”的情况来看，整个80年代主要引进的是港澳台企业，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主要是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事情，但西方投资很快就进入稳定期。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主要原因是高储蓄率的推动，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将这部分巨大的资本进行合理有效多元化地配置，确实能够支撑中国“走出去”。
“走出去”的动机有四种，在不同的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格局。一是市场，当我国的生产过剩以后，就需要在全球寻找市场。此时就会把一部分公司、营销渠道等扩展到国外去。二是资源，中国需要寻求资源的全球配置。三是成本，我们需要在要素成本低的国家重新构建竞争力。四是效率，中国要实现从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国家，离不开“走出去”。因为全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主要分布在美洲大三角地区。只有在该地区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人才中心、咨询中心，与世界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高端人才保持“零距离”的接触，才能获得最新的理念、概念和实践，才能对“引进来”进行大规模的管理和应用。
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讲是举全国之力，从全球来讲是全方位国际合作。举全国之力是综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和新疆、云南、宁夏等西部不发达城市的实力。而全方位合作是指不仅仅只有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还有与港澳台、美日欧之间的国际合作。
“三中全会”总结了三句话，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体制角度提出了如何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问题；二是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是要求举全国之力“走出去”，另一方面提出了怎么统筹开放，哪些方面开放的问题；三是培育引领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低成本的要素优势向技术、品质、品牌、服务和成本“五位一体”的综合竞争力优势转变。我觉得，下一步我国会在这些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
CF40：中国推动大规模资本对外输出，有何收益？
张燕生：过去我们是从国内的角度配置资源和市场，未来将从全球视角去配置。目前国内很多产业的产能过剩很严重，产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2%，以往我们认为钢铁等传统产业要淘汰、转移，但是从全球来讲，都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在开国际会议时，非洲兄弟说中国的过剩产能恰好是非洲的发展机遇，比如发电能力、装备能力、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等，都是非洲严重短缺的。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也发现，中国产能过剩的设备，对他们而言都是先进的技术，因此国内市场可以沿着“一带一路”进行资源的全球配置。按照克鲁格曼的经济学理论，“一带一路”的增量部分，定价只需要覆盖固定成本，销量增加就可以摊薄固定成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也就可以增强竞争力。
当前国内很多的产业都是市场、资源、生产“三头”在外。有一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为什么要把铝土矿、铁矿石、石油运回国内，完成加工再卖到全世界，为什么不能在资源所在地，用当地的环境容量、排放容量，投资建厂生产电解铝、氧化铝和铝锭等产品，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只要不脱离实体经济为主，就不会产生空心化问题，同时还能把价值链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和调整，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服务、资本、人才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国真正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扮演领头羊的重大决策，而中国所收获的利益也将是战略性和全球性的。
习主席提出了几个观点。一是未来十年中国的ODI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在未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年均估计是27%，为世界其他地方创造的就业将达到700万人，中国的发展将惠及全世界，欢迎大家搭便车，共享新的发展理念。
二是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要更加重视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三是发展必须要遵循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会给沿线的最广大的老百姓创造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能够使沿线的国家和中国人民一道共享发展成果，创造全方位国际合作、共享发展的新模式。
黄益平：未来10年对外直接投资1.25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平均1250亿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其实并非特别惊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今年全年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这个趋势来看，未来10年平均每年投资1250亿美元，这个估计相当保守。另外，2004年的时候我国的外汇储备为610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过去10年间外汇储备增加了三万多亿美元。假定未来金融改革包括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央行将大大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外汇储备的积累就会大大放慢，这样资本流出就会更多地以民间投资的形式。当然现在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大大缩小，资本流出的总规模可能会随之有所收缩。由企业替代央行进行对外投资，原则上看应该是一个进步，因为企业知道需要什么、能做什么，当然前提是企业面对硬的预算约束。如果是像过去一样由国有企业大把地往外撒钱，投资效率能否改善则不好说。
CF40：中国推动对外资本输出，能否有效化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对化解国内巨额外汇储备有什么作用？是否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张燕生：外汇储备涉及到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们在2007年的研究得出，如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快，只需要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当前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中，至少有3万亿美元需要由储备资产转化成非储备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自然人的对外投资。2013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592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635亿美元，加工贸易中8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已经从过去的占比55%下降到了38.9%，随着成本驱动型资本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印度去，加工贸易顺差未来将会下降到非常有限的数目。我认为“十三五”时期，贸易顺差很可能会成为平衡甚至逆差，如果ODI持续大于FDI，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出现证券投资、短期资本流动逆差，使“双顺差”局面出现结构性变化。到那时，中国就进入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的阶段，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走出去时，马上会面临外汇风险，这时人民币会开始逐步成为贸易结算、投资、储备货币，这是随着时间序列推移一步步变化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浮动汇率合法化，国际社会为什么没有抛弃美元，进入所谓的“后牙买加时代”？美元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美元市场和亚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在美国境外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离岸美元市场体系，包括即期、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一整套货币和资产市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投资、储备货币之外，核心问题是要在境外形成一个有深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可以在境外形成人民币股市、期市、债市、汇市的市场体系，进行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业务，人民币就可以成为套期保值、风险对冲、融资的货币。这样，一方面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和在岸市场倒逼国内金融市场深化和市场化改革，因为在发展离岸市场时，通过学习伦敦、香港等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加快国内金融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目前，关键问题是在过渡时期如何抵御风险。
黄益平：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行为，我们最好就从企业获得最佳投资回报的动机来理解，不要过多地考虑其它方面的目的。比如，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有可能帮助化解一部分国内的过剩产能，但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则不好说，过剩产能产品的输出是有运输半径的，很多建材恐怕还是在当地生产效率更高。同样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对人民币国际化会有帮助，但这个不是一个直线关系，日本有很多企业在世界各地，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也不见得就有多高。还是那句话，是什么事情就当什么事情做，人为地赋予它太多的功能反而更可能把事情搞砸。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运作方式
CF40：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都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平台，您对它们的定位和作用如何评价？
张燕生：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英美主导的，最大的问题是忽略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益和利益要求，让穷国遵循发达国家的规则。可以看出，无论是GAT还是WTO，所有谈判都能成功，但符合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比如多哈回合谈判却失败了。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砖国家银行，是以发展为主题，探索能够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阶段和可承受能力，以长期融资为发展服务的开放性金融工具。因此，它对现有的世行是一个补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为亚洲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提供长期融资工具。更多地培育亚洲的长期投资者，把保险、养老基金等资金通过创造长期融资工具，用于本地区的发展。
金砖银行、亚投行是有着巨大功能的，我认为不是中国的资本输出的工具。从资本额来看，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加总只有两千多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有五万多亿，外汇储备有3.8万亿，这几个机构的资金总额只是中国每年ODI很小的部分。这几个机构是从负责任大国的角度来探索、解决发展中世界所需要的长期融资工具和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工具，是全方位国际金融合作的新举措，而不是中国要输出新殖民主义、输出资本或输出霸权。
黄益平：其实我觉得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输出的最主要的还不是资本，而是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这些新的国际组织？其实起因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不少缺陷，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合理地反映最近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事实。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试图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改革，但举步维艰。说得客气一点，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补充，说得不客气一点，它们就是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创立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因为中国是最主要的资金贡献者，所以有人把它们理解为中国资本输出的平台也不算为过。但这不是它们创立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新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际经济秩序，也许以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框架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各国经济发展。
CF40：现在已明确，亚投行由财政部主导，丝路基金由人民银行主导，您认为二者如何协调分工？
张燕生：这里的主导不是指作为中国称霸世界的工具，而是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工具。在分工方面，中国总需要出资人和负责人，所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归属财政部负责。在开发性金融方面，过去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接单位就是财政部，所以财政部有长期的和亚洲开发银行打交道的经验。丝路基金作为基金，毫无疑问人民银行是最合适的。我还是建议不要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政府主导的，这样别人会认为是新殖民主义。
“丝路基金”作为基金，会根据基金的宗旨来决定投资方向、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多的是多边的、带有长期融资工具的国际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机构，两者不完全一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多地可以看作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丝路基金投资人肯定有着更大的话语权，有更多的权益要求，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是多边的一个带有国际性、区域性的开放性金融，更多的是本着理念和标准，而不是投资人的要求来提供长期性的开发性金融的工具和金融的支持。
我认为二者应该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因为亚投行有21个成员国，且各国出资额、话语权不完全相同，亚投行应该更多地开展长期性、以发展为主题的、具有开发性质的融资项目。丝路基金可能更多地还是要考虑商业利益。
黄益平：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还在建立过程中，同时还有一个海上丝路银行即将筹建，现在要明确它们之间的分工可能比较困难。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亚投行是由财政部主导的，而丝路基金是由人民银行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如果望文生义地做一个推测，我们估计亚投行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组织，其目的是帮助各国发展基础设施，因此提供的融资的条件会比较优惠，而丝路基金应该大致按市场规则运行，追求回报。不过这些只有等两个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之后才能见分晓。
资本“走出去”的风险
CF40：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存在怎样的风险？
张燕生：中国在对外投资时遇到的风险很多。作为新进入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完善、不协调。因此，一套良好的“走出去”机制是，公平选择承担不同领域、不同项目“走出去”角色的合格企业的重要武器。“十五”期间，我们鼓励“走出去”，鼓励到国外去找资源、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十一五”，“走出去”开始强调更多地与国外开展合作；“十二五”，品牌、技术以及东道主的社会责任等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走出去”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更要考虑非经济因素。比如，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创造发展机会，在教育和环保等领域有公益性贡献。举个例子，我到印度尼西亚调研了两家企业，分别是民营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主要经营中石油在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从企业雇员来看，其本地人雇佣率达到百分之百，连总经理都是印度尼西亚人，另一个企业的本地人雇佣率则是百分之九十，它们都为当地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在中石油油田旁边，印度尼西亚农民耕种水田，住进新房，娶了媳妇。当时国际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油田，无论是环保，还是社会责任都做得很好，既然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对全世界宣传呢？
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是掠夺式的，损害当地环境和民生。当然中国的“走出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更多的是为当地人谋福利的好项目。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在安哥拉用贷款来掠夺石油，这是不是新殖民主义？我回答，西方人在安哥拉殖民了上百年，给非洲人民带来绝望。在安哥拉战争中，美国支持的派系输给了苏联支持的那方，西方认定安哥拉没有人权和民主，不提供战后重建资金，这时候是中国拿钱出来为当地修路搭桥，援建学校和医院，把安哥拉从一个严重的负债国变成有偿债能力、欣欣向荣的国家，为一个绝望的国家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中国今后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新殖民主义：我们拿走了资源，但不会留下资源枯竭的城市；砍树但不会留下光秃秃的山。中国的“走出去”会造福东道国家人民！安哥拉部长向我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招投标；第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三保护环境。我认为部长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中国要用行动进行全民教育，造福非洲兄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我们希望 “一带一路”能回到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的“道”是指，不仅自己有饭吃，也要让对方有饭吃。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方面，中国一直做得很好，只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相信我们可以在未来35年做得更好。
黄益平：中国大规模输出资本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风险，一是容易引起接受国政府与民众关于国内经济安全的担忧，甚至出现反弹。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不少这样的事例，特别是在美国、澳洲甚至非洲国家。除了规模，真正引起担忧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战略性产业比如电信和能源，第二是国有企业作为主要投资者。二是短期内企业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却蜂拥往外走，很难获得合理的回报。通常到海外投资的企业必定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通过到海外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目前中国往外投资的一些大型企业其实并无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往外投，主要因为它们是国有企业，容易获得国家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但这样的投资多了，不但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声誉，同时可能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三是多数中国企业还不了解海外市场，尤其是商业环境。比如不懂得如何跟当地社区甚至工会打交道，也不了解法律以及经济环境等等，这些投资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理想的回报。
CF40：对于近期墨西哥取消中企高铁投票结果事件，您作何评论？
张燕生：国际上对于反垄断有百年以上的经验和历史，经过上百年的探索，最终才形成了现在的反垄断理论和实践。而中国的反垄断历史只有六七年，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中国在反垄断实践和理论方面出现深一脚浅一脚的情况是正常的。与反垄断问题相似的是，从2000年开始，发改委在“十五”规计划中提出“走出去”战略，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前我国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墨西哥取消中国高铁合同以及我们在很多国家所遇到的困难，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中国“走出去”的时间很短，成长很快，国际上要真实地了解我国的高铁技术和安全性以及中国的实力和信誉，还需要一个过程。毛泽东有诗云：风物长宜放眼量。 如果从2014年看未来的35年，中国会经历一个“走出去”战略的初始阶段，随着一条条铁路的建成，最终世界各国都会明白，中国是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巨大发展利益的国家，中国的高铁是最能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福利的项目，因为它很简单而且成本低廉，与日本或者法国的高铁相比，中国高铁的成本大概低1/3到1/2，因此，不采用中国高铁等于牺牲纳税者的权益，我相信越来越多人的理性会战胜偏见。墨西哥下一轮的招标，中国同样会投票，出示的标数同样具有竞争力，让墨西哥人自己权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权自主做出选择，至于是否公平公正，实践会告诉大家。
如何稳妥推进海外投资
CF40：中国未来应当如何稳妥推进对外投资？如果对外投资增长过快，在海外选择投资项目方面是否会欠缺成熟考虑？
黄益平：推动国际经济策略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美国执行马歇尔计划，不但已经通过二战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地位，而且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经济方面，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的绝对领导者。这些都保证了战后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成功。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我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经济方面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其军事力量还缺乏全球性的威慑力，政治上也没有可靠的同盟者。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一个全球或者地区的领袖，需要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的支持。因此，我们现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并将其付诸实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举动。但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步步为营，小心从事。最有效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一两个项目，积极推进。如果做得好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进一步推进就会比较容易。如果头几个项目做砸了，后面的道路就会更加艰难。
张燕生：打个比方，中国就像是一个18岁的孩子，刚开始挑大梁，但是与45岁的美国相比显然还嫩得多。所以，我们要求18岁的孩子不犯错就能成长那是不可能，要允许他交点学费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交学费呢？那就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是制度改革。这次我去广东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广东省的制度变化比我们想象还要快。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变化。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有社会责任心和进取心的，它们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但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所以，我觉得全面深化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比较适合。
CF40：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国企、民企如何参与其中？
张燕生：首先，应该是共建基础设施。在其他国家修建铁路时，一定要考虑自身利益和对方的利益。确实需要合作和协调双方的利益。过去很多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都认为中国的支柱是国企，所以他们要探索限制国企的方式，最后使用了澳大利亚提出的“中性原则”，来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帮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把中国“妖魔化”了。很多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土地、贷款都是得到补贴的，因此对我们进行反补贴税诉讼，这是非常荒唐的。认为中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可以随意对国企进行补贴，是严重违反WTO条约的。中国的国企经过35年的改革，都是高度市场化的，应该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国企在世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此外，国内也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毫无疑问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客观来讲，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还是国企做得更好一些，由于部分民企历史不长、实力不够，往往更加趋利，产生了很多问题。当然，国企也有类似问题，但是毕竟目前民企不像如国企实力雄厚。未来应该采取公私合营，或国企和民企混合所有制联合走出去。
黄益平：如果将东亚经济成功的经历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东亚各国的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可能会反映到未来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甚至酝酿中的海上丝路银行的运作之中，明显区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基础设施领域更是如此，政府需要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积极地规划并融资。即便如此，政府也不应该替代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完成以后，施工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来做。
CF40：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如何防范政治风险？
张燕生：关于海外投资，从海尔收购美国第二大家电企业美泰克失败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最大教训是，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不可避免。即使是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规范和成熟的国家，都避免不了会存在这种制约因素。所以，需要我国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同时增强软实力和硬实力，软硬兼施才能给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由于大国竞争和中国非法移民等因素的存在，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非常正常。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需要学会慢慢适应这种变化，同时中国政府也应该从全球视野来帮助企业降低非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