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年临近尾声，显然自1989年以来的欧洲和国际政治结构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从未面临如此紧张和令人担忧的环境，欧洲和中东因为大国对话破裂而走向流血。世界似乎站在第二次冷战的边缘。甚至有人已经宣布第二次冷战开始了。
与此同时，世界最关键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很少起到作用或拿出具体行动阻止战火和杀戮。为何安理会没有拿出评估局面、组织联合行动的计划行动起来？
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结束冷战过程中的艰苦工作和共同努力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崩溃了。没有这一信任，当今的全球化世界就无从形成和平的国际关系。
但这一信任不是一夜之间被破坏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当前局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
人们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迈向新欧洲和更安全的世界秩序的开始。但是，西方特别是并没有如北约1990年伦敦宣言（London Declaration of 1990）那样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机构并追求欧洲的去军事化，而是宣布自己获胜。西方领导人脑子里装满了欢欣鼓舞和赢家心态。他们利用俄罗斯的衰落和缺少制衡力量的机会，根本没有注意到对垄断全球领导地位的警告。
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是短视地强加自己的意愿、忽略合作伙伴利益的前因的结果。这些前因至少包括北约东扩、南斯拉夫战争（特别是科索沃）、导弹防御计划、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它们导致癣疥之疾成为现在的心腹大患。
而受影响最大的是欧洲。欧洲大陆没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领导变化，而是成了政治剧变、影响范围竞争和军事冲突的竞技场。结果难免是在其他实力和影响力中心不断变强时欧洲却在不断变弱。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欧洲将在世界事务中失去影响力，逐渐沦为无关紧要的地区。
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指明了一个前进方向。当时的国际局势不比今天安全。但我们成功地改善了局面——不但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还结束了冷战冲突本身。这一成就主要是通过对话实现的。但对话的关键是政治意愿和设定正确的优先项。
如今，最重要的优先项应该是对话本身：重启彼此互动、倾听（listen to）和聆听（hear）的能力。积极的信号正在显现，尽管初始努力只产生了少量分散的结果：关于乌克兰停火和去军事化的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三方天然气协议、停止互相加强制裁等。
我们必须继续沿着与争论和互相指责相反的方向前进，以达到共同点、逐步取消令双方都受害的制裁。作为第一步，针对政治人物和议会成员的所谓个人制裁应该取消，以便它们重新参与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的过程。一个互动领域可以是帮助乌克兰克服手足相残战争的后果、重建冲突影响地区。
全球挑战和泛欧洲安全也是如此。当今的关键全球问题——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贫困和不平等性、气候变化、移民以及传染病——日趋严重。它们尽管彼此大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机制要么付诸阙如，要么无法运转，哪怕持续的全球危机理应说服我们刻不容缓地寻求可以确保政治、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新模式。
至于欧洲安全问题，只有泛欧洲方案才可行。事实上，试图通过扩大北约或通过欧盟防务政策解决问题只能适得其反。我们需要更包容的机构和机制为所有人提供担保和保证。
在这方面，被世人寄予厚望的欧安组织到目前仍毫无举动。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用新组织取代欧安组织——特别是因为眼下它行使着重要的控制乌克兰的功能。但我得说，欧安组织是一栋千疮百孔的大厦，需要大修和局部重建。
多年前，前德国外交部长根舍（Hans Dietrich Genscher）、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其他决策者建议成立以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或理事会。我同意这一方针。与此一致，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他也号召成立一个预防性欧洲外交和强制性磋商机制以应对任何国家安全威胁事件。如果这一机制得以建立，乌克兰最糟糕的事件或许可以避免。
当然，对于这些和其他“欧洲观念”无功而返，政治领导人难逃其咎。但是，整个欧洲欧洲政治界、公民社会机构和媒体都有责任。
我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我得承认，在2014年行将尾声之际，不感到悲观很难。尽管如此，我们也决不能向恐慌和绝望投降，或放任我们自己陷入恶性循环。过去几个月的苦涩经历必须转化为重新参与对话和合作的意愿。
在2015年，我呼吁我们的领导人和我们所有人：让我们一起思考、建议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