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总的判断是：2020年是中国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是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下，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成为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高度依赖于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的深化全面改革的重大突破。
第二，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转型处于最后窗口期。立足中期化解短期矛盾，形成长期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成为最为现实的选择。也就是说，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关键就在2020年这个“中期”。如果把握和谋划好这个“中期”，加快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确立服务业主导格局为重点、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改革，不仅能有效化解短期的矛盾风险，而且将为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失去“中期”这个历史机遇，我们就失去了主动权。
第三，当前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的前景、增长的动力关键是转型，转型需要改革破题。在增长、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特定背景下，“十三五”转型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需要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改革为支撑，以实现并保持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2020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目标
到2020年中国能否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又是主攻方向。实现这一转型，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从而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1.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经过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功地跨越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解决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由于人口城镇化的较快发展、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呈现阶段性特征：
特征一是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生存型消费主要是吃饭穿衣的消费，发展型消费主要是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消费。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工业消费品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生活必需品为主向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特征二是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2010年中国服务性消费需求占比为40%左右，与过去相比明显提高。特征三是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型服务业态的快速发展，新型消费的增长很快。
2.服务业较快增长的大趋势。消费升级伴随着消费规模的快速扩张，形成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市场潜力与市场空间，推动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快速增长的趋势正在形成。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从一个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会不会成为现实？我认为已经成为一个客观趋势。因为，新增消费不断加大。例如，2012年城乡居民新增消费量超过2万亿元，这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的消费总量。其次，消费总规模逐步扩大。
3.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大趋势。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成为中国增长转型的突出优势；13亿人服务需求释放的规模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城乡结构调整的进程和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趋势。
中国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7%，创历史新高。这些年工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42.2%下降到2013年的37%。同期，服务业占比从40.9%提高到46.1%，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估计到2015年，有可能达到48%以上，超过国家“十二五”规划目标。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到2020年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倍增。2008-2013年，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中，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未来6年，如果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服务业总规模有望扩大到48-53万亿元。
“十二五”最后两年服务业将呈现较快发展的大趋势，但是还没有呈现服务业主导的格局。“十三五”期间，释放13亿人的服务消费需求，推进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既是“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又是决定增长、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所在,牵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1.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与人均GDP水平有着内在联系。中国从人均GDP 65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过渡阶段中，服务业的比重至少会提高10个百分点。应当说，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人口城镇化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发展型消费需求越来越依赖于教育、健康、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2013年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为53.7%，而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左右。从新型城镇化的进展看，2020年名义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左右，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50%以上。这几年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未来6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变。传统农业和工业的转型升级直接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新一轮工业革命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信息、研发、设计、物流、销售、大数据等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就是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融合是一个大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
2.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为重点，走向经济新常态。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也将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是形成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仍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经济增长新常态取决于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奠定重要基础。
二是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从近两年的情况看，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上百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10%增长估计，每年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
三是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常态。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为此，服务业主导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创新驱动新格局的重要条件。
四是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带来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
五是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发达国家在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系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变迁。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比例普遍稳定在70%-80%，大大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当前，向雾霾宣战，建设美丽中国最重要的挑战是经济发展对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严重依赖。通过提高服务业比例，可以有效地摆脱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以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
3.把实质性提高服务业占比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
第一，明显提高服务业比重。建议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把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5%、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30%作为主要的约束性目标，以此作为衡量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标准。
第二，加快推进投资转型。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趋势相适应，重点加大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领域的投资；从工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出发，重点加大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投资。
第三，实现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无论企业、社会、还是政府，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尤其是需要改变某些传统的发展理念。例如，走向服务业大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不是不要制造业，不是不要工业，而恰恰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传统工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更根本的在于，要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终结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以增长代替发展的理念。
关键在于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制度创新
中国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关键在于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和制度创新。这些年，服务业供给瓶颈问题突出，难以满足社会服务需求，根源不在于国内资本短缺，而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
1.尽快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发展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关键是放开市场，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大多是从小企业开始成长的，大资本的优势并不明显。比如，亚马逊、谷歌、脸谱等国际服务业巨头，都是在车库中创业出来的；从国内实践看，以大企业为主做强服务业并不成功，某些大企业靠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但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恰恰是阿里巴巴这样创立初始仅仅是小企业的，却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为市值接近三千亿美元的大企业。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服务业门类繁多，个性化、差异化程度高，恰恰是中小服务企业更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需求，并通过公平竞争激活、做大服务业市场。这在客观上要求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
一是加快市场准入的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
二是实质性打破对社会资本的限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领域投资。以发展政府购买服务为重点，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是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当前加快营转增改革，客观上降低了服务业的成本，问题在于，当前公共资源配置多方面对服务业发展形成掣肘。以用地成本为例，服务业用地是工业用地的4-5倍。再例如，城镇公用事业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不足。为此，土地等公共资源配置要向服务业倾斜或者至少是与工业一视同仁；要在城镇公用事业领域特许经营权的出让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加快市场化配置进程；在行政系统服务资源配置方面规范完善政府采购。
2.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过去两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不少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的落地，关键在于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虽然全社会的服务需求不断上升，但从近几年实际情况看，由于教育、医疗、健康、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市场主体难以有效进入，使得服务行业的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成为社会反映突出的问题。
一是尽快修改《反垄断法》。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
二是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服务业重大项目。在已经推出一批重大项目的基础上，尽快在电信、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业垄断领域再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
三是加大反行政垄断力度。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配套，尽快建立国有企业的反垄断审查机制。与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的改革相配套，尽快对现行行政法规进行系统的反垄断审查，废除各类行政垄断的行政法规。
四是加强政府市场监管有效性。推进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强化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监管。建议组建权威性、综合性的市场监管机构；调整市场监管权力结构，建立决策和执行严格分开的执法监督机构。比如，未来国家发改委的重要职能，既不是审批项目，也不是反垄断监管，而是管理好全国的中长期规划，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3.尽快提高服务贸易比重。我国以往开放重点是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有研究表明，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严重滞后，服务业难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制约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其结果是，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这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提出了设立亚太自贸区的设想，其中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将成为重点，这既是中国开放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中国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张王牌。未来6年提高服务贸易比重的紧迫性全面加强,这就需要加快服务贸易对外开放进程。
一是明确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到20%的目标。2014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仅为12.3%，明显低于全球2012年18.7%的水平，更低于印度25%的水平。为此，建议明确提出，把服务贸易占比到2020年要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以此倒逼服务业开放进程。
二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有序开放，扩大教育、医疗、健康市场开放，推进文化、体育、娱乐市场开放。
三是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
四是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中国加快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同时也要求贸易伙伴尤其是某些发达经济体打破或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在这方面，可以率先在新兴经济体、亚太地区、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突破，加快拓展与这些国家在金融、信息、物流业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到2020年，中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它不仅是一个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创新创业新常态、绿色增长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要实现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升级，根本在于改革。尤其是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改革面临利益固化的“硬骨头”。在转型升级的时间、空间约束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既要客观把握改革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信念，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