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将入知天命之年的魏尚进被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选中，成为其有史以来首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这位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远赴美国的经济学家，思考和研究从未远离故国，但新职无疑将使他能够以更多精力关注大洋彼岸，关注亚太这片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热土。
魏尚进1964年秋生于上海，祖籍重庆，1986年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士学位后，通过“邹至庄考试”，与多位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一道赴美留学。他于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其后在哈佛大学任教八年，此后供职于世界银行、布鲁金斯学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07年起，他执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金融与经济学教授，直至此次履新亚行。他也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根据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持续更新的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包括已故经济学家），魏尚进已有数年排在华人经济学家之首。在更新到今年8月的最新排名中，魏尚进的综合排名为143，是进入前200位的惟一一位华人。在两个核心分项——论文被引用次数和被引用论文领域广度上，他分列第119和第69位。
魏尚进的研究主要涵盖贸易与投资、国际金融、腐败与治理三大领域。 他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为《腐败对于国际投资者是多大程度的课税？》（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这篇论文发现，一国腐败程度由新加坡水平上升至墨西哥水平，相当于税率提高逾20个百分点。
2014年8月下旬，魏尚进履新亚行后首次来华工作访问，财新记者借此机会专访魏尚进，他表示，他近年的研究有一半与中国经济相关，原因不仅在于他在中国长大；也是因为中国过去三四十年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对其他亚洲国家亦有帮助。
亚行新使命
财新记者：亚行首席经济学家职责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亚洲各国经济走势的研判。当前欧美日三个经济体走势各不相同，外部因素对亚洲各国短期内的经济走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魏尚进：这三个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位置。
美国相对其他两个地区较早进入持续的恢复；而欧洲还未完全摆脱危机，短期内还不能改变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日本经济较其之前的一二十年有所起色，但是，最近的提税又对它造成一定的负面打击。
这三个大的发达经济体处于宏观政策周期的不同位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是个好事——相对所有发达国家都准备撤出宽松货币政策，现在这个混合形势相对更好。
如果日本和欧洲也将做美国准备做的事，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整体收紧货币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当多半发达国家都收紧银根时，通常都会出现国际资本市场资本倒流的现象：原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重新回到利率更高的发达国家；不仅如此，那些本来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储蓄的资本也会因为相对回报率发生变化而离开本国。这往往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经济被迫需要收紧。
现在因为三个大的发达经济体的周期性不一致，反而让发展中国家资金被抽走的压力小了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
财新记者：预计在明年上半年某个时点，美联储可能升息。在你看来这还会不会对亚洲国家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魏尚进：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会被日本和欧洲不同的政策方向部分抵消。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面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比如，在资本账户管理方面，如果资本账户开放的重点放在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相对限制本国公司或银行以外币向外借贷，这样的国家的外部风险就相对容易控制，美国货币政策重新收紧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财新记者：亚行的核心任务是减贫。作为亚行经济政策的发言人，你在亚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的发布会上称，尽管亚洲减贫进展相对较好，但仍面临巨大挑战。经亚行调整后的新贫困标准将让亚洲国家的贫困率从13%骤升至41%。此次调整的考虑和目的是什么？
魏尚进：这一调整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亚洲贫困国家与2005年世界银行订立标准时锁定的非洲贫困国家的基本生活篮子不尽相同；二是天灾人祸造成的收入波动也会导致贫困人口的上升；此外，2005年之后使用CPI通胀率对该贫困线所做的调整，忽略了两个经济事实，即穷人的收入支配在食物上的比例高于一般人；食品价格的通胀率在2005年之后也高于CPI通胀率。
这一研究并不只是想让人们意识到贫困状况比想象的严重，更主要的是希望开拓减贫思路，让决策者意识到扶贫是一个多维的做法。比如，考虑到收入波动性是造成极端贫困的原因之一，减贫手段就不仅限于财政拨款，还可以通过与金融市场合作，开发一些穷人买得起、买得到的金融保险产品，来帮助穷人更好地管理风险。
反腐与政府治理
财新记者：反腐是你早期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从理论角度，对于中国近期的反腐动向怎么看？
魏尚进：对于反腐人们有很多争议——对经济的作用到底是负面还是正面？我认为反腐对经济有很正面的作用。我过去十几年研究的观点就是，腐败实际上是对企业的一种额外课税，而且是对政府不产生财政收入的课税——最不好的一种税收形式，对于企业的就业创造和创新能力是个负面打击，对经济发展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把腐败压下去，对经济的中长期肯定有好处。
从短期来看，很多人说奢侈品店、高档餐馆的发展会受到抑制，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是经济部门相对比重的调整。因为如果把反腐看做减税，一些类别企业的经济活动可能会收缩，还有很多经济部门由于实际税负减轻了，反而有扩张的机会。
财新记者：你认为中国反腐的推进方式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魏尚进：高压打压是反腐的手段之一，只是有效的反腐政策组合的一部分。还需要有一些跟进的、机制性的改革。一方面要降低官员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要降低官员想要寻租的动机，这些都要跟进，包括真正做到彻底的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政府及政府官员在资源配置中的任意裁决权。有效的反腐战略，一定要把多种手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持续的反腐功效。
财新记者：帮助成员国完善基础设施是亚行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目前全球经济的一大议题。你觉得一些亚洲国家基建匮乏的问题何在？应该如何填补？
魏尚进：填补基建缺口可以有很多方式：由本国政府自己投入资金、资源，多边发展机构提供支援，也可以调动民营部门的积极性来完善——如果有缺口，应该就有赚钱的机会，为什么不能调动民营机构来做？
之所以在很多国家民营企业没法做，背后反映的还是国家公共治理的问题。
比如，港口不够用了，意味着如果哪个人能够修一个港口，一定可以借此收费、赚钱。为什么不做？原因是建港口初期投资比较大，很多资金今天投下去，很长时间才能收回，因此面临就面临政府公共治理的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今天的承诺在三五年后没法保证，政府常常会推翻合同，没有契约精神，比如，港口修完后，政府为了讨好老百姓改变主意，不允许再收费，或不允许根据通行量调整收费标准。
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会造成民营企业没法做这个事。要做只能靠国家，因而对国家的依赖很大。而各国经验表明，国家往往不是做事最有效率的主体。所以，完善各国的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也要求把这些配套的改革做好。
财新记者：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技术或资金走出去，支持亚洲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中国的机会大吗？
魏尚进：当然有潜力，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很快，过程中培育了一大批在工程技术方面极具经验的基建企业。
但是，用好这个机会也需要关注一些风险。比如，在一些国家，如果当地政府和本国企业签的合同过几年可以改变的话，怎么保证它和外国企业签的合同过几年不会变？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地方，基础设施缺口很大，缺的可能并不只是一个工程队、一些技术这些中国可以提供的东西；很可能缺的是深层次的东西：地方政府缺乏契约精神。
如果没能把这方面的风险控制好，本国企业没能做成的事，换一个国家的企业也很难做成。所以中国基建走出去，这方面的风险需要重视。
贸易协定与服务贸易
财新记者：贸易是你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对于目前在分别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以及亚太自贸区（FTAAP），你怎么看？
魏尚进：TPP以及其他地区性的贸易协定可以做得很好，但也可能会带来扭曲。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与“自由贸易”（Free Trade）并不是一回事。
自由贸易强调内外一视同仁，不同的贸易伙伴国一视同仁，外国、本国企业一视同仁；但是，自由贸易协定，其本质既有开放、促进竞争的部分，比如成员国的企业和本国企业要一视同仁；但是也有歧视的部分，比如成员国的企业和非成员国的企业不一视同仁。
所以，自由贸易协定是会引进扭曲的，如果设定得不好，反而会把成员国、非成员国间歧视对待这样一个扭曲放大。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促进竞争、降低壁垒那部分的益处，能否大于带来的扭曲。对于你刚才提到的任何一个区域贸易协定，都有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
财新记者：中国加入WTO两年后，你和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詹（Raghuram Rajan）合写了一篇文章，倡导要拥抱服务贸易。服务贸易为何如此重要？
魏尚进：我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要升级换代，服务业也很重要——服务业虽然不是直接出口，但它往往是高精尖制造业的重要投入。以德国为例，该国是制造业出口非常成功的国家，中国很多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都是从德国进口而来。德国机器的出口为什么这么成功？一看数据就发现，德国汽车、飞机等制造业的成功，背后是该国一个非常强大、生产率极高的服务业，包括商业服务业、金融服务业。
要生产好的制造业产品，对会计、商业分析、物流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些服务业的高生产率会带动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顺利完成，从而使得制造行业在世界上始终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如果说，在一国发展的早期，相对简单的制造业生产对本国的服务业要求还不高的话，到了后来，由于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需求变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金融改革
财新记者：2013年初你在《比较》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金融改革应该先内后外的逻辑。怎么评判中国目前的推进顺序？
魏尚进：中国的金融改革总共有六块，第一块是金融主体——比如商业银行、保险业——需要解决大而不倒、垄断性过强及内部治理的问题。第二块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力。第三第四块是两个价格——利率和汇率——需要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第五块是资本账户开放，最后是人民币国际化。我的主要出发点是，改革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增加防御风险的能力。在金融行业里，后一点尤其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历史教训表明，如果金融稳定没有搞好，之前很多年的高速增长都会被金融危机一下子抵消掉、拖回去。
所以，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制造业及其他服务业的改革有一个重要区别：金融稳定的目标尤其不能忽视。依据这个逻辑，金融改革有次序的问题，一般来说是先把国内的改革做好，使抗御金融风险、尤其是国外传来的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此后再做对外金融开放。
不过，我也知道国内有一种说法是金融改革顺序是考量之一，但有时也要考虑借助对外开放——恰恰因为对外开放有风险，要通过风险来倒逼改革。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担心，这样做成功的前提是，要把风险认识清楚，且对于每个风险场景都有细致的对策。
还有一种讲法是金融改革顺序固然重要，但是，改革也要讲机会，因为涉及很多利益的分配，很多人反对。如果只强调一个过分单一的时间表，可能就没机会改了。因此一旦有时机，即使顺序打乱，也先做了再说。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前提也是，顺序打乱，风险可不可控。
我今天特别想补充的一点是，对外金融开放里，并不是所有的措施风险都是一样大的。比如，IMF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有100个细分项，每一项都可以评估其效益有多大，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有多大。那些对效益影响很大，对金融稳定没多大影响的，可以先做；对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的可以晚点做。
哪些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我个人的研究以及总结各国的经验表明，让本国企业、银行以外币举债，风险尤其大。在国内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还没完成、国内监管机构对风险的监控能力还没有充分提高的情况下，放开这一点是比较危险的。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观点，金融改革不能只谈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配套的改革要考虑进来。比如，不能光谈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源价格的合理定价都很重要。如果后两个改革没有做好，光推进利率市场化，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流向回报不高的行业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比较大的行业，进一步加大扭曲。所以，金融改革和其他的配套改革要综合起来考虑。
财新记者：关于利率市场化，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要在一到两年内完成，但是，最近又出现不同的声音认为推进不应该太快。你对利率改革的时机把握怎么看？
魏尚进：我刚才也提到利率市场化有一些配套改革要做，但并不是说要等，而是应该一起做：国有企业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应该同时推进。
当然，其中显然存在利益问题，也有不少是认识问题——有些领导可能不会受利益的影响，但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听下来，就拿不定主意了。这时候需要把有关的问题研究清楚，果断地拍板。任何重要改革的成功都需要有个好的方案，而且要有领导比较果断地拍板。过去30多年的重要改革都是如此。
财新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近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其原因和解决办法？
魏尚进：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个现象要分成两个方面看。一部分是世界共通的。任何地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都比大企业高，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平均来说中小企业风险更大；对中小企业单位放款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更高。
但是，中国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融资成本之差比其他国家大，这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一大因素是金融行业较低的竞争性和大型金融机构的垄断性。如果金融行业竞争性较低，给大企业放贷已经能赚很多钱，中小企业就可以不管了；如果银行业竞争性加强，进入壁垒降低，更多的国内小型金融机构乃至国际金融机构就可以进来，扩大金融服务的菜单、加深内容，这样就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关注中小企业。
财新记者：目前，国内管理者的应对方式更多还是在货币政策上放总量。
魏尚进：如果光依赖货币放水量，确实能对宏观需求产生影响，但也会催生金融稳定的问题，同时对于中长期通胀也会有压力。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比如，增加金融服务行业竞争性的话，不会有这两个负面影响。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印度同样面临。刚才提到的我的朋友拉詹上任印度央行行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增发银行的牌照——只要符合资质、有一定的风险防范能力，就给予牌照。
竞争性储蓄假说
财新记者：你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高储蓄率、高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内性别比例失衡。为什么？
魏尚进：这是我和我的合作者张晓波共同提出的一个理论，我们称之为“竞争性储蓄假说”。
在传统理论里，对于一国储蓄率高一般的解释是预防性储蓄、人口结构原因等。但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些通常被用来解释国际社会储蓄水平的理论，对于中国储蓄水平的解释并不完全。
什么叫竞争性储蓄？一句话总结就是，人们储蓄的原因之一是提高自己或自己子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婚姻市场的竞争中，相对财富很重要：有钱的人找对象相对容易点。
这个理论一旦运用到中国来，是个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现象。从2001年开始，中国应婚青年中的男女比例从通常的1:1慢慢偏离，上升到现在的1.15:1，相当于每九个应婚男青年中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全国各地严重程度不一样，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稍好，有些地方更为严重，比如广东、安徽的一些地方，该比例高到每六个男性里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
怎么和储蓄挂起钩？如果找不到老婆的概率提高，有男孩的父母就会考虑，怎样才能不让我的孩子成为非情愿的光棍？考虑到相对财富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提高自己的储蓄。
储蓄的手段有很多，买房子是其中之一，所以，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储蓄率上升，对房子的需求和房价也上升。
我们研究发现，1990年到2007年间，中国约50%的储蓄增量来源于性别比例失衡，30%的房价上升也可以由此来解释。计量分析还显示，不同省份性别失衡程度的高低，也是决定这些省份储蓄率相对高低、房价相对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这一因素还没有被多数人意识到，政策制定者在解决高储蓄低消费以及高房价的政策组合中，还没有将这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财新记者：这一假说2009年被提出，对于这五年来房价的走势，该理论有多大的解释力？
魏尚进：中国的房价调控了半天，最好的情况也只是一些地方的房价保持平稳，大幅且持续的下降还未出现。对此一种解释是宏观调控不力。但是，中国的宏观调控其实很厉害、很极端，房价怎么会降不下来？原因之一是性别比例失衡在过去五年里没有根本的变化，而且略有恶化。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三个现象，除了房价不断上升，上升的幅度高于国际水平之外，还存在房价和房租之比越来越大的现象。
很多人认为，中国房价上升主要来源于刚性需求。如果的确如此，农村人转移到城市的住房需求应该既可以通过买房，也可以通过租房来满足。因此，这个力量应该同时推高房价和房租，很难解释房价房租比不断提高的现象。
而我们的理论对此有较好的解释。设想一个小青年对他女朋友的父母说，我在北京能够租一套房子，这句话从满足住房需求的角度来说，与在北京能够买一套房子是等价的；但是，从通过相对财富在婚姻市场上竞争的角度来说，是不等价的。
竞争的结果就是，房价和房租的差距越拉越大。
财新记者：所以从政策层面来说，应该尽快放开限制生育？
魏尚进：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需要考虑造成性别失衡这一扭曲的原因。原因之一当然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重男轻女的观念，加上能够识别胎儿性别技术的出现，共同造成了巨大的性别失衡。
由于社会观念和房价现状导致有男孩和有女孩的家庭经济负担很不一样，国内现在出现了所谓的有女儿是“招商银行”，有男孩是“建设银行”的说法，这种说法15年前是不存在的。恰恰是这期间，婚姻市场上出现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
这个压力也造成了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生男孩可能不一定比生女孩好。如果这个时候政策可以跟进，放松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就可以更快促成这个扭曲的化解。
长期来看，对中国解决储蓄率过高、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都会有良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