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亦称思想库，这一词汇当前在中国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缘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其间，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总体目标，可谓对外界描绘了一幅可寄厚望的宏伟智库蓝图。
“《意见》的发布意味着社科院发展的春天真的近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王熟读《意见》数遍之后的最大体会正是如此。此外，《意见》对“地方社科院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以及在明确支持一系列“中”字头智库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后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表述，正是近日来不断在王脑海中闪现的内容。
作为一名地方社科院系统排名前列的智库(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首发智库排名，地方社科院系统影响力上海、北京、广东分列前三名)领导者，王近日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结合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为地方社科院系统打造新型智库带来何种机遇和挑战，对《意见》释放出的一系列改革信号进行了解读和展望。
认清深远意义，充分理解差别化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所说智库范畴包括体制内外多种类型，你认为强调多种智库类型齐发展用意何在？
王：正如《意见》所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且《意见》从研究成果、经费保障以及体制运作等多方面明晰了智库应该符合的相关标准。我国能够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机构类型是很多的，既包括体制内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社科院、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也包括了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等。
《意见》如此全面地纳入一切可以利用和被认可的智库类型，正凸显了中央从全球未来发展的高度，特别是从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对于其背后的意义，《意见》中明确提出的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智库建设事关国家软实力提升；二是智库建设事关科学民主决策；三是将智库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以及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除这三点以外，《意见》通过建设新型智库的契机，将极大地调动智库内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智库队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调动好现有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时报：很显然，《意见》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意在促进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等多类型智库形成差别化发展，你如何理解差别化发展对各智库的重要性？
王：的确，根据各自的智库职能与定位，在三个方面可以体现智库的差异化发展特点，一是服务对象、二是研究性质、三是体制差异。
从服务对象上说，带“中”字头的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诸如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主要为国家决策提供服务；地方社科院以及地方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为地方政府决策服务。当然，有条件的地方社科院也要为中央的全局性决策提供服务。
从研究性质上看，高校、社科院系统与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之间存在着研究分工。高校的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产生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也会形成决策性建议；而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诸如研究室等，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来不及对每项研究报告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挖掘；社科院系统则介于两者之间，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进行问题导向很明确的理论研究，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研究链。每个研究机构在研究链上的位置不同，各自的功能、定位与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谁也替代不了谁。
从体制运行角度看，社会上的现有智库，绝大多数是体制内的，也有一部分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民间智库。由于体制不同，所以资源、渠道与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
在现有条件下，认清这些智库的差异性有利于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避免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研究机构中重复研究，这需要进行宏观统筹与协调，特别是加强不同研究部门与智库间的合作。
对于广东社科院而言，找准自己的定位很重要，要始终围绕着所提供的成果是否为政府或者党委决策部门所需要这一宗旨来开展。社科院的研究要注重战略性与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这就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确保研究内容有一定深度，更要有一定应急性。
“客户”需求决定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既然《意见》有意引导各类智库实现差别化发展，那么你认为各类型智库建设又该如何把握自身的发展方向，防止其自身在对接政府决策咨询服务需求上出现同质化？
王：国家在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并且推进智库建设过程中，对智库产生了很大需求，这种需求必将推动智库的快速发展。《意见》把智库建设看成是软实力的标志，更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科学民主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对智库的需求建立在常规的制度规范基础上，大大避免了过去对智库咨询取决于领导个人偏好的情况。当然，在智库建设中，也需要避免一窝蜂地研究与报送同样课题与结果的问题。
为避免这种情况，政府规划是需要的，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上有质量的智库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上打造出来的。通过市场竞争，每个智库要明确自己的分工定位与自身的优劣势，以成果质量打造品牌、赢得信誉。同时，智库间合作的加强也是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智库寻求差异化发展，首先要不断地研究、了解与掌握客户需求。比如，省委省政府作为我们的服务客户，需要了解其需求的变化。现任的省委省政府领导群体本身的学历、素质都很高，具有全球性视野，普遍比较年轻，经常下到基层调研，因而对现实情况的把握比较全面，问题意识较强，对问题的症结了解也比较清楚，只是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梳理。
这样的领导群体对研究产品的需求是很高的，写出来的东西既要符合实际，有调研支撑，又要有一定的理论分析与深度，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能够快速反应，因为缺乏时效性，对决策参考的功效就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就是研究的产品要既快又好，这就是客户对我们提出的需求。
我体会最深的是，要满足这种需求，功夫在研究报告之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只能靠平时的积累与广泛的基层调研。广东社科院始终坚持把客户需求放在首位，以提供让省委省政府满意的研究产品为己任，努力使自己确定的重点研究项目走在决策前面，避免出现仅仅为已经决定的事情做“注释”的情况。
寄望开展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中国经济时报：如前所说，你对《意见》中有关地方社科院系统的表述感受深刻，能否进一步阐释表述中透露出的具体信息？
王：的确，《意见》中对“地方社科院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以及在支持一系列中字头智库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后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表述，是我反复学习《意见》后印象最深刻的内容之一。
首先，我们是地方社科院，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支撑是我们的定位，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要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更多的力量为省委省政府提供服务。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从事的工作，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坚持了十余年。
其次，我也很看重《意见》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表述。《意见》中明确提出“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必须承认，地方社科院中也有高端代表，如果广东社科院能够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将会为全国其他的地方社科院起到探路作用。我们希望在广东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广东社科院能够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的试点。
第三，广东地区的很多实践是全国地方改革开放中最先遇到的。在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规划中，广东省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粤港澳合作发展领域，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向中央以及省委省政府提供更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当前粤港澳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研究需求，需要我们提供高质量的研究产品，以适应新时期的决策需求。
改革仍面临三方面待解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广东已然先行，在对接省委省政府需求上迈开了步子，可否介绍一下相关可推广的经验？
王：对广东社科院而言，近十年来一直探索如何更好地对接省委省政府的需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把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更多调动到关注省委省政府的决策研究上来。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指挥棒的设置，也就是科学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为此，我们形成了科研管理“一本通”的动态管理制度，明晰了科研成果的标准，比如将为省委省政府提供的建议和领导批示的分数划定得很高，旨在让大家更加重视这部分的作用，将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实际上，这也恰恰是对《意见》中提出来的成果评价导向的贯彻。
我认为这套管理体制和科研动态考核的体制，即研究人员写完专报可以自行上网登记，分数自动添加，所有记录公开可查等，可以最大程度上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我们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其他地方社科院也曾来学习这套管理考核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从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以及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都详细地提出了改革要求，你认为，和《意见》明确的改革方向相比，我们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哪里？
王：目前，围绕着科研管理与考核这个核心，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一是科研人事制度，二是财务管理，三是外事制度。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而国际影响和知名度依靠的就是产品提供。在这方面，我们如果还按照党政机关制度标准来管理，将很难达到目标。首先，智库的特点是集体研究，在确保成果迅速的前提下，保证吸收集体智慧；其次，国际上很多智库多聘请离退休的官员，这种做法对于智库和政府决策流程的运作以及政府关心的问题很重要，现在能否允许我们的离退休官员到智库中兼职，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但还需要在制度上有所调整；最后就是所谓“旋转门”的问题，一方面是智库中的人能不能到政府决策部门兼职，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人能不能到智库学习了解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这种制度将同样有利于拉近智库和政府的关系，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服务于政府决策。
第二，对于财务制度。首先，智库工作是思想性、创造性的工作，是以成果为导向的，很多人并不是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方式，且普遍需要经常熬夜。因此，一味要求其按照党政机关的方式贯彻财务制度就很难理解了，应该说，财务管理同样需要注重成果导向。其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需要实验室耗材等，社会科学并不需要，课题多不意味着耗材多，将劳务费严格限制在20%难以适应新形势。如果想扩充团队，聘请更多的人，20%的劳务费就显得捉襟见肘，建议考虑将标准提高到40%—50%，这对于社会科学的创造研究而言至关重要。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以成果为导向。
第三，外事制度方面。依照现行党政机关管理的外事制度，要求在三公经费中公布出国的费用支出。我认为，这对于党政机关很必要，但是对于智库而言，想要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外事出国等在所难免，因此，限制过死显然不利于开展外事交流和国际影响力的产生。所以，应该寻找探索一个与智库相适应的外事管理途径，避免将社科院等智库机构等同于党政机关，这需要在学习《意见》，进行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对体制进行梳理和调整，促使现有的运作机制能够更加顺畅地发展。
当前来看，《意见》如果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和贯彻，不需要太长时间，很可能只需要8—10年时间，中国的智库就会屹立于世界的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