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同意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创始成员时，大部分新闻的焦点并不是这个消息本身，而是这一决定在英国和美国之间造成的摩擦。
白宫发布了一份声明，敦促英国政府“发声推动采取高标准的”。据称一位美国高官指责英国“一直通融中国，这绝非与崛起力量打交道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宣扬错误方针的是美国。
在英国，这场外交口水让英国媒体抓住机会传播那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人的批评。比如，他们说政府应该以更有力的声音支持去年的香港民主示威，不应该在2013年卡梅伦首相访华期间与达赖喇嘛保持距离（英国政府似乎这么做了）。
英国确实需要为了自己而站出来，但没有理由要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特别是香港的问题。1997年同意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英国就已经失去了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对美国来说，也最好不再拒绝世界正在改变的事实。美国国会仍没有批准给予中国和其他新兴大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大话语权的2010年协议。与此同时，这一协议已经过时了，中国经济自该协议达成以来已经扩大了近一倍。
美国——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愿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给予新兴力量合理的话语权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促成了新的类似金融机构的诞生，如亚投行和2014年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建立的新开发银行。
在未来几天中，我将作为英国政府抗耐药性评估（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主席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类似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会议）与会者的身份访问中国。我希望鼓励中国决策者将与耐药性的斗争作为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期间的当务之急。而尽管我不是英国大使，但我仍然乐于表明我的态度：英国政府加入亚投行是明智之举，而美国政府表示反对不是明智之举。
中国10万亿美元的经济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还要大。即使其年度产出增长减速至7%，今年仍能让全球GDP增加7,000亿美元。日本要想取得同样的影响力，必须达到14%的增长率才行。
对任何想参与全球贸易的人来说，认识到中国想要什么至关重要。对英国来说，这显然包括金融（以及体育、音乐、时尚，也许还有医疗）。与中国合作实现自身利益显然是英国的聪明做法。
2008年为数不多的积极结果之一是G-20全球影响力的加强；理论上，G-20是远比G-7代表性更强的国际领导力论坛。但是，G-20的出现有一个弊端：庞大的参与者数量使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并办成事。
新的G-7需要在G-20内部构建，从而为中国提供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以反映其经济实力，并要求它承担相称比例的全球责任。如果以表达出共同货币承诺的欧元区国家同意放弃个体国家席位，以货币联盟占据一个代表席位，则中国就将获得空间。美国最终也必须接受中国的重要全球作用。
今年晚些时候，IMF将重新制定其账户单位——由目前包括美国、欧元、英镑和日元的一揽子货币所组成的所谓的特别提款权的权重。几乎不论根据什么经济和金融标准，特别提款权现在都应该包括中国的人民币。美国的明智做法是不要反对这一变化。否则，就有可能加速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衰落。
类似地，美国国会应该批准已经形成一致的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的变化。中国和其他新兴力量通过成立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表明它们不会坐等它们的声音被听见。而英国——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决定表明它们也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