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至7月2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赴加拿大“公共政策设计与研究方法培训”访问团一行，在短短20天时间里，马不停蹄，访问了加拿大财政部、国务委员会秘书处等政府经济部门，与贺维学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机构进行深入交流，同时，还就加拿大公共政策的决策程序、监督体系、评估标准和方法等，听取了多伦多大学等院校专家的详细讲解。其中，加拿大智库的发展情况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据多伦多大学ShaunYoung教授介绍，加拿大智库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40年至1944年，是加拿大智库的萌芽阶段，但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智库；1945年至1970年，智库数量有了很大增长，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也开始对智库表现出兴趣，但此时的智库，大多数以国际关系和世界问题研究为主；1971年至1989年，智库研究开始关注国内问题，并出现了强调政治观点和倾向性的特点；1990年至现在，智库向专业化发展，越来越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研究重点和领域。
目前，加拿大约有100家左右智库，我们访问了贺维学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弗雷泽研究所等10家智库。
一、加拿大智库的特点
通过座谈交流，我们发现，加拿大智库普遍存在以下一些特点：
（一）智库普遍规模较小，人员精干
加拿大智库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智库，资金投入少，人员规模小。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没有一个超过100人的。1958年成立的贺维学会是加拿大著名智库，近年来在国际上也日渐其影响，但学会全体员工加起来才20多人。在麦甘智库排名中排到第22名的弗雷泽研究所算是人员较多的智库，也只有48位员工，而专职研究人员也只有20人。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虽然发展目标定得很高，也仅有20名工作人员，其中5人还是做行政事务工作的。
（二）智库小而专，力争在最专注领域提升影响力
加拿大智库既不搞大而全，也不搞小而全，而是小而专，小而特，小而追求大影响。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几乎每一个智库都有自己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并力求在自己的重点领域中取得核心竞争力和最大影响力。在为别人做咨询的同时，莫厄特中心也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哪些领域有优势，要进一步做好，哪些领域没有，不能随便涉足。自己研究自己的结果是，继续在能源政策等领域深耕细作，让强项更强。一些智库在谈到专注领域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的专注不会受外部环境和资金来源的影响而改变。与其为了资金等因素而任意承接自己不熟悉的课题，还不如在自己专注的领域提升影响力，这无疑是智库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三）精简而高效，最大限度利用社会研究力量
在访问中我们发现，加拿大智库虽然人员都比较少，但效率很高，研究成果出的不少，投入产出比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库内部研究人员的高水平和无缝隙合作，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研究力量所形成的生产力。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尽量利用外部研究资源，是加拿大智库普遍的做法。他们所利用的社会研究资源有来自国内，也有来自国外；有来自政府部门，也有来自研究院校。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建立委员会的，比如联邦政府预测与战略中心，它的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相关部门的部长、副部长组成。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也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成员则主要来自退休的官员、企业家和学术界；有实行顾问制的，比如莫厄特中心，不仅有一个30人的顾问团队，而且又成立了一个30人的编辑顾问团队。前者主要由高级政府雇员和企业家组成，对研究选项提出意见，后者则主要来自于新闻出版界，为研究成果的传播出谋划策；有开展合作研究的，比如弗雷泽研究所，在48位员工之外，还有60位外部合作专家，全部是大学教授，同时还有80家合作研究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还有合作发表研究成果的，比如，还是这家弗雷泽，竟然有一份350人的合作名单，其中赫然有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弗雷泽发表他们的论文、出版他们的著作，与弗雷泽相互影响、互为提升，不是一体，胜似一体。
（四）资金来源多样化，政府资助占相当比例，个别智库资金困难
由于智库规模一般都不大，所以占用资金量普遍也不是很大。即使这样，筹集资金依然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智库机构最高负责人的主要任务之一，有的甚至要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来做好这项工作。资金来源多样化是智库努力的方向，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智库并不排斥从政府获得资助，事实上为数不少的智库从政府拿到钱。以全球化治理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12年前成立时，相当一部分开办资金即来自于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这次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亚太基金会，其启动资金5000万加元也全部来自联邦政府。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成立时的资金也都来自于省政府。此外，贺维学会等也都十分重视政府或公共部门资助。但是，个别智库由于得不到政府扶持或社会捐助，面临关门的困境。颇有传统和影响的农业智库乔治·莫里斯中心就因差钱准备关闭。
（五）智库并不讳言和政府的“温暖”关系，许多智库和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与美国等国家智库时刻标榜独立于政府不同，加拿大智库毫不讳言自己和政府的“温暖”关系，许多智库和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一方面，一些智库的创办者或主要研究人员就来自于政府。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的创始人就两进两出政府，最后选择回大学创办智库，从相对更客观的立场继续为政府服务。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政府工作过37年。另一方面，一些智库的定位就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要求，更加符合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的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理解的桥梁，推动政府与公众社会，包括和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相互了解，并通过这种目标设计，让政府理解智库的研究和建议，开放更多的咨询空间，以便实现帮助政府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初衷。为此，智库不仅不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而且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保持良好关系，才能时刻了解政府的需要，理解政府的运作，关键时刻所提出的建议，也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即使对政府有意见，甚至是对立意见，也会提出来，但会讲究方式和时机，要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
（六）对智库独立性有自己的理解，不刻意站在政府对立面
智库的独立性是智库讨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我们这次访问重点关注的问题。智库的独立性既和智库的属性和定位有关，也和资金来源等有关，但归根结底，独立性问题的关键体现在智库和政府的关系上。莫厄特中心的专家认为，智库的独立性既是与生俱来，也是政府治理结构优化的需要。如果对独立性的认识和理解有误区的话，智库也是很难实现独立性的。强调所谓智库的独立性，不能让人利用而成为让政府尴尬的工具。他们特别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帮助政府是矛盾和对立的。他们也从来不认同：只有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批评政府才是保持独立性，而帮助政府就是失去独立性。如何看待智库的独立性，智库自身的立场很重要，角度定位也很重要。如果智库的目的就是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这样的智库恰恰是没有独立性的。智库的独立性应当体现在对政府与大众的影响力和沟通上，不仅要影响政府，还要沟通大众，更要在政府与大众之间架起互联互通、良性互动的桥梁与通道。
（七）坚持研究质量至上，建立严格完善的评估体系
智库是研究别人、为别人出谋划策的，但是，你的研究成果能不能被人接受和采纳，能不能产生好的效果，则取决于智库的研究质量。研究质量决定了智库的可信性和公信力。加拿大智库普遍提出并坚持研究质量至上，建立严格完善的成果评估体系。贺维学会称，政府、学术界和媒体之所以长期信任贺维，就是认可他们的研究质量，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内部对研究结论和观点的宽容相比，对研究质量的要求则没有丝毫的余地。贺维声称，他们的评估标准，比学术期刊还要严格。一项成果出来，首先要进行严格的学术评估，邀请相关领域学术界权威进行评估。其次要进行有效的实践评估，即从相关从业人员中听取意见，看研究建议是否有实践价值，是否行得通。除此，主要针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还要提前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并从反馈中对研究成果进行再研判、再评估。弗雷泽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吸引包括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350位专家在他们那里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就是因为它的质量至上原则，它的要求极为严格，所有文章和著作，均选全球顶尖专家进行盲评。
（八）高度重视媒体关系，通过媒体扩大研究成果传播和影响
在与加拿大智库座谈中，他们提的最多的，除了与政府的关系之外，就是与媒体的关系。加拿大智库高度重视媒体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除了直接反映给政府之外，特别重视媒体的传播。对智库来讲，媒体的作用有三：第一，媒体可以影响政府，一些政策建议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媒体可以影响公众。智库研究成果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智库存在的重要理由。第三，媒体可以搭建起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加深相互理解。因此，保持媒体曝光率，成为加拿大智库的普遍追求。弗雷泽研究所将沟通作为智库的核心使命，将保持媒体高曝光率，当做追求的目标。全球媒体对弗雷泽的报道连续8年增长，2013年有2．4万篇次的报道涉及弗雷泽及其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加拿大智库还十分重视网络传播，普遍建有自己的网站。弗雷泽的网站每年有350万的点击率，在智库网站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影响，他们还十分重视将枯燥的研究报告进行多样化改编。弗雷泽研究所《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报告，是与世界80多家智库合作的成果，已在多个国家出版，在中国出版时名为《世界经济的市场化》。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他们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改变世界》，里面讲了四个故事，试图说明，不同制度，不同结果，不同政策，不同生活。通过纪录片，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启示
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可以说，中国智库建设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在进入高潮。
加拿大智库虽不像美欧智库那样影响广泛和深远，但仍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规律
智库崛起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智库发展也都与本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现代智库发源于欧洲，美国在二战后后来居上。加拿大现代智库的发展则更晚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大都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研究借鉴一般智库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智库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必须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文化基因、社会环境相符合，下工夫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规律，这是我们搞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基础和保证。
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推动智库快速发展，这是好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一流智库和高端智库，但是在智库建设中，我们也要防止一重视就一哄而起、一哄而上的倾向，避免过分追求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的倾向，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规律上下工夫，在努力改变多而不精、全而不强、大而不响智库现状上下工夫，在努力整合智库资源、通道、成果上下工夫，在努力提升智库传播力、影响力、品牌力上下工夫。
（二）大力倡导智库建设的专业主义精神
中国智库缺什么？重视不够、独立性不强、资金不足、人才缺乏、国际化程度不高、公信力比较弱……在智库建设的讨论中，这些都是经常被提及的选项，也是应该努力改变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专业主义精神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影响和作用。相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专业主义精神的建立，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关键、更重要、更紧迫。
加拿大虽是一个智库小国，但加拿大智库饱满的专业主义精神却丝毫不比美欧等国智库逊色。它不靠大取胜，也不以强压人，它取得公信力的重要法宝，恰是它的专业主义精神。
专业主义精神既体现在智库的态度上，即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作用的认可与契合，也体现在智库的能力上。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智库至少应该有以下四种能力：对趋势的预见能力，对矛盾的正对能力，对问题的解析能力，对成果的沟通能力。
专业主义精神不仅是对智库的要求，也是对智库从业者个体的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把对智库及其从业人员专业主义精神的要求和培养，作为重要内涵放在重要位置，让专业主义精神源源不断地滋养智库的体魄。通过努力，不仅要建设一批具有社会公信力、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高端智库，也要发育出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智库文化、智库精神。
（三）在促进官民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政府和民众是一对天生的“冤家”。民众对政府的怀疑也是与生俱来。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它所做的决策，都很难立刻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官民之间平等有效的沟通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沟通互动好了，不仅可以避免心理震荡和社会震荡，还可以节约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智库的功能说一千道一万，归结起来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一是与民众的关系。我们现在的智库，强调决策咨询、咨政建言比较多，把对上的影响力当做智库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启迪民智、润化民众，则重视不够，存在明显的重上轻下、重官轻民的倾向。在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中，我们要特别强调智库对影响民众和社会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在智库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上，不是三点一线的关系，智库不是简单的对上对下的关系，更不是隔着锅台上炕，而应该是一个“三角”关系，也就是说，在充分理解政府和民意的基础上，智库要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一个互动的平台，通过智库的解读，实现政府和民众的无缝对接、良性互动。而这种解读一定是双向的，既是向民众解读政府，也是向政府回馈民意。同时，这样一个沟通的桥梁和互动的平台搭好了，可以使智库的功能得到更有效地发挥。对影响政府而言，既可以通过特定渠道直接影响政府，也可以通过影响民众，形成民意，进而影响政府。发挥智库的这一功能，有助于促进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向良性、正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便是智库、政府、民众的“金三角”关系。
不能不说的是，大众媒体在形成“金三角”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是发达国家智库普遍高度重视传媒的原因。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把智库与媒体新型关系当作重要内容。
（四）在“参进去”提升国际影响力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主导作用、引领作用甚至决定作用，越来越凸显。然而，我们虽然已拥有世界第二多的智库，成为数量上的智库大国，但是智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都极不适应，不仅发挥不了“探哨”和“试水”作用，而且有时候成为国外智库的“传声筒”和“解码器”。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的高层，常年穿梭于世界各地，许多国际会议上都有他们的身影，就连G20会议每次也都邀请他们参加。基于对国际互联网的长期研究，今年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他们创意成立了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什么是智库的国际化和全球视野？他们的体会是，就体现在参与全球治理。
一家智库如果没有国际影响力，绝对算不上顶尖智库、一流智库、高端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立足于全球化趋势，把培养国际意识和视野、提升国际影响力作为重要目标。
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参进去”，不仅要“发出声”，而且要“有响应”。
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不仅要向世界“解释”和“说明”，而且要“设置”和“试探”，为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大空间，创造更多弹性。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却需要实实在在的硬能力建设。
（五）建立智库研究成果整合平台
有人认为，我国智库数量众多，力量分散，需要进行整合。其实，需要整合的不是智库，也不是智库的研究人员，而是智库的研究成果。发挥优势，分散研究，本是智库研究的特点，没有必要用行政手段进行整合。但是，智库的研究成果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层面上，发挥不了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却是智库资源的浪费。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从层面上讲，我国有中央智库、地方智库；从体制上讲，有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也有所谓半官方、半民间智库；从系统讲，更有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科研院所和企业智库，甚至还有中央新闻单位智库。可以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分明的智库体系。这些智库，每日每时都产生着研究成果，如果仅从研究报告的数量来讲，我国绝对名列世界前茅。但是，这些成果究竟能有多少真正发挥了效用？所以，我国智库是两个问题并存：一方面，是智库成果多，但是质量不够高；另一方面，我们对智库成果的发掘不够、整合不够、利用不够。一个主意加另一个主意，就是两个主意，就有更多的选择；一个思想加另一个思想，就可能是更深刻的思想，就可能引领向更高的方向迈进。
智库为什么存在？就是因为政府不足够聪明。中国进入智库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政府使用智库成果不能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整合智库成果，发挥更大效用，以下三项工作应该思考：第一，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开向智库征集研究成果，所有参与智库一律平等；第二，建立智库成果整合渠道和平台，对成果进行再加工；第三，对发挥重要作用的成果进行奖励，并由奖励逐步过渡到购买，直至建立统一的智库产品市场。
（六）智库人才来源应该多元化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是智库。一项成果，即使再完美、再有创新、再自成体系，如果用不上，不能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它的研究，就不是智库研究。智库研究的目的，就是应用；为应用而研究，则是智库研究的特点。信得过、用得着、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的智库，就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样板。中国已经出现了智库热，有热情是好事，但要避免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纳入智库研究的倾向。
明确了哪些研究是智库研究，还要进一步明确，哪些人才适合智库研究。适合智库研究的人才，才是智库人才。智库研究成果质量高不高，取决于智库有没有足够的人才；智库研究成果管不管用，取决于智库是不是吸纳了足够的智库人才。只有人才的“进”，才有成果的“出”。
当前我国智库的人才问题，主要是智库人才来源单一的问题，来源于高校和院所的毕业生占了绝大比例，而来自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人才相对较少，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才更难得一见。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必须把人才来源多元化的大门敞得更开一些，建立相应的机制，更加注重从不同领域、从实践工作岗位吸纳智库人才。
注：
访问团成员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富荣、陈国堂、李屹、王辉、吴庆、王青，陕西省政府研究室钱远刚、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欧继中、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刘月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买合木提·吾斯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