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等政策，其中期目标是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就业，复苏经济；长远目标是重新占领第二产业高地，维持美国经济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德国，2013年4月，来自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产官学专家首次发布了《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这是一个旨在面向2020年的国家战略，体现了以其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创新优势开拓新型工业化的目标。除此之外，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促进工业振兴和再工业化政策，以及完善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等。然而，再工业化一经提出，理论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其实质是产业升级，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还有人认为，再工业化不过是西方党派出于选举的政治考量，而形成的政治作秀的说法。这些评论尽管角度不一，但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式微。对于至今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必要对其热捧的再工业化战略进行剖析：为什么要推行再工业化？再工业化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运行规律？再工业化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一剂良药，还是一场望梅止渴式的幻想？
一、再工业化是西方国家掉入“发展陷阱”后的被动修正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全方位、多层面的影响，经济疲软、债务高企、就业恶化以及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掉入“发展陷阱”。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爆发初期尽管采取了多种治理危机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它们集体陷入发展迷茫期。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自由市场模式进行反思。2009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表示，“现行资本主义体制应该转为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怎么做最好还需要进一步观望”。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背景下，再工业化作为一场技术革命被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提出来。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固然有反思后的醒悟，也有前瞻性的眼光，甚至被一些人加上了新技术和智能化的标签。但是，再工业化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动推行的技术革命，而是对其已有体制、政策及战略上的一次被动修正。
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产业空心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出现停滞和下降的趋势。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关注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于是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向金融部门，开始了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历程，产业日益空心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与形式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积累体制。在资本替代劳动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虚拟化，作为资本主义大厦物质基础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在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下，虚拟经济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这使得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数量不断下降。以2006年的美国为例，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创造的价值占当年美国GDP的比重为20.73%，而这些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只占美国就业总数的5.93%；可是，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重为12.33%，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占总数的9.96%。在法国，从1980年至2007年的近30年间，工业对法国经济的贡献率从24%下降至14%，工业从业人员从532.7万下降至341.4 万，降幅达36%。随着曾经被西方主流舆论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群体数量的减少，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日益削弱，当危机爆发后不久，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主体力量都是中产阶级人群。中产阶级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力量转变为对抗力量，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产生严重震撼。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点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使得大量低端制造业慢慢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正是这种全球性的产业重新分工，成就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在1988—1997和1998—2007的两个10年，整个世界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集体陷入经济发展的“泥沼”，而新兴市场国家尽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基本可控。当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加强内部合作与交流，不再追随发达国家的指导与建议，并力图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壁垒、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让西方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回归制造业，建立一个高级而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重塑竞争优势，继续保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一些智库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基金会等亲民主党的智库，纷纷出台报告，阐述制造业的独特性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工业政策来促进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正式推出 《鼓励制造业和就业回国策略》，积极支持制造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还专门设立“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师奖”，奖励那些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奖金高达100万英镑。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作用是以强制的力量破坏和消除部分生产力，使得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危机过后，幸存下来的企业进行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对固定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投资新技术产品，引致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利润率，于是生产快速增长、信用膨胀、投机盛行、证券市场交易活跃，科技创新慢慢地就会处于瓶颈期，不久又会走向下一次危机的边缘。如此看来，固定资本投资与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而货币信用的扩大和膨胀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有力催化剂。马克思对技术革新和货币信用关系的科学判断，仍然适用我们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分析。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三次大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技术革命是以电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不仅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电力三大技术，而且还创造了汽车、飞机、无线电三大文明，人类从此进入电气化世纪。然而，这场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新兴产业群大多数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要使它们发展起来，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为股份制的发展提出了现实的需求。股份制不仅能够聚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而且能促进证劵市场的繁荣发展，提高银行资本的收益率。于是，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完成了本轮技术革命。但随着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降，大量投机者蜂拥进股市追求快速、大量的利润。随着投资者大把将钱撒进股市，一些基金也急忙从利润较低的投资领域撤出转向股市，银行也供给证券商大量资金用以股票交易。泡沫越吹越大，终于爆发了1929年10月的华尔街大崩盘，经济危机正式爆发，并最终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技术革命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核能等领域。在生产效率方面，连续工艺、标准零部件、装配线、大量的低成本能源等极大地提高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不论是空间技术还是电子技术都属于高新技术领域，从研发到应用不仅费用高而且风险大。于是被称为高技术产业发动机的风险投资正好能够弥补传统融资的缺口，承担起孵化高技术产业的重任，华尔街的资本大量进入新兴产业，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二战”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战后形成的高科技革命高潮的消逝，资本主义普遍进入“滞胀”阶段，出现了增长停滞和通胀并存的局面，遇到资本积累困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73—197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80年以来的技术革命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微型计算机迅速发展，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科技手段现代化和国防技术现代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扶持下，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经济比重大幅上升，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新兴产业，使之迅速发展壮大。不久，金融资本发现技术创新带来的投资机会几乎消耗殆尽，于是进入房地产、资本市场、商品投机等虚拟经济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投机现象，泡沫不断被吹大，终于爆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总结这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的经过，可以发现：技术革命总会产生获取暴利的大量机会，导致金融资本蜂拥而至，热烈地追捧新技术及其催生的新兴产业，促进相关产业不断壮大；但不久，金融资本就会发现新兴产业的利润率出现下降，于是处于过剩状态的金融资本开始脱离实际财富的创造过程，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由于纸面财富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金融危机随时会不期而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启动了再工业化。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封面文章“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近年来兴起的以“数字制造化”和“个性化”为主导的再工业化，是西方国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仅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业回归，而且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来发动制造业革命，并提出了“智慧地球战略”和“高端制造战略”，重新构筑世界制造业的竞争格局。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技术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由于当前尚处于再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仍以政府扶持为主。本轮再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符合资本主义运行发展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深化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8页）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工业化只不过是下一次危机的开端。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已经五年有余，是否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一系列举措的长期效果还不能确定，但从以下六个方面看，其短期效果并不如意。
一是从制造业对外投资在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来看，它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2009年以来，除2010年这一比重有所下降外，即从2009年15.33%下降到2010年的12%，其余年份这一比重都在稳步上升，从2010年到2013年，分别是15.79%、18.42%、20.02%。这说明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二是从美国制造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来看，从2010——2013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分别6.45%、5.11%、5.79%、2.22%，2010年以后呈波动下降趋势。这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复兴不太乐观，起伏较大。
三是从制造业在美国GDP产值中的比重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虽然这一比重从2009年触底反弹，但一直没有超过危机前2007年12.81%的水平，2013年反而比2012年有所下降。从2009年到2013年，分别为11.92%、12.23%、12.38%、12.52%、12.38%。
四是从制造业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来看，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年度统计，从2009到2013 年，这一比例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反而还有所下降，分别为8.47%、8.29%、8.38%、8.37%、8.34%，一直没达到2007年9.50%的水平。
五是从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绝对数来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从2010年1月到2013年5月，美国制造业已经增加52万个岗位，其中5万个就业岗位来自于从海外迁回来的工厂。但是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却有60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
六是从制造业对外贸易来看，从2009年至 2012 年，美国制成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呈现出逆差扩大趋势。2014年上半年，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从一年前的 3546.4 亿美元增至 3715.9 亿美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再工业化的效果并不好。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美国所塑造的全球化生产结构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痼疾制约，使奥巴马政府难以推行改革。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无法破解的两大难题。
一是再工业化无法破解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增加就业双重目标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加工制造环节会继续向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特别是向劳动力成本低、环境要求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逐利属性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违逆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布拉德·詹森说：“把这种希望说成一厢情愿或许有些言重了，但我们必须认清，制造业其实并非美国比较优势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雷奇也说，“不要欺骗自己了。我们不可能回到30或40年前那种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由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巨大成本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改变，除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抵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损失，否则跨国公司很难将生产线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回本国。但是，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发展现代化的高端制造业，机器不断代替劳动力，必然会带来制造业就业人口的进一步降低，而这又与再工业化增加就业的目标相悖。
二是再工业化无法破解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之间的难题。本轮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譬如，再工业化中具体政策的制定、特定行业的选择、若干技术的创新以及对外国政府的施压，都出自政府的精心筹划。在再工业化推行过程中，政府的功能重新凸显，突破了以往对西方国家“小政府”的片面认知，甚至有些学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由市场进行，经济决策权高度分散。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广受诟病，但也必须看到，它的根基仍异常牢固，尤其是其阶级基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没有受损，而且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还在增加。根据美国智库发布的2013年报告，美国5%最富和20%最穷的收入差距达到1967年监测以来的最大值。其实，美国乃至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而不改弦易辙，经济空心化趋势就不会停止，制造业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萎缩。但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秉承“大政府”理念，继续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只要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稍作改良，就会遭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的顽强抵抗，甚至导致“政府关门事件”。因此，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成为再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破解的难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因此，再工业化 所引起的当代资本主义变革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当代资本主义还有能力进行一次重新调整。尽管再工业化能够促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尽快走出危机，但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无法消除。这决定了到一定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爆”，那时社会主义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