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雪的《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以下简称：《法律与舆论》）将19世纪舆论-立法作为考察对象，试图从中总结出大众意见如何影响立法，立法又是如何消弭革命的冲动。
就19世纪的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正徘徊在革命与改革的激烈争论中。戴雪这样的法学家能否从这种争论里找到维护英国宪政的支撑性力量就尤为重要。在那个时代，伯克尽管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法国人的“蠢行”，却无法看到美洲独立对英帝国的基石——自由贸易毫无损害；托克维尔预言了1848年法国革命，却又没能看出路易·拿破仑的阴谋诡计;而宪法学家白芝浩对议会中不断涌入的“十镑户主”警惕非常，却对政党政治体系毫无知觉——这些当时鼎鼎有名的观察家成为戴雪审视时代主题的重要参考。
塞西尔对帝国政治曾言简意赅地说：“议会不倒，则英国无忧”，但伊丽莎白时期的议会同维多利亚时期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立法精神也绝不雷同。尽管戴雪自谦对历史并不熟稔，但正是通过对议会立法史的考察，使得他对英国政治的脉络有了清晰地把握。
作者将19世纪的英国立法分为三个时期：（1800年-1830年）立法停滞时期（布莱克斯通乐观主义）、（1825年-1870年）个人主义时代（边沁功利主义）及（1865年-1900年）集体主义时代——作者强调，“这里，集体主义指的是，一种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它赞成为了实现人民大众的利益而进行国家干预，哪怕要牺牲个人自由。在英国，这一思潮无法和任何人的名字联系起来，甚至也无法和任何确定学派的名字相联系。”
在作者看来，尽管布莱克斯通乐观主义富含托利党的家长专制精神，但其产生于当时英国人“对英国宪制的骄傲之情以及对他们对事物既存状态的满意，”“和过去的时代相比，布莱克斯通时代还是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时代，法律以及议会立法中遭到后来人道情感谴责的条文悉数遭到废除。18世纪人道精神取得巨大发展：乔治三世的臣民的心灵远比克伦威尔时代臣民的心灵温和。”
也正是得益于这个时代的立法停滞，使得英国政治中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茁壮成长。在作者看来，缓慢进步中蕴含的审慎就是英国法的高尚品质，而古典立法者梭伦那样不为超前的立法理念驱使，而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的需要的立法品性在英国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实现。先有需要后有立法，但这种需要绝非想象的产物，也不能等同于利益，而是具有公共品性的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辩论后的产物。
这是戴雪研究舆论与立法关系的目的。在他看来，议会政治的活力和有效性虽然基于经验，但当民主的潮流以罕见速度冲击着古老的一切政治构造时，能否维系基于议会主权的英国宪政，正是他所属时期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难题。因为民主的含义已经演变为对传统的背弃，随之而来，经验也就丧失了一贯享有的支配权威性，这种激进力量的悲剧在法国大革命上已展露无疑。
在作者看来，“公共舆论是统治国家的主权者的意见，不论该主权者是君主、贵族还是民众。”和托克维尔一样，作者并不认为实现人民主权的形式必定是共和制，就此而言，这种论调有更鲜明地为英国宪制辩护的立场。白芝浩忧虑的“十镑户主”进入议会将降低议会的智力品质，在本书写作之时已经成为现实。而与此相连，讨好劳工阶层的立法层出不穷，这正是将立法等同于利益的必然产物。
对戴雪而言，问题直接转变为“谁来统治英国？他们又依靠什么统治？”作者并不打算直入主题，而是以舆论—立法的关系佐证他在《英宪精义》中总结出的英国宪政经验：议会主权与法治。不过，作者并未将英国宪政归结为普罗大众的创造，而是通过对19-20世纪初期立法的考察，将此更大程度看成是是知识精英对抗甚嚣尘上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产物。
在作者看来，“任何伟大的社会改革，不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真正的还是虚构的真理之上，都应该在最优秀、最公正的专家的指引下，审慎地一步步地缓慢进行。但民主的理念是，只要人民有所欲望，他们就应该获得想要的一切，而且应该迅速地获得。这种理念绝对危害了社会缓慢、可靠的进程，而在这样的进程中社会极少发生根本上的和有益的变革。另一方面，民主立法本拥有与一定时期公共舆论协调一致（至少不过分偏离）的优势。但是，社会主义者轻易地就抛弃了这种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协调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比英国选民更了解英国人民真正的利益。”
为证明自己的论说符合英国政治的过往和当下，戴雪在本书中设置了两个不同维度的“敌人”：一是法国——它正因 1789年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而变得臭名昭著；二是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在知识精英这里差不多演变成为一场为“民主如何实现统治”或者为革命正名的辩论赛。
在戴雪看来，英国政治的传统拒斥那些空洞无物的激进观念。就英国宪政而言，民主是通过舆论，即选民对公共事务在议会中的辩论以获得立法而实现。民主政治与舆论紧密相连，而专制则与谣言如影随形，因为后者匮乏相应的言论竞技场——议会。不过，戴雪立即指出，“经过穆勒的论述，自由放任主义成为1860年代年轻人反对压迫的战争口号——这种压迫隐藏至深因而异常危险——也成为它们反对舆论专制的战争口号，这种舆论的专制既容易产生于君主专制体制下，也可能存在于人民主权制度之下。”
事实上，当越来越多的下层人获得实质意义上的选举权、甚至最终实现普选时，将会在议会造成某一特定阶层的联合与团结。白芝浩针对1867年的《改革法案》曾说：“但在任何情形下都要记住，下层阶级的政治联合，就其作为一种联合及其联合的目的而言，可谓恶莫大焉；这些阶级的永久联合将使它们成为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力量（既然它们中间如此众多的人已经拥有了选举权）；而其至高无上性，就其现状而言，意味着无知者对引导者的优势和数量上对教养的优势。”
白芝浩的知识精英优越论在19世纪会获得议会中大多数人的喝彩叫好，但到戴雪所处的20世纪初期则肯定会被吐满脸的口水。既然民主已经被刻画上“进步”光彩，反对它就显得十分不明智。戴雪十分精巧地将民主在英国宪政框架里找到了理论依据，这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维多利亚时期的繁荣得益于立法中贯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而边沁本人的思想也绝非天马行空的想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来自于对英国人民品性的准确把握和直截了当的总结。戴雪认为，即使在布莱克斯通乐观主义时代，个人主义式的自由尚未赢得立法的认可，但却潜移默化地鼓励英国人将之固定化为权利。18世纪末期，虽然美洲殖民地脱离给英帝国荣誉带来沉重的打击，但建立在自由贸易上的帝国迅速恢复元气。于此同时，国内政治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改变：商人新贵将会取代土地贵族成为政坛的活跃分子，作为上升阶层的他们力图获得真正的统治资格，而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法案正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尽管戴雪所考察的集体主义立法名目繁多，似乎占据着立法的主流，但其生命已抵达暮年。“剧烈的政治变革看来走到了尽头。宪章主义在1848年10月就气数已尽了，而且工人阶级也不再迫切地要求民主改革。1852年、1854年、1859年以及1860年提出或实施的法案是为了兑现政治家们的誓言，或解决政党急需之利益，而未产生任何普遍利益。”在戴雪看来，这种结果得益于在1832年《改革法案》就实现了边沁主义立法的目标：“第一，将政治权力转交到一个广阔的阶层手上，这个阶层有足够的理智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致；第二，提高人道主义；第三扩张个人自由的范围；第四，创造适当的立法机器以保护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集体主义与保守主义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持一个信念，即只要有利，国家的力量便可无限伸展，哪怕它违背公民个人的契约自由精神。贸易保护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无不抛弃自由放任主义信念。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到1900年，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失去了普遍的威望。”这就是集体主义立法时期的现状，戴雪对此忧虑非常。“一个理智的人应该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怀抱什么样的希望呢？要是观察的更加深入，我们会发现，英国史的进程事实上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英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实际上也建立在适合发展最伟大的商业社会的理念之上。”
那谁来统治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又依靠什么统治？功利主义，即通过立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戴雪言简意赅地说：“边沁主义在根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信念，而中产阶级比国家的其他阶层都更倾向于实现功利主义的理念。”
犹如白芝浩所言，“一个政治国家恰如一片美洲森林：只需砍倒老树，新树就会立即长出来取而代之；种子在底下蓄势待发，并随着老树被清除后阳光和空气的进入而开始破土成长。这些新问题会营造一种新的氛围、新的政党和新的论辩。”不过，纵使将英国宪政制度的变化归之为类似自然界的进化，戴雪和白芝浩一样，仍然拒绝自然法或自然权利这样大而无当但极富革命性的说辞。在英国宪法思想中，权利从来都是切实可见的，其中并无美国《独立宣言》那样类似“创世纪”的开篇。
这构成英国式宪政同美国式宪政的根本区别，尽管同样归属于宪法传统，但对前者而言，几乎不会出现美国建国之父们那样的先知群体，更不会诞生如林肯那样的先知式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