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这一天，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部分第一批学部委员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学部成立表明“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
时代呼唤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之后，它就逐渐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吸纳了大批一流的科学家。在科学院之外，高校和其他一些研究单位，还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如何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各学科科学家的作用，成为国家考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项建设事业越来越多地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部的成立便在酝酿之中了。
1954年7月，郭沫若以科学院院长的名义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出645封信，请其推荐学部委员人选。在社会科学方面，由社会学部筹委会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经过近一年的反复征求意见和研究，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全体会议批准233人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次日，学部诞生。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重要贡献
“学部成立后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史编研组组长王扬宗在接受科技日报独家采访时特别强调。
就在学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代表学部提出了5项建议，其中第1项就是建议“研究并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就被党中央、国务院采纳，随即开始编制1956—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包括全体学部委员在内的600多位科学家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王扬宗说，全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为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事业，特别是新技术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除此之外，王扬宗认为学部对中国科技发展还有三大贡献。
第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文革前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名义评选颁发的，由学部委员们评审。1981年，张文裕等89位学部委员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建议国家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资助全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并拨出专款3000万元支持。1986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管理部门正式建立。
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在我国研究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位学部委员向邓小平等领导呈送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当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批示。随后，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几百名专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出百亿元专款付诸实施，从而揭开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高技术研究的序幕。
第三大贡献是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1992年4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6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5月，江泽民总书记等作出批示。学部组成研究小组，在广泛调研、听取意见、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工程院建院方案并获批准。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科学思想库
当今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和科学思想的引领。
学部，这个聚集了中国优秀科学家的群体，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决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决策参考。学部也逐渐成为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成为国家重要的科学思想库。
从1990年开始，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委托学部开展了一批咨询评议项目，包括《科学技术进步法（草案）》，《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草案）》，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立项及中期评估，国家“攀登”计划A、B项目遴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遴选，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立项，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973计划”）立项，国家“十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国家“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专项规划发展重点等。学部发挥院士集体智慧，提交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评议报告，为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欧阳钟灿院士领衔的“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研究就是成功的一例。
在接受科技日报独家采访时，欧阳钟灿回忆了开展咨询研究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国务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3次座谈会，听取关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建议。对此，学部于2009年启动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咨询研究。
欧阳钟灿说：我们组织了30多位院士专家，选取集成电路、网络信息等4大领域做了系统研究，剖析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经过两年的工作，完成了《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报告，并于2011年底报送国务院。温总理作了批示，认为报告清晰描绘了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化的路径，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对于重新审视我国新兴产业的技术选择和战略布局很有参考价值。随后，国家发改委专门召开会议，进一步听取了咨询课题组院士专家的意见，为国家未来的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学部科学思想库的作用愈加明显。截至2014年9月，学部共完成200余份咨询报告，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200余份《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
制度建设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1992年，中科院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试行章程》，这是学部成立以来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章程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一次，使增选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同意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当年举行的第7次院士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这之后，经过学部多次修订，院士章程对资深院士制度、院士年轻化和院士选举的有关内容做了修改。如将当选院士的得票率由1/2提升为“不少于投票人数的2/3”； 规定年满80岁的院士为资深院士，资深院士不担任学部的领导职务，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工作等等。
去年举行的中科院第17次院士大会又一次修改了章程，在院士的遴选渠道、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对院士在科学道德、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为提出了要求。
院士制度在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60年来，学部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防建设和优化国家决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