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的潜在总产出(Potential Output)是指实现充分就业时、维持稳定低通胀率时的经济总量。潜在总产出以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参与人数、资本存量、技术水平、资本使用效率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和经验等。现实世界中许多因素会影响实际的总产出(以实际GDP衡量)，例如政策变化影响短期内的市场需求等，因此实际GDP常常背离潜在GDP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被称为产出缺口(Output Gap)。若产出缺口长期为正，会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容易陷入衰退。若产出缺口长期为负，市场不能制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甚至伴随通货紧缩，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也被拉低。尽可能缩小产出缺口，使经济运行轨道靠近潜在增长水平应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此外，对潜在GDP及增长率的准确估计是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否则也容易引发经济大幅度的波动甚至结构性的下滑。
二、研究综述
潜在GDP水平和增长率不能从数据中直接观察到，需要从其它数据中估算得出。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有许多，但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不高，剔除不实数据的难度较大，因此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估计尚未有统一的结论。GDP潜在增长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学方法、基于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和基于生产函数的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利弊，许多机构通过这些方法分别对当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大致介于7%～9%之间(见表1)。
(一)HP滤波法等统计方法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趋势的分析研究中。它将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看做是不同频率的成分的叠加，通过统计方法分离出频率较低的成分，也就是长期的趋势项。摩根大通通过HP滤波法对我国的潜在经济水平的长期趋势进行测算，根据1994年以来的数据分离出GDP增速的趋势值。根据该研究的结果：1994—200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2%持续下滑到8%；2000-2008年，潜在增长率重新上涨到11%～12%的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潜在增长趋势值大约为7.5%。汇丰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n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经济学家①通过HP滤波法估算的结果略微高于摩根大通。两个机构的计算结果均显示金融危机后潜在增长率从11%下降至2013年的8%左右。然而，HP滤波法的结果仅仅反映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将数据的长期趋势项等同于潜在经济水平也并非完全合理。此外，由于该方法无法用于预测增长率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学界在采用HP滤波法的同时也常参考其它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方法。
(二)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方法
这种方法除了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进行估计，还将产出缺口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关键变量联系起来。相比单纯的统计学估计，这种方法反映更多的经济学意义，如通常假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围绕着一个平衡的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进行周期性波动。IMF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潜在GDP增长率曾在1999年跌至6%的低谷，随后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12%，近几年呈下滑态势，2013年约为7%。该方法估算结果显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波动很大。然而这种估计方法也并非完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趋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尚存争议，因此，这类方法更常用于对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估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CD)的方法CD生产函数将决定经济产出的要素定义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四个要素均有现实生活中对应的数据，因此可以通过判断该四个要素的变化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行估计②。IMF和摩根大通均通过生产函数对我国潜在GDP增长进行了估计。IMF的结果显示，基于此方法估算出的潜在GDP增长率相比其他两种方法得出的更为平滑，近20年来我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基本徘徊在9%～10%的水平，2013年仍超过8%(见图1)。
摩根大通的研究发现，2006-2010年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超出潜在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而在2011-2013年低于潜在增长率0.7个百分点。前者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带动超过了经济自然增长的水平，从而引起2010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和经济过热；后者则反映了政府在出台措施整顿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过程中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汇丰银行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2012-2013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8.5%～9%，显示当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从不同影响因素来看，摩根大通估计，在1991-2013年之间，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5%，劳动力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分别为22%和12%(见图2)。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口结构
2012年我国15岁～59岁年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中的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未来10年～20年的增长率会接近于0或为负，劳动力人数面临持续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见图3)。
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日本经历了将近2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可以说其人口结构特征是导致这一结果最直接的因素。而我国正处于老龄化加速的进程中，人口红利的消散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然而与日本二十年前情况不同的是，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③，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弥补一部分人口红利的丧失。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长趋势，即资本存量的增长。投资带动资本存量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0年代的20%逐步上涨到2013年的将近50%。曾经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在最高峰时也不到40%，如今两国分别约为20%和30%；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常年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同时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等因素，我国的资本存量占GDP水平，理论上会逐渐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其增速将逐步降低。此外我国长期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许多问题，必然导致高投资增长率难以持续。综上所述，长期来看，我国资本投入的增长必然会缓慢减速。
数据来源：Anand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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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人口结构和资本存量的变化长期来看都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维持我国潜在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主要是指技术发展的趋势④。技术前沿的推进需要人才、政策、法律和市场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发展趋势难以简单被量化。许多国际比较的研究发现，决定技术发展的诸多法律和政策因素中，比较重要的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自由度等。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能否发挥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机制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不断完善我国市场公平、自由、开放的相关政策法律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关键。
图3 我国劳动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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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经济学理论可以明确回答未来1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通过对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趋势的把握，经济学家可以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动范围有所预判。根据IMF的预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内将平均拉低潜在GDP增长率约0.1%。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估计，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4%，未来可能降低至2%～3%左右。TFP的增长速度放缓是制度变革的效果渐弱、复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变小的结果。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估计，未来10年，若我国投资率维持在25%～35%之间，TF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7%～2.2%，可以使潜在GDP维持在大约6%的增长水平。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稳增长”的经济学解释
尽管不同方法得出来的潜在GDP增速不尽相同，但根据多数机构的预测显示，近两年我国的实际GDP水平是低于潜在GDP水平的，GDP增长率(2013年为7.7%)也略低于潜在增长率(2013年约为8%)。因此近期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是符合当下经济现状的，有助于小幅提振实际GDP，缩小产出缺口。根据上文的分析，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是我国的潜在GDP增速正在逐步下降，许多研究认为可能在未来5年降低到6%～7%左右的水平。如果官方不随之降低GDP增长目标，可能会通过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实际GDP持续高于潜在GDP，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胀，加剧产能过剩和推动资产价格(例如房地产)的过度上涨。一旦泡沫破灭，高杠杆率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或面临资不抵债，使银行业坏账率上升，导致中国经济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低迷。相反，若实际GDP持续低于潜在经济水平而政府的逆周期调控不到位，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即长期失业者将由于职业技能的衰退而退出劳动参与人口，从而拉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宏观调控的最优结果是能控制实际经济水平，使之紧密贴合潜在经济水平来运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总是面临各种冲击，完全沿着潜在经济水平增长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不可能实现，但控制产出缺口，使其在较小区间内波动是货币和财政等政策进行周期性调节的主要目标。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判断短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问题及其难度已经在上文中阐述；二是如何判断合理的经波动区间。
根据美国的数据，2007年经济增长高峰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1.5%，即实际GDP总量高于潜在GDP总量1.5%5。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3.7%，即美国的实际GDP总量低于潜在GDP总量3.7%，随后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目前产出缺口约为潜在GDP总量的-0.1%。日本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的产出缺口约为-7%；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期的产出缺口-3.5%～5.5%之间，而这几个国家处于经济周期顶峰时期的(正)产出缺口均低于1%。产出缺口较大且为负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传统上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僵化的国家，例如日本、法国的负面影响更大。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较灵活(没有强大的工会，近2.5亿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大量临时工)，由此推断，我国可以承受较大的负的产出缺口。此外，由于我国的央行并不独立于政府，央行以压低经济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限制，即更容易屈从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综上可知，大幅度正的产出缺口可能在我国的危害更大。
(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中等收入陷阱”
参照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停滞)时已经达到相对高收入的状态，例如日本、韩国等国；但也有许多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就基本停滞了，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属于中高速增长，这并不意味我国必然会跌人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若未能有相关政策措施出台来驱动潜在GDP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在某一阶段陷入停滞也并非不可能。
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一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本国产业升级未跟上的情况下。当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高生产率部门迁移，加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一国劳动生产率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然而当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若低于工资增长速度，则会导致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该国竞争优势的下降，经济体可能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下确实在经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当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优势逐步减弱，若产业升级未能及时实现，我国也可能面临缺乏新的增长点的困难时期。根据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及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有助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例如保护知识产权、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政府通过“稳增长”的政策力图缩小短期内的产出缺口；而“调结构”和“促改革”则是中长期内推动我国潜在GDP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否则我国也可能在某一阶段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从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结构改革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和资本使用效率。这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使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更为有效。这样才能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生产率水平。
注释：
①Anand, Cheng, Rehman, and Zhang(2014)。
②人力资本一般是以人均接受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年份加权平均所得。
③我国53%，发达国家超过70%。
④除了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使用效率的增加也是影响因素，但两者所占比重较小。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中国市场，2012(50).
[2]蔡昉.从人口学视角论中国经济减速问题[J].中国市场，2013(7).
[3]Anand, Rahul, Cheng, Kevin C., Rehman, Sidra, Zhang Longmei(2014)[R].Potential Growth in Emerging Asia. IMF working paper.
[4]Cobb, C. W.; Douglas, P. H.(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Supplement): 139-165.
[5]Hodrick, Robert; Prescott, Edward C.(1997). 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9(1):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