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建设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5年，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补充。“邓小平理论”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制度建设和改革问题上，从容易的做起，进行增量改革，将争议大的难点留待经济发展之后再来解决。
这一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是行之有效的，能够迅速释放生产力，实现经济起飞。但随着经济的深度发展，容易改革制度的发展潜力逐渐释放完毕，原有体制中的改革难点已经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存量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补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已经初步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内容。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财政分权改革，还是本世纪前十年的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止，并为下一步的改革做好了铺垫。
二、当前的六大机制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对充分就业、财政收支平衡等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充分暴露出被高速经济增长掩盖的体制机制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提供了机会。在经济“新常态”下暴露出来的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①劳动者收入不足
在于投资率高，劳动收入占比低
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中国的投资率就很高，大量的产出被用于资本积累，而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占比长期偏低，劳动者的收入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使城乡物质匮乏成为计划经济的常态。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但大量劳动力供给和仍然稀缺的资本，造成投资率偏高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对GDP数量的追求，使追逐资本投资成为赢得GDP锦标赛的重要手段。基于经济高速增长预期背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将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其他行业，尤其是创新产业的投入。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投资率）由1982年的32%上升到2013年的48%，其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50%。大量的投资使中国工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迅速向世界一流国家靠拢，但资本都是要求回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投资会压低投资回报率，使投资在财务上不可持续，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高投资对应于低消费和劳动收入，使国内市场消费不足以支撑新形成的产能，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投资率偏高和过度投资既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制约中国经济减速提质的关键点。
②产权界定仍不明晰
关乎产权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国企的边界
产权明细是市场经济和价格信号发挥作用的基础。计划经济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源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重新安排。随后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都是在不断明晰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产权界限，从而不断强化价格信号作为市场经济调配资源的关键作用，进而不断激发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提高经济活动效率。
中国从计划经济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变所做的改革，一直强调先易后难，对关系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时间表。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权制度缺位，被资产增值所带来的收益所掩盖，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新常态”之后，产权不清晰问题有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以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当前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于国有土地出让收益，而土地产权不明确使土地增值收益无法被社会各阶层分享，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引起社会矛盾的关键点。新形成的基础设施同样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对于使用道路的普通消费者而言，中国高速公路几乎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交通基础设施，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为出发点的道路收费行为，被不明确的产权严重扭曲，占据公共资源兴建道路的经营主体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必然宣称自身亏损严重，需要持续占有收费权。
③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关乎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增量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出发点。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的确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实现了富裕的目标。但不可否认，在产权制度不明晰的制度背景下，也存在一部分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攫取了不应当属于自己所有的社会财富。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过大的0.4的标准。中国现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和其他要素投入分配的合理部分，同时也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带来的不合理部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按照劳动者自身付出的劳动和努力获取报酬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的基本经济活动准则。
市场经济允许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以激励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强调公平交易，那些利用产权漏洞，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不应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的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赖以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反映了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理想生活的追求，也包含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能否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解决在前期增量改革中一直回避的制度设计和明确产权界定的问题，处理好先富和共富的关系，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问题是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④改革最优路径问题
关乎改革的顶层设计探索
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制度设计和产权界定问题，依靠增量改革，利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来规避不断出现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难以延续，中国面临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问题。
改革有两种路径，一是“自发”形成的改革，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在逐步释放被原有制度安排束缚的生产力的过程中，通过经济特区先试先行，将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方案逐步向全国铺开，实现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目标；
二是基于先进的思想体系和现实问题的认识，提前布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在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关键瓶颈，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增量改革无法达到使制度安排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时推出，帮助经济突破关键制度障碍，为长期可持续增长打下基础，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有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指导，可以在关键领域、关键时间点形成一点突破、全盘皆活的作用，辅以对制度安排进行修补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能够形成持续的释放社会生产力的驱动力。
因此，“四个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以“四个全面”先进思想体系为指引，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小康战略目标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完善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明确各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使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基础。
⑤制度灰色地带较多
让法律作为制度安排的基础作用
“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往往与已有的制度安排不兼容，需要不断调整作为经济活动基础的制度安排，这给各类经济活动留下了灰色地带，一些合理但不合法的经济行为被政府默许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改革推进，而一些合法但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为部分人利用，攫取社会财富。
制度安排的灰色地带使社会矛盾激化，不同主体对制度安排的不同解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冲突。法律是规范化的制度安排，不允许灰色地带的存在，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相比，严格按照正式的法律条文行事，可以增强老百姓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法律规定的事情都必须做，将法治作为政府和市场各自行事的边界，有助于理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旦明确了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突破点，那么“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制度安排固化下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以立法为先导，以严格执法为手段，避免灰色地带的产生将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保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基础。也可以这么说，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必要条件。
⑥党的领导力问题
关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产权制度不明晰、法律体系不完善、经济活动的灰色地带和政府对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过度干预，一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攫取了非法的财富。这些情况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引领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并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大批贪腐官员落马，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官员自身品质低下，另一方面是治党不严所致。腐败严重损害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是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一大推手，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而健康发展最大的拦路虎。当前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对于恢复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意义重大，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
与此同时，根除腐败存在的制度设计上的灰色地带，以明确的法律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避免政府官员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是关乎中国共产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四个全面”中的“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单纯一时的反腐败斗争，更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提出的宏伟发展目标。
三、路在何方？“四个全面”是重要的战略纲领
正确理解“四个全面”
从字面意思上看，“四个全面”很容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途径。实际上，详细梳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能够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反映了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先进的思想体系对“如何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如何从片面强调GDP向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正义转型？”作出了科学回答。
具体说来
通过进一步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全面制度建设，提高内生经济增长的动力，全面发挥国内现有技术、劳动、资本、土地、知识及各种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特别是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增长趋同潜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建立一整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是“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内涵。
例如，通过“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使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通过交通、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增长趋同，盘活全国所有地区的要素资源。通过将改革的成果形成法律条文，依据法律减政放权，将市场的权利还给市场，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一方面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在经济增长调速的背景下，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用好“双引擎”，力推中国经济爬坡、转型和技术升级，确保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增长质量的不断提升。
“四个全面”作为国家的战略基石
“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方略非常具体，让老百姓听起来有血有肉，容易理解，使大家明确努力的方向不仅仅是共同富裕，还有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
“四个全面”不仅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同时也不回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从制度建设的高度为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改革和法制化建设，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全面激活和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把经济社会建设推进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坚定信念去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