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18日，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准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可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又一次更迫切地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本文从北大清华争夺高考状元的表象出发，讨论了掩藏在其后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创建竞争环境的深层次问题，读来颇有启发。
前段时间，北大清华为争夺高考状元“互掐”而引发舆论风波。很多论者认为两校之争是如今高等教育领域竞争激烈使然，但如此立论显然很难站得住脚——现实情况并不是竞争太激烈，而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高等教育良性竞争尚未形成：多少年来，北大清华在国内一直缺乏有竞争力的对手，而国家的各种重点战略又加剧了这种境况；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显然难以打破两大名校“掐尖”以及“互掐”的囚徒困境。因此，两大名校争夺状元只是表象，其背后之本质乃是应当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问题。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活跃的思想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95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大学考察并作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那么，“特色”从何而来？显然不是单靠国家重点投入并复制某种模式便可得来，而是来自于充分开放带来的激烈竞争，这也应该成为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思路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早年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启动的“985”工程取得了颇有成效的进展，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众多“985”大学近年来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断攀升。但这些排名攀升很大程度上都是数量和规模上的提升带来的，在涉及重大成果创新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较大。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大学制度创新、大学精神文化创新等软指标上，中国大学更缺乏突出的贡献，也即“中国特色”不够凸显。即便是硬指标上的提升迅猛，但如果没有软指标的贡献，世界一流大学版图上也难有中国大学的地位。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问题可能出在建设路径上，我们在上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热潮中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举国体制的路径，这种路径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实现一些“硬指标”上能够采取非常规手段迅速取得成效；但弊端是破坏了开放竞争的文化，从而在软指标上难以产生特色。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看，基本所有公认的一流大学都是在高等教育竞争中形成的。但在我国当前的举国体制之下，高等教育领域竞争机制是严重缺乏的，这样一来，北大清华这些第一梯队的大学基本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会产生特色办学的动力，这是新一轮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时值得反思的问题。
“活跃的思想市场”需要有“鲶鱼”的刺激
中国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个高度竞争的“活跃的思想市场”，但在体制保护下享尽资源优势的北大清华自然不会主动去推动这个市场的产生，市场的产生需要“鲶鱼效应”的刺激。前两年在经济领域有个经典案例——余额宝挑战国有银行，产生“鲶鱼效应”并刺激市场的活跃与竞争，四大银行不得不联手对抗这条“鲶鱼”，自身的创新能力被激发出来，除了引入互联网思维，开展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还向储户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利率标准。余额宝的创新来自于民间活跃的思想，而其带来的“鲶鱼效应”则进一步激发“活跃的思想市场”。
那么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需不需要“鲶鱼效应”呢？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因为现在的北大清华以及其所代表的第一梯队大学和中国传统银行的情况非常类似，缺乏有力竞争。而且中国高等教育上还缺乏类似余额宝这样的“搅局者”，现有的“985”大学中根本没有一所民办大学，而且按既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模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学办学过于依赖政府和体制的力量，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竞争。当然，举国体制办大学的模式如果继续推行并加强的话，相信北大清华一定会在很多硬指标上赶美超英，排名不断攀升，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但这种世界一流是怎么来的，是依靠大量的资源集中、牺牲其他大学合理资源获得而来的，是靠大量输血而非自身功能造血而来的。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一是胜之不武，过分依赖举国体制；二是破坏公平，难以产生应有的文化价值。因为没有一个活跃多元的竞争体制，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不健康的，脱离了公平和创新等更为重要的价值。进而言之，没有“鲶鱼效应”带来的竞争压力，这种活跃和多元的竞争基本不太可能产生。
中国高等教育的“鲶鱼效应”如何产生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要如何才能产生“鲶鱼效应”，从而产生“活跃的思想市场”呢？笔者认为，根据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可能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趋势，最有可能也最应该从两大方面着手：
（一）真正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大学提升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问题。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北大讲话之后，著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接受访问时认为，只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大学就会建成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对国家有承担、对世界有贡献的大学。这三个条件是：不要打全面战争，不要太穷，不要管得太死。其实，这三个条件，前面两个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最后一个条件也已经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体现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尤其是对高等教育领域，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已经成为决策层面的共识。
虽然政策层面大方向已经很明确，但在实践层面，还有如何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这一关键。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认为：落实大学自主权，不在于要给大学多少权，而是应该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借鉴最近比较热门的负面清单的概念，就是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以“非禁即入”为原则，在大学自主权方面转变思路，从规定“大学可以做什么”到明确“大学不能做什么”。政府不再给大学画圈，而是政府先把权力边界划好，把办学的空间留给大学。在这方面，作为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表率的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有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探索，能否对其他大学产生鲶鱼效应也非常值得期待。其实，只要有足够的办学空间，一定会是百花齐放春满园，万紫千红来争春；只要政府主动厘清和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真正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办学活力自然就会被激发，“鲶鱼效应”自然会到来。
（二）充分引入民间资本办学，推动大学办学模式的革命
美国高校为什么充满活力，而且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变革，主要原因便是其私立高校所带来的“鲶鱼效应”，很好地促进了开放竞争。中国民办高校虽然也不少，但大部分都仅只是作为公办高校的附庸甚至山寨产品，而缺乏创新的动力和体制，难以挑战公立高校，“鲶鱼效应”也无从谈起。因此，现有民办高校的办学模式，很难对成熟的公办高校造成大的冲击，更别说冲击北大清华的地位了，必须有革命性的新型办学模式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从目前来看有两方面的力量具备这样的可能：
一是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在线高等教育可能带来革命性影响。如今MOOCS（大规模在线课程）开始掀起了教育革命，姑且不论MOOCS是否会带来传统大学的终结，但毫无疑问MOOCS将会带来高等教育领域的重新洗牌。2014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涉及教育领域的就有取消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审批。这意味着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审批的开放，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曾经占有半边天，甚至曾占了中国在线教育90%以上的市场规模，但因为政策性垄断市场而导致民间资本无法进入，在线教育一直以一种低端教育的形式而存在。随着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审批的开放，意味着更多更强大的民间资本可以入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甚至个体也可以通过MOOCS这个巨大的平台像开淘宝店似的办大学，譬如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可汗学院。不要小看这种萌芽，伟大的创新一开始往往都是不起眼的，苹果电脑和余额宝刚开始的时候也很不起眼，但其创新却激发了整个行业的动力。当这些线上教育以足够的吸引力来驱使学生真正用脚投票的时候，完全可以转为线下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就自然会发展壮大，也就足以具备冲击传统大学的实力，“鲶鱼效应”将会产生。
二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建立的新型大学可能成为推动大学革命的“鲶鱼”。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早就涉猎高等教育，目前正在加大精力致力于北工大“耿丹学院”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步入教育领域。2015年1月，马云担任校长的以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为宗旨的湖畔大学正式成立；2015年4月，刘强东发起众创学院并将担任校长，定位于促进大众创业，构建面向创业者的全生态服务平台。这两所“大学”和“学院”，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大学，但因其定位精英化，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尤显竞争力；因其模式的创新和神秘，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知名企业家投身到办学的尝试中，地产商王石就多次表示想办一所新型大学。新一轮的企业家办大学，和以往的企业家投资办民办高校，显然有着质的区别：他们不再只是在划定的框架里游戏，而是赋予了游戏新的定义，甚至会因此而改变未来的游戏规则。试想一下，当这些深谙互联网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商业领袖们纷纷办大学并重新定义大学时，一定会成为一条条搅局的“鲶鱼”，将会对传统的大学办学模式带来极大的冲击。
可以想象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会很漫长，因为办大学毕竟不像办企业，不能速成。但即便再漫长，也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和向往。因为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而不是依靠体制的力量和资源的集中打造出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才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贡献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