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史与接受史
作为一个著名的中国研究者、边疆学家和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如今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但在之前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却在学术界知识中“消失”了。拉铁摩尔的年轻时代基本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并通过自己的亲身旅行与研究影响了当时和之后的学界和学人。曾经跟拉铁摩尔有过交道的曹聚仁先生在六七十年代曾不无感喟：“我年老衰残，已不作远游边疆之想，回想三十年前，先后有两次西出玉门关的机会，不料瞬息间失之，使人不胜怅惘。如今，我只能从欧美学者的记叙中作卧游，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拉铁摩尔，倒成为我的导游人。我倒希望年青朋友，不要局处于东南、西南沿海这一角，东北和西北那儿的天地太大了”。[1]可以说，拉铁摩尔以其自己的人生实践书写了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基本面向，并启迪着向往边疆的那些后继者。
人生总会充满波折，而这些波折又跟外在的时代息息相关。拉铁摩尔无法摆脱这种困境。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受中国国内学界推崇的他，[2]随着二战的结束、中国政局的剧变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形成而开始被国内学界批判和淡忘。之后又随着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80年代之后国际关系研究的推动而重新进入学术与知识视野，并随着之后国内边疆研究与内亚研究的新发展而受到更大的关注，在中国研究范式上形成深远的反思性影响。
观察国内学界对于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态度与关注点的变迁，可以折射出数十年来国内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并体现出相关研究从“国际关系”视野逐渐向“边疆研究”视角深化的趋向与可能。限于资料，本文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学界的情况。
“批判拒斥”及微妙转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最重大的转折之一。它改变了后来国内学术界的知识传统与范式，尤其是对西方学术的知识接受路径；而随着东西方冷战局面的到来，作为在三四十年代被国内学界所广为熟知的、曾经在40年代担任过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就成为这种国际背景以及知识范式转型中的一个对象。
195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称“拉铁摩尔在备忘录中认为美国‘要获得胜利只有击败苏联’。但他鉴于美国政府在远东处境的不利，建议美国国务院采取比较‘稳当的’侵略政策。他认为：‘稳当的政策，应该具有最大的伸缩性……应该避免在远东作过早或过分的战略展开’。这是拉铁摩尔的备忘录的要旨。……拉铁摩尔现在发表这个备忘录是为了回答美国参议员麦克锡对他的攻击的。麦克锡曾攻击拉氏为‘苏联间谍’和‘有长久的亲共产党历史’。但是，从上述的备忘录中，人们显然可以看出拉铁摩尔是怎样的政治面目。美国工人日报在四日的通讯中指出：备忘录‘表明了拉铁摩尔一直希图在整个亚洲建立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地位。’备忘录‘告诉国务院：什么行动应该避免或采取，以便美国的剥削者的角色不致被人识破’”。[3]这种评判直接将拉铁摩尔放到了美国政府侵华政策的代言人位置。后续的国内相关报道基本上都是以这一论断为基调的，并在其他领域进一步铺开。例如，当时有评论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些个人和团体得到他们政府的批准或默许，企图以有条件的所谓‘援助’，加上借此钻进中国的所谓‘代表’或‘代表团’，来进行艾奇逊、拉铁摩尔之流的勾当，即他们所谓要在中苏之间或中国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之间或中国各部分人民之间打入一个楔子。”[4]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50年代，国内学界与拉铁摩尔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学术联系。例如，在1956年9月2日至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上，翦伯赞、夏鼐、周一良、张芝联代表中国大陆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与拉铁摩尔有过学术交流，“美国贺普金斯大学（即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提出我国史学家在划分历史阶段时，过于忽视文化艺术方面的反映，是一个缺点”。[5]当然，这种学术联系在当时并没有在官方层面被认可和宣传，而往往只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在参加相关国际活动时的临时接触与交流，这些接触在后来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也往往成为一些学者“里通外国”的罪证。
进入60年代，国内对于拉铁摩尔的态度一方面延续了50年代的抨击火力，继续将他与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加以批判，而在另一方面，又在某些场合选择性地引述拉铁摩尔的论述，来支撑相关的论述与判断。
在这一时期，国内出版了《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两卷本，[6]其中将拉铁摩尔与费正清等人一起被归纳为资产阶级的“综合史学派”，作为历史研究的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其中节选了拉铁摩尔的《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论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论中国文化与西化问题》、《论中国文化与中国革命》（以上被纳入第三章“中国文化”）、《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论长城边疆地域的构成》、《论十九、二十世纪东北的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论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疆问题》、《论所谓“次等帝国主义”对边疆的扩张》、《论西藏问题》、《论新疆问题》（以上被纳入第四章“中国边疆问题”）、《论早期的中英关系》、《论新疆的历史与中苏关系》（以上被纳入第五章“对外关系”）以及《论中国历史的循环》、《再论中国历史的循环》（以上被纳入第六章“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和特点”）等文章。此外，这一时期国内还摘译了拉铁摩尔的一些著述文章，[7]以供内部参考和批判。
在1962年6月出版的由拉铁摩尔夫妇撰写的《中国简明史》（原书名为：China: A Short History, 1947年出版）中译本中，对拉铁摩尔及其理论同样做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该书按年代顺序论述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我国全部历史。作者纯粹从反动的史学观点出发，运用美国边疆学派的学说研究我国历史，认为向外扩张和边疆的移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歪曲我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关系，污蔑汉族为‘次等帝国主义’。他对中国历史有一整套看法，所谓特殊的循环论。依此‘理论’，中国历史的‘周期性’是由‘蛮族入侵’造成的。在‘周期’的某一个阶段，中国汉族权力甚大，‘蛮族’势力较小；在‘周期’的另一个阶段，则相反。中国历史就是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这种‘理论’显然是极为荒谬和恶毒的。在论及近现代史部分，还一意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解。”[8]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的对于拉铁摩尔的一些中性评述，但这种评述往往是选择性的，并不意味着正面的认可。例如，长期在华的美国友人艾泼斯坦在1962年曾撰文，批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及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谈到20世纪50年代初“罗伯特·肯尼迪的工作是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材料，虚构一个案件来对美国教授欧文·拉铁摩尔进行起诉。欧文·拉铁摩尔是罗斯福时期美国政府驻中国的一个官员。他被控为‘苏联间谍’。这个旷日持久的控诉案并没有证明荒谬的‘苏联间谍’罪名。它是一种故意制造的歇斯底里，其目的在于延长朝鲜战争和重新进犯已经解放了的中国。”[9]1963年，《人民日报》在讨论中苏关系时，强调不久前的苏共中央公开信完全是对中国的污蔑，其中曾引用拉铁摩尔的论述来加以印证：“英国《每日先驱报》七月二十九日刊载‘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教授的文章说，‘我认为这样一种指责是荒唐的：即，中国人愿以一场核大战来进行赌博，因为在一场核大战后，留下的中国人要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多。中国人并不是吓唬人，而是在揭人家的底牌。他们必然认识到，除了美国以外，从未有人使用过原子弹，而当时的原子弹是扔在非白种人头上的。’”[10]当然，这里只是印证了拉铁摩尔的看法，并没有对拉铁摩尔本人作评价。当年8月9日，拉铁摩尔长期的朋友、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中国贸促会”）副主席的冀朝鼎因病逝世，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8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当年12月，英国伦敦也为冀朝鼎举行悼念仪式，该仪式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主持，当时已经移居英国的拉铁摩尔发表长篇悼词，高度评价冀朝鼎在学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和经济建设领域的成就。这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是英国学界对拉铁摩尔在中国研究界地位的认可。到了1965年，随着当时越南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人民日报》更为正面地引述了拉铁摩尔的相关论述，指出“拉铁摩尔承认美国在南越‘走向末日’形同三十年代的日本”，[11]认为“美国政府今天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三十年代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而它们的共同命运是：‘走向毁灭’。”[12]而随着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学术界正常的学术活动饱受打击，对于拉铁摩尔的评价也就更加负面和猛烈。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才有所改观。
鲜为人知的1972年访华之旅
学术与政治总是息息相关。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之间关系的回暖，美国的一些文化人士开始有机会重新访问中国，拉铁摩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这次访问，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中美关系回暖在学术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国内对于拉铁摩尔本人对华友好基本态度以及中国研究权威地位的一种认可。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斯诺时，问及拉铁摩尔的情况，斯诺说拉铁摩尔还健在，他原来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后来受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离开美国，现在生活在英国。[13]这为两年之后拉铁摩尔访华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1971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双方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正常交往提供了空间与可能。1972年5-6月，曾经与拉铁摩尔一起被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哈佛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受邀访华，受到中国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同年8月29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拉铁摩尔抵达北京，开始了他数十年后的首次中国之旅。[14]次日，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周培源专门设晚宴招待拉铁摩尔一行，出席宴会的还有拉铁摩尔助手矶野富士子女士、柯柏年、马家骏、陈翰笙、王蒂澂、胡洪范等人。[15]在10月1日国庆节这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国庆招待会招待各国友人，拉铁摩尔及其助手矶野富士子受邀出席。[16]10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晚上会见并宴请了拉铁摩尔一行，参与会见与宴会的中方人员有周秋野、柯柏年、张灿明、胡洪范、单达圻、钱大镛、冀朝铸、资中筠、赵春胜、华君铎。[17]这是两人数十年后的再次见面，周恩来专门询问了拉铁摩尔的近况，并回顾了两人30、40年代在延安和重庆见面的情景，但对当时国内政局却有意识地略过，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这是拉铁摩尔与周恩来人生中的最后一面。在这之后，拉铁摩尔一行访问了东北各城市、南京和上海，并因时间关系取消了杭州之行。10月27日，拉铁摩尔一行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乌兰巴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柯柏年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胡洪范等人前往车站送行。拉铁摩尔一行在华期间，参观了当地的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和医院，并游览了多处名胜古迹。在这之前，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余湛还曾会见了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一行。[18]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来华之旅中，拉铁摩尔一行还专门前往新疆和内蒙古等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这次考察尽管短暂，还是给了拉铁摩尔重新思考中国问题与边疆问题的新契机。他们于9月10日从北京出发，先是在古都西安作短暂停留，随后前往甘肃省会兰州，之后又乘飞机前往新疆，相继访问了乌鲁木齐、阿克苏、吐鲁番等地；之后，拉铁摩尔一行又转飞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拜访了当地农村。对于拉铁摩尔的这次访问，当时国内报纸仅仅在次要版面作了标题式的报道，并没有对具体内容作详细说明。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每日新闻》在 1973 年 1 月 1 日、4 日、6 日和 9 日连载了拉铁摩尔中国之行的相关文章，国内的《参考消息》也在1973年2月4日至5日以《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翻译转载了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以间接的方式向国内传达了拉铁摩尔访华的相关信息。
拉铁摩尔这次访华，依然处于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空气依然十分紧张，而且由于他本人当时的关注和研究重点已经转向蒙古学，并在1969年被选为梦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因此，他的这次访华之旅中，中国方面在接待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防范，除了陈翰笙等少数人之外，[19]他在中国的一些老朋友也无法跟他有更多的接触或进行更具私人性的会谈，而拉铁摩尔也没有机会和可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随便走进边疆地区居民或牧民家里闲谈交流，一路上都只能到被指定的地点和厂矿参观，他本人也就不得不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并以此为素材再结合自己之前的经验进行叙述和分析。可以说，这是一段双方都充满期待，但同时又都感觉压力和紧张的旅程。[20]当然，拉铁摩尔这次中国之行也并不意味着国内对他及其著述的解禁，国内整个70年代的政治大环境使得除了像斯诺这样的著名人物之外，其他的西方记者和学者都被抹上了剥削阶级的色彩而受到批判，在拉铁摩尔离开中国之后，对他及其作品的严格控制并没有减弱。当时国内的大学生还无法查阅拉铁摩尔的作品，就连当时的在华留学生也没有机会接触。[21]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
进入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两国之间的交流深度与广度大为增强，国内对于美国的相关研究开始进入繁荣期。一大批美国作家和学者的作品被介绍进中国，并且伴随着80年代国内的文化热以及拉铁摩尔本人在1981年再度访华，他也逐渐随着为学界所知，并开始进入当时民族学等学科的阅读视野当中。[22]
1980年，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撰写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由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撰写了他在1946年进入华北解放区后的见闻与经历，原书由拉铁摩尔作序。中译本的出版，在国内引起不小轰动。[23]1981年，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译本出版，作者在原序中指出，本书“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24]1981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刊行拉铁摩尔《蒙古帝国时代政府的牌子“套”或牌子匣》译文。[25]1983年，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所著《论拉铁摩尔》一文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刊发，文中对拉铁摩尔的生平和研究成就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26]1986年，从日文译文转译的拉铁摩尔《高里特族的社会构成》一文在《黑河学刊》（地方历史版）刊发，文中对高里特（赫哲）族的社会构成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诸多必要的原始材料与信息。[27]
1989年5月30日，拉铁摩尔在美国去世，享年89岁。由于当时特定的国内环境以及拉铁摩尔本人由于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远走他国，进而未能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学派之故，国内学界对于他的逝世并没有相关的报道，当时也没有相关的纪念文章和评述文章刊出，这跟国内对90年代逝世的费正清的报道情况很不一样。[28]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术界对外知识需求的扩大，对国外相关学术信息的重新发掘与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拉铁摩尔生平与学术思想的文章开始逐步增多，不仅有编译作品，还有专门的研究作品。
高士俊先生1992年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的《拉铁摩尔小传》一文是笔者所见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公开刊发的最早的专门介绍拉铁摩尔生平活动与相关著述的文章，但文章并没有对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与相关研究作品作出评价，而是指出了当时国内在对拉铁摩尔及其理论进行研究方面的不足：“在我国，尽管有一些拉氏论著的译本及书评和情况简介，但对其有关论著的使用却甚少”。[29]数年之后，梁元生先生的《学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1900-1989）》一文则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多面化的拉铁摩尔形象，开始扭转国内学界对于拉铁摩尔单一的、标签式的反动资产阶级学者形象，文中最后写道：“不论如何，他的一生总值得我们的反省和史家的一笔”。[30]在1994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中，在介绍拉铁摩尔方面，也给予了较多的篇幅，但并没有标明其卒年（1989年）。[31]同年，拉铁摩尔的一篇旧文以《亚洲腹地之商路》为题出版；[32]此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则刊发了拉铁摩尔的一篇旧文《我所认识的周恩来》，介绍了作者本人与周恩来的一些交往情况。[33]1995年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同时又适逢美国友人、作家埃德加·斯诺诞辰90周年，国内刊发了大量回忆与纪念文章，其中就更为正面地评价了拉铁摩尔的相关行动与论述。例如，刘大年先生发表《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一文，文中指出：“皖南事变过后不久，担任过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一篇题为《四年之后》的文章中说：在中国，如果得到外国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右派政府就能够得以生存，如果敌国的力量大于外国援助的话，政府不与革命合作，就会寸步难行。不然，政府也许将在革命中被抛弃。‘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欧文·拉铁摩尔：《四年之后》，载《太平洋事务》第14卷第2期）拉铁摩尔的评论是客观的。抗战四年如此，全部八年也如此。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取得的；保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有何相同与不同，大致说，就是如此。”[34]而武际良先生则写道：“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评价《西行漫记》时说：‘在全世界面临战争灾难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还指出，‘究竟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呢？……斯诺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35]
作为抗战纪念出版热的延续，1996年，作为研究拉铁摩尔重要史料的《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中译本出版。[36]收录该书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主编汪熙先生提到，早在1990年，他在美国查阅抗战时期中美关系资料时就注意到其中非常重要的拉铁摩尔档案的相关情况，并找到了当时国内还未知晓的拉铁摩尔口述回忆录。之后得知由拉铁摩尔助手矶野富士子女士整理出版的拉铁摩尔回忆录已经于1990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7]因此决定以此为底本出版中译本。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拉铁摩尔研究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学术著（译）作。此外，《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4期刊载那顺巴依尔所著《英国蒙古学研究简介》一文，其中专门介绍了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成果。1998年，《蒙古学信息》刊载了拉铁摩尔所作的《<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的序言》中文译文，以期助力国内的蒙古史研究。[38]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对于拉铁摩尔及其地位的重新认识主要归功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中美关系研究领域学者推动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随着边疆研究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对于拉铁摩尔及其著作的研究开始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跨学科影响，有力地推进了之后的中国研究、蒙古研究以及内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000年，曹聚仁先生50至70年代在香港报章所作人物小传等内容以《天一阁人物谭》为名重新编辑后面世，其中就有《拉铁摩尔》一文，文中这样写道：当时的一些发配边疆的文人“有着汉人传统上的自尊观念，边疆属于四夷，有不屑研究的心理。即如王昭君，明明嫁到匈奴去，跟番王生了儿子。番王死了以后，又跟番王儿子成了亲，又生了儿子。习俗如此，无可非议。偏要说他心怀汉主，不愿跟番王。连大诗人杜甫也会这么说。用各民族平等观念来看问题，着眼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那只能让欧美学人占了先了。拉铁摩尔的《中国的边疆》（按：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处处见新义，连我这样自以为从唯物史观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史人，也只能自叹不如。从边疆学观点，一部中国民族史，乃是骑射战术战胜步兵战术的历史；而满、蒙、回民族，都是习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是胜了一筹。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把西北泾渭平原的农业生活彻底破坏了，因此，在文化上，游牧民族一直落后，汉民族却又占了先了。因此，征服了中原的四夷，在文化上，却又为汉民族所征服；五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就是这么一部历史。但夷夏观念又把宋元明以来的文士弄错了。因此，士大夫的旧观念，经过了十九世纪后期的惨痛教训，才觉悟过来，对于边疆观念的重新建立，还是让斯文赫定、拉铁摩尔他们替我们开了头；似乎，我们更不该固步自封了。”[39]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 。他进一步期许到：“我年老衰残，已不作远游边疆之想，回想三十年前，先后有两次西出玉门关的机会，不料瞬息间失之，令人不胜怅惘。如今，我只能从欧美学者的记叙中作卧游，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拉铁摩尔，倒成为我的导游人。我倒希望年青朋友，不要局处于东南、西南沿海这一角，东北和西北那儿的天地太大了”。[40]
当然，就学术影响力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译本在2005年的出版，该书被收录在刘东先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该中译本的重新出版是在刘东先生研读60年代出版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过程中，觉得有必要更为全面完整地介绍拉铁摩尔的著述，进而直接促成了该书中译本的问世。而刘先生本人则在他北大所开设的西方汉学课程中设置了拉铁摩尔的章节，以更为全面地介绍西方汉学的情况。[41]该书中译本译者唐晓峰先生在译后记中提到：“拉铁摩尔著述颇丰，专著十余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是其代表作，在西方汉学界颇有影响。此书初版于1940年，50年代、60年代再版，198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附加前言又行再版，足见其经典价值。2001年，刘东先生找我商量，要把20世纪40年代赵敏求翻译的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一书做些文字顺理，放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出版，但后来感到赵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的完整性、必要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改为重译。”[42]该书中译本一经面世，即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各学科对于该书的解读过程中，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议题日渐凸显出跨学科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学界和读者重新去看待和认识曾经长期被忽视的中国范围内与“东南面向”相对应的“西北面向”，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农耕与游牧生态与文化互动问题，进而思考中国研究的内在范式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来美国“新清史”的思考与论述。
从学科领域上看，这一时期学界对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关注开始进一步拓展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乃至文学等领域，分别有相关的论文，并出现了以拉铁摩尔及其著述为题的博士和硕士论文[43]，在汪晖、张世明等学者的多卷本著作中也成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44]总体而言，尽管与对费正清及其思想的研究相比，国内的拉铁摩尔及其相关研究仍然比较薄弱，但目前正在向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推进。陶文钊先生在评价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成就的时候曾指出：“费正清与我们中国学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他的有些看法与中国学术界的观点比较接近，有的则与中国史家的观点相去甚远。这种现象在海外中国学中是相当普遍，也是很自然的。百家争鸣的原则应当既适用于中国学者，也适用于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45]费正清是如此，拉铁摩尔也是如此。我们如今在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仅仅回复到三四十年代对于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已有认识，而是在这些既有认识的基础上，继续以当代的中国与世界为理解背景，来重新认识和发掘拉铁摩尔及其著述中的边疆范式、地缘政治和当代价值，从而更好地反思现代与当代的中国问题。
注释：
[1] 曹聚仁著，曹雷编：《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2页。
[2] 袁剑：《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3] 《拉铁摩尔的险恶面目：一向为美帝侵略亚洲策划“稳当”的政策受到死硬派攻击就公布“备忘录”自辩》，《人民日报》，1950年4月10日，第4版。
[4] 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1950年4月26日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版》，1950年5月5日，第1版。
[5] 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1日，第7版。另可参见夏鼐：《夏鼐日记》，1956年9月6日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五，第254页
[6]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两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62年。
[7] 如[美]拉铁摩尔著，耿淡如摘译：《历史上的边疆问题》，《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第1-7页。译者在按语中指出：“本文作者以研究边疆史为幌子，对中国历史大肆歪曲，并进而提出所谓‘排他性’边疆和‘包括性’边疆的谬论，胡说什么由于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排他性边疆逐渐转化为包括性边疆，边疆已不复是固定的，而是越来越多地向外扩大。……拉铁摩尔的两类边疆论的实质也不过是‘边疆移动论’的翻版，妄图为现代新殖民主义提供论据”。
[8] [美]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罗荣渠校：《中国简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内容提要。
[9] 艾泼斯坦：《难兄难弟——关于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的兄弟》，《人民日报》，1962年1月30日，第5版。
[10] 《苏共领导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人民日报》，1963年9月4日，第4版。
[11] 《空中轰炸决定不了地面胜负，扩大冒险必将掉入失败深渊》，《人民日报》，1965年4月12日，第4版。
[12] 《拉铁摩尔说美政府所作所为同三十年代日本一样，美国走上了日本军国主义毁灭的老路》，《人民日报》，1965年4月14日，第6版。
[13]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收录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3-187页。
[14] 对此，陈翰笙曾回忆到：“拉铁摩尔性格耿直，敢于坚持真理，非常喜欢交朋友，待人真诚，不说违心的话，这令我很敬重他，我们的进步事业也需要有更多像他这样的朋友。周总理是有远大眼光的，所以他早在1972年就专门邀请拉铁摩尔同其他几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访问，为中美建交打下了进一步的基础”。参见田森：《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6-97页。
[15] 《周培源宴请美国教授拉铁摩尔》，《人民日报》，1972年8月31日，第5版。
[16] 《对外友协举行国庆招待会招待各国朋友》，《人民日报》，1972年10月2日，第1版。
[17] 《周恩来总理会见并设宴招待美国教授拉铁摩尔》，《人民日报》，1972年10月7日，第3版。
[18] 《美国教授拉铁摩尔一行离京》，《人民日报》，1972年10月30日，第6版。
[19] 田森：《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另外，拉铁摩尔也未能见到宋庆龄，参见宋庆龄：《1972年10月12日函》，收录于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 1971-1981》，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0] 关于这次访华之旅及其意义更为详尽的专门论述，可参见袁剑：《拉铁摩尔1972年的来华之旅：政治氛围与学术田野的一次交错妥协》，待刊稿。
[21] 在1977年3月28日英国驻华大使馆发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记载到，在当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索引中罗列的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涉华作品甚至连外国留学生也看不到。（”A Pall of silence still rests over others and the books of Lattimore and Fairbank on China that are listed on the Library Index are not available even to foreign students”.）。参见FCO 21/1552,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March-July 1977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67-1980.（“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49-1980”数据库）
[22] 参见徐杰舜问，张海洋答：《我所理解和从事的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3卷第3期。
[23] 马志行：《<中国震撼世界>翻译出版》，《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5日，第8版。
[24] 冀朝鼎著，朱施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页。
[25] 该文原题为A ”Housing” or Case for a P’ai-Tzu or Tablet of authority of the Mongolian Imperial Era，收录于《第二届国际蒙古学会议文集》第1册，第241页，中译文由周建奇翻译，收入《蒙古语文研究参考资料》第5辑，1981年，第85-86页。
[26]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7] [美]欧文·拉铁摩尔原著，[日]长谷川四郎译，梁志忠转译：《高里特族的社会构成》，《黑河学刊》（地方历史版），1986年第3期。
[28]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陶文钊编选，林海、符致兴等译：《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等等。
[29] 高士俊：《拉铁摩尔小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30] 梁元生：《学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1900-1989）》，《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31] 李巨廉、金重远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32] [英]拉提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载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10-136页。
[33] [美]拉铁摩尔著，晓晨编译：《我所认识的周恩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第28-30页。
[34] 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5日，第9版。
[35] 武际良：《斯诺与中国抗战》，《人民日报》，1995年9月1日，第6版；另可参见武际良：《怀念斯诺》，《人民日报》，1995年9月14日，第10版。
[36]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37]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38] [美]O. 拉铁摩尔著，赵琦译：《<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对华北的征服>的序言》，《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4期，第57-59页。
[39] 曹聚仁著，曹雷编：《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2-453页。
[40] 曹聚仁著，曹雷编：《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2页。
[41] 感谢刘东老师2015年1月19日与笔者交流中提供相关信息。
[42]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后记。
[43] 就笔者能够检索到的信息，相关的博士论文有李宏伟：《欧文·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有杨晔：《试评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蔡美娟：《拉铁摩尔边疆视域下的亚洲地缘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4年）等。
[44]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全五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45] 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