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伊斯兰国又杀害了被绑架的中国人质。中国社会中支持军事反恐的声浪正在逐步提升，民间已经不乏主张与俄、欧联手打击恐怖分子的动议。然而坦率而言，这种占据了“道德大义”的观点，不仅无助于有效地治理全球恐怖主义问题，而且还会给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中国对待“反恐”是严肃的、认真的，但是中国的反恐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立场，中国愿意与其他各国协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军事反恐问题上要为他人火中取栗。
2014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正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一幅从东南亚经南亚、中东至非洲的C型恐怖主义新版图，其中“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肆虐，南亚恐怖势力强势复苏，非洲恐怖大案频发，东南亚恐怖活动死灰复燃，中亚恐怖形势也濒于恶化。中东是诸多深受恐怖活动困扰的地区之一，但中东的恐怖组织，包括伊斯兰国，却并不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恐怖组织。
对于中国来说，与新疆地区的反恐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始终是中亚、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自美军开始撤出阿富汗以来，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在阿富汗，塔利班等武装组织正在重新活跃，其恐怖活动已经开始明显抬头。自2014年初至11月底，阿富汗平民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3188人和6429人，平民伤亡人数较2013年增加19%，创下历史新高。在巴基斯坦，“巴塔”不断在巴经济、政治腹地制造事端，不仅针对卡拉奇国际机场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袭击，而且在2014年12月16日悍然袭击了一所军人子弟学校，造成至少141人死亡。事实上，一种最糟糕的局面正在出现，那就是在地下活动多年的“基地”组织很有可能以最终的胜利者姿态重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复兴。相比于在媒体上大出风头的“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更大，对中国的危害也更大。基地组织在这一地区经营多年，长期得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武装势力的庇护，与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哈卡尼网络”等当地恐怖组织在人员上密切交织，在行动上相互配合，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本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9月，“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发表声明，重申向阿富汗塔利班头目毛拉-奥马尔效忠，并将推动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等国的“圣战”行动。这意味着中亚、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已经完成了进一步的整合与升级，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更大的挑战。在2015年以来，中亚诸国的安全形势都出现了一些波动，其中塔吉克斯坦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恶化，而如果不对这一地区的安全风险进行有效应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恐工作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但是“伊斯兰国”目前仍然主要是西方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尽管伊斯兰国野蛮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质，但就危害性来说，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分子与中亚、南亚地区的恐怖分子，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风险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危险。
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的中东乱局中，相比于美、欧、俄等多方势力，中国相对处于恐怖分子的视线之外。这与中国政府在反恐中比较低调务实的策略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国在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地区有着众多的人员与财产，而且相比于欧美俄等国家,往往缺乏相应的硬实力保障。这意味着，一旦中国涉入对伊斯兰国的直接打击之中，中国不仅将引起恐怖分子的关注，而且也很有可能因为人员众多且安保相对水平较低，而成为被袭击的主要对象。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海外公民安全无疑是更加不利的。
尽管在巴黎发生的袭击令世界震惊，但正像一些反思型媒体报道指出的那样，惨烈程度相当甚至更高的袭击，在叙利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已经发生多起。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话语体系在反恐的问题上一贯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在这种双重标准下，《查理周刊》遭袭比俄罗斯飞机坠毁更让人愤怒，而“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屠村，则成为了遥远丛林里的消息，很难与在巴黎剧场发生的血案相提并论。在反恐的普适话语里，其实同样隐藏着西方的傲慢、霸权与自私，这体现的并非是道德的虚伪，而是残酷的真实。
伊斯兰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以埃及政变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之春后的挫折，让其通过选举掌权的温和之路变窄，而极端宗教的武装斗争就成为了另一种选择。另一方面，伊拉克什叶派政府对逊尼派和平示威的滥用暴力，则为极端势力的快速膨胀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从来没有把反恐作为优先的选项，它们更多地是把伊斯兰国的出现作为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一张牌来打。沙特是扶持逊尼派势力来遏制伊朗，土耳其是纵容伊斯兰国来削弱库尔德武装，美欧则是想用伊斯兰国来毁灭巴沙尔。即便在反恐上最为坚决的俄罗斯与伊朗，其出发点也多有着自己复杂的利益诉求。尽管现在很多人把“普京大帝”当作了反恐的大救星，但俄罗斯的反恐行动恐怕更多地还是从保住巴沙尔政权，分化欧美关系的角度出发。只要欧洲最后能够捏着鼻子认了俄罗斯肢解乌克兰，普京大帝恐怕分分钟鸣金收兵。
反恐是件正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的普适价值永远是“无利不起早”。在中东反恐的泥潭里扑腾，最有可能的结局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所以中国在中东的反恐问题上，最明智的还是在口头上支持、在精神上鼓励、在行动上保持淡定。美国在小布什之后，算是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基本上把反恐的重点放在了自己的本土。中国要吸取美国人的教训，如果真怀着一腔热血扎进了中东，一不留神恐怕真成了最后焦头烂额的接盘侠。
更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反恐与西方的反恐，虽然同为“反恐”之名，但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谋求地区霸权、不输出价值观念、更不期待输出革命，中国的反恐主要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人员物资的安全。因此中国有必要与维护霸权体系、输出价值观念的西方反恐保持一段距离。
对于中国来说，反恐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治理国内极端宗教、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反社会行为导致的恐怖活动。中国的国内安全形势将长期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这其中既有社会转型、传统社会控制体系、治安体系失灵的原因，也有边疆地区受境外势力渗透、影响，暴恐活动增加的原因。这要求中国在国内安全治理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改革，重点是构建现代化的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国家安全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所主导的国安会建设，就体现了这一变革的思路。其二，是通过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双边、多边的合作来打击三股势力、治理全球恐怖主义问题。中国不回避自己的国际责任，但中国的重点仍然是中国的周边地区。在近年来，中国通过与俄罗斯、中亚各国的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整合平台，已经在反恐问题尚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绩。
在现阶段，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在反恐上存在着内外两个方面，但国内问题才是重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其内部问题本身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反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性的反恐问题并不一致。相比于千头万绪的中东乱局，中国的反恐问题更多地是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能力建设问题，也只能更多地依靠文治而非武功的方式予以解决。也正因为此，中国虽然在反恐的态度上是坚决的，但是中国在反恐的方式上却有着自己的理解。如习近平在治疆问题上指出，关键仍然在于提高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经验显然与目前以美、俄为主导的“导弹反恐”有着明显的差异。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影响力逐步增强的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中国式的反恐思路正在进行着自己的尝试。那就是用发展来化解戾气，用求同存异来实现和平与稳定。从目前的经验来看，这些方法虽然没有美俄法的炸弹那样让人解气，但是却也取得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与信奉力量，强调文明输出的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我们更看重以文明的力量感化对方，反对以非道德的武力征服、利益收买等方式胁迫对方，以义为先、先义后利，这样的一种“兼相爱，交相利”、“我不欲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仁义观念，也许才是人类走出文明冲突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