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恐怖份子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一百多位无辜平民。中东恐怖主义组织ISIS发表声明，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围绕着如何理解这一事件，一时间舆论四起，“文明冲突”论、以及各种种族主义言论甚嚣尘上，颇有点911后小布什宣扬的“新十字军”战争的味道。那么，究竟当如何理解此次事件，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对现代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类似事件呢？
从性质上讲，巴黎恐怖袭击以及类似的恐怖主义事件，无疑是现代的（modern）。只有将之放置于现代的基本背景之上，妥当性的理解才有可能，亦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寻求到有关恐怖主义的某种解决之道。
现代性最为重要的内容，无疑是个体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成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个体成为主权民族国家的基本单位，而主权民族国家则成为现代世界基本的政治单元。个体公民的联合构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而主权民族国家之并立则构成了万国林立的国际（international）。这个时代最为关键的概念中，民主与民族主权国家的统治权有关，自由则关涉主权民族国家内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权力间的关系，主权则成为民族国家最主要的特征。今日全球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成立，与欧洲社会16世纪以降的变迁，以及向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
15－17世纪，因新教改革之后宗教多元化局面的出现，欧洲新教各派与旧教各派之间，以及各个政治体之间，因宗教或以宗教之名争端不断。各个政治体内部、以及各个政治体之间，爆发旷日持久的宗教迫害与战争。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相互迫害、绞杀，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皆无法消灭、宰制另外一方。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皆无法取得绝对的优势，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对方，因此，不得不相互“宽容”。
1648年，列强各方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明斯特市（Münster）和奥斯纳吕克市（Osnabrück）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标志两个多世纪宗教战争的终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终结了宗教战争，开启了世俗政治，亦奠基了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随着欧洲向外的殖民，这一体系不断膨胀，在18－19世纪瓦解东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体系（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等），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20世纪上半叶，连续引发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全球几乎所有地区拉进战争深渊，并最终完成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同化，成为今日全球主权民族国家体系。
西欧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成立，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场根本性的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其不断膨胀扩张，在18－19世纪瓦解东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体系（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等），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20世纪上半叶，连续引发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全球几乎所有地区拉进战争深渊。并且，在20世纪后半叶，完成向全球的扩张，形成今日全球主权国家体系。
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结构性的竞争体系。由于在主权国家之上并无更高的普世性的政治系统存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主权国家体系本身类似于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体系内各个主权国家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竞争关系。霍布斯（Thomas Hobbes）《列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原子个体的性质——自私、暴力、以及兽性--用来描述万国丛林中的主权国家，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制衡他国和发展自己成为体系内的每个主权国家的内在要求，进而，每个主权国家都有一种不断增强国力的内在冲动，与古典政治体系要捍卫某一种“道统”不同，主权国家所要追求和捍卫的是现实的物质利益。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所洞见的那样：市场以及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宰制了整个人类社会。为了确保本国的生存、发展，主权国家一方面在内部须积极整合国民，提升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实力，晚近人类社会在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与此相关。另一方面，各个主权国家积极寻求向邻近诸国、以及欧洲之外扩张，晚近欧洲向全世界的殖民活动，与此相关。
因此，正如已故台湾学者张锡模先生所注意到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运作逻辑具有三重性：体系成员间的承认政治与认同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竞争，以及体系对外部不断膨胀的动力。亦因此，这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政治体系，一方面，体系内的结构性竞争使得彼此深刻对立，体系的稳定仰赖于体系内各个主权国家间相互的联盟与制衡，很多时候，彼此竞争与制衡的结果，是战争的制度化；另一方面，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向外膨胀，西欧主权国家体系膨胀的结果，是东方传统政治体系的解体，东方殖民地化，今日全球主权国家体系膨胀的结果，是人类以外诸物种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人类自身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进而亦威胁到人类自身的长久存在。
宗教战争之后，欧洲主权国家体系运作逻辑产生的结果，是在欧洲内部加深列强的对立、分裂与重组，对外则使欧洲主权国家体系不断膨胀。其膨胀的结果，东方各个古典政治体系被瓦解，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二 殖民主义与中东的碎片化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标志了欧洲列强肢解奥斯曼帝国、侵略波斯、阿富汗的开端。经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二十年，列强完成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俄国如愿获得了大片土地和出海口，数次入侵巴尔干地区，鼓吹“大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地区不断挑起战火；法国1798年侵入埃及，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1881年占领突尼斯，1912年侵略摩洛哥，并逐渐将叙利亚、黎巴嫩大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意大利1912年，通过《洛桑条约》，使利比亚沦为意大利殖民地；英国1801年出兵埃及，1882年武装占领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1839年占领亚丁，1854年，控制阿曼，1820年，使今阿联酋地区成为殖民地，19世纪末，使苏丹、巴林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同时，逐渐将今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部分地区、以及今沙特阿拉伯纳入势力范围。1916年，英、法、俄签订《萨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瓜分奥斯曼帝国小亚细亚领土，俄国得到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比特利斯等，法国得到黎巴嫩、叙利亚、阿达纳、西利西亚，摩苏尔等，英国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海法、阿卡等地区。一战之后，圣雷莫会议又一次公开肢解奥斯曼帝国，调整列强各势力范围的边界。另外，至20世纪初，波斯为俄国和英国所控制，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则为英国控制；阿富汗则为英国所控制。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Balfour）给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的信中，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史称《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将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引入中东地区，造成困扰世界至今的巴以问题。
二战之后，旧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但法国直到1960年代才从北非撤军，英国直到1970年代才撤离在波斯湾的驻军。石油在20世纪的发现与应用，实际上使得列强的势力从未离开过中东地区。二战之后的美苏两大阵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俄罗斯、以及诸列强无不时刻染指中东事务（历次中东战争，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对基地组织的扶植，两伊战争，两次海湾战争，以及最近对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国政权的颠覆，ISIS的崛起等）。
二战之后，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东地区随即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一方面，中东地区诸国中，除了土耳其、伊朗、埃及之外，并无长期的统一传统，未建立过统一的政治体。在被殖民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这些地区的人民名义上先后被各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帝国所统治，实际上为地区性的部族首领（苏丹、酋长、家族首领等）所治理。政治传统上遵循“属人主义”的传统，其认同的核心是范围有限的亲缘、部族关系。殖民者到来之后，为了肢解奥斯曼帝国，鼓吹各类民族主义，为了统治的便利，扶植各类豪强（苏丹、酋长、家族首领）相互制衡，按“属地主义”的原则建立各类国家，国界的划定，服务于殖民地内的制衡、列强间的争霸与权力平衡，因而，有意对原有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进行地域性的切割，中东国家直线型的边界所揭示的，是人群之间传统连接因素（语言、教派、风俗习惯等）的碎片化。国家政体的类型、领导人的产生等亦受列强支配，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缺乏民主／共和的中介，无法型塑统一的“民族精神”，因而，国界之内，是碎片化的人群。
欧洲内主权民族国家之诞生，是欧洲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为了解决宗教迫害、宗教战争所带来的动荡与无序状态，超越不同宗教（教派）、习俗、地方势力、阶级利益的王权被呼唤出来，国王被认为是有限地域的主权（sovereignty）拥有者（因神的圣宠而为王的，上帝在尘世的代理），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人们又发明了作为集体人格的民族（nation）来作为主权的拥有者。经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通过民主、共和、以及平等公民间共同的政治生活，民族被创建（building）出来，统一的民族精神亦得以型塑。
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下，民族与民族国家成为“新神”。对于欧洲而言，主权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古典政治体系解体之后趋于碎片化的人群得以整合：认同得以依归，秩序得以实现。欧洲主权民族国家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欧美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因此，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出现，能够代替原有的政治框架，实现秩序整合。而东方古典政治体系，特别中东地区原有政治体系的解体，是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体系膨胀的结果，是欧洲列强殖民的结果。被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瓦解的其他东方古典政治体系下的人民，虽然经历深重的苦难，但到1960年代之后，基本在主权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得以整合，如印度、孟加拉、中国、土耳其、泰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等，这些地区的人群找到了新的效忠对象--民族国家，因此，其与列强的关系，是以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展开的，东方诸国对列强的反抗，仰赖民族国家得以整合。而被欧美列强肢解后趋于碎片化的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对秩序的整合仅在有限的地区得以实现，如土耳其、埃及、伊朗等；在另外一些地区，如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列强为了掠夺资源，随意划定边界，肆意扶植傀儡，使得这些地区长期陷入动乱的境地，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碎片化，为恐怖主义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ISIS的崛起，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颠覆伊拉克阿拉伯复兴党政权，以及阿拉伯之春中，企图颠覆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政权的一个直接结果。
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的遗留物，凸显了帝国主义主导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危机。16世纪以降，在这个祛魅的世界里，权力和利益成为主权民族国家间政治的基本原则，人类晚近的苦难，皆与此有关。未来当如何，不可知。但是，至少，人类所要面对的，不应是一个相互屠戮的万国丛林。
三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恐怖主义
凯杜里（Elie Kedourie）曾提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近代欧洲现象--意识形态的政治。凯杜里认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这一思潮，是对欧洲某些颇具影响的思想家深刻体味的人类不幸福状态所作的一种反应。意识形态的政治视国家和社会为一块画布，人类之所以不幸，乃是因为画布上画上了错误的图案，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抹净画布，以便于将“关于公正、美德和幸福的幻象绘于其上”。凯杜里认为，“这种抹净画布的尝试必然以惊人的程度引起专断、非法和暴力，以致永久和平和幸福的意识形态幻象必然越来越回落到地平线上。因此，意识形态的政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出现的具有永久灾难性和自我破坏性的紧张状态之中”。
ISIS以及所有类型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此种类型的政治，自18世纪以来，困扰人类近两个世纪。1980年代初，随着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许多学者相信，意识形态的政治，将逐渐失去其重要性。然而，新的千年却是伴随着911和伊拉克战争而来的。
意识形态之政治，源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人类不幸状态的某种体悟。不幸之源，被归咎于神、宗教、贵族、君主、以及旧世界的一切。为了结束这种不幸的状态，人们试图抛弃整个旧世界，杀死神和祖辈，从神和君主的统治下解放自己，在人间建立天堂。然而，旧世界的崩溃，并未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天堂。在民族国家成为新神的世界里，天堂和地狱都在其中。正如希尔（Friedrick Heer）所洞见的那样，现代以来，“人类被归入各种分立而且潜在互相敌视的阵营中，仿佛最古老意义的‘人类’已不存在??世界被视为一个由许多全体构成的群体，其中每一个群体，或一个群体之外的其他所有群体，都闭锁于各自的价值与语言世界之中。”旧世界的神被杀死了，换来的却是新世界诸神的战争。人对人的压迫似乎结束了，但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却越来越多。当欧美的人们沉浸于新世界的物质天堂时，中东与非洲的人民却挣扎于地狱之中。新的时代，人类对不幸的体味并没有任何减少，在世界变成地球村的现代，人类对不幸的体悟甚至被加强了。将某一群体、阶级的利益伪装成普遍的人类利益，虽然能合理化某些不义，却无法消解人们有关不幸的体悟。
意识形态的政治总有一个宏大的、理想主义的目标。这个目标建基于对现实的彻底反动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其理想主义的宏大目标，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一种彻底的政治和社会剧变，即一般所谓的“革命”。而革命要求对传统的彻底背叛和否定。ISIS以末日来临为幌子，诉求建立一个彻底反现实的世界--想象的中世纪的世界，为此甚至不惜恢复奴隶制，却并不放弃并不属于中世纪的暴力形式；虽然号称伊斯兰，却以对古兰经和圣训（Hadith）断章取义的方式，在理论上武断否定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传统，实践上亦以对暴力的推崇等形式背弃了这一传统：对古兰经文以及Sharia（教法，原意为“道路”）体系断章取义，滥杀无辜，对暴力的推崇与展演，虐待，绑架，对人实施火刑，杀害记者、救援人员，奴役与恢复奴隶制，强迫他人皈依，以暴力强迫他人进行宗教功修，否认女性权利，否认儿童权利、强迫儿童参加战争和杀戮，折磨人，无条件的实施残酷刑法，毁坏先贤遗迹，杀害异教徒，毁坏尸体等。
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对社会做彻底的变革，以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目标，因此，抹画布的尝试必然会导致惊人的专断、暴力、恐怖、以及全面的极权统治（totalitarianism）。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洞见的那样，这种极权统治试图消灭人的差异性、多元性，使所有的人思想一样，行为一样。ISIS断然否认传统伊斯兰精神性的面向，以及多元性的特征，试图以暴力和极权建构一种标准化的、统一的、物质化伊斯兰形象：穿同样的衣服、留同样的胡子、以统一的方式吃同样的食物、相同的思想、同样的行为、建立一个国（state）……为此，他们不惜杀害千百万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穆斯林、亚齐德人（Yazidis）、不认同其教义的逊尼派穆斯林等。
ISIS是现代弑父的产物，中世纪生养不了这种现代的怪胎，它是现代的。无论ISIS宣称它是什么，亦无论其背后是何种集团，毫无疑问，它是坏的！首先是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穆斯林的敌人。现代世界秩序、新旧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生产了这一畸形儿，现在正在利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