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被社会关注，日前刚公布的2014年全国社保基金决算数据显示，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收入，首次低于基本养老金支出，差额达319亿元。从2012年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速就开始高于收入增速，增速差额持续扩大到2014年的6.7%。
中国社保收支经历了十几年的好年头。这主要受益于两点：持续的城市化，贡献了大量的社保缴费人群；持续的经济繁荣，保证了社保缴费基数可以不断上调。
问题也在这里。城市化已经放缓，今年前三季度的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为零，缴费人群增速将进一步放缓。此外，职工工资经过多年增长，即使在次贷危机后美国等国家职工工资下调时也没有停止。相比劳动力的生产率，中国职工工资已经处于高位，上调空间不大，调高存量社保缴费人群的缴费金额的难度很大，社会各界都在呼吁降低费率和基数。
但养老支出的增速是刚性的，除了物价上涨、退休金要提高外，伴随着老龄化，退休职工数增长也会越来越快，可见养老基金支出增速很难放缓，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的格局会越来越差。如果再考虑到个人缴费标准极低的城乡居民和机关事业单位，其历史窟窿都很大，未来在各体系养老融合并轨过程中，养老收支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危机触手可及，关键是怎么办？首先，目前养老体系存在马太效应，过于强调政府在高水平养老保障人群的责任，如机关事业与城镇职工，而漠视低水平保障人群的诉求，如城乡缴费水平低的居民。未来各层次养老保险在融合的同时，厘清政府的责任与个人的义务是前提。一般来说，政府应当以税收为来源，建立广覆盖、均等化、低水平（但高于目前农村居民水平）的养老保障，让居民在不缴费的情况下，也可以领一份微薄的低保，只是待遇没那么体面。这也要求每个公民应该未雨绸缪，为自己未来的养老早做打算。
其次，明确政府责任以后，政府应当调整在目前养老保险中的定位。现有养老统筹缴费比例太高，政府为此也承担了太大的兜底义务。重构后的养老保险制度，应当做大个人账户、大幅调低统筹账户，允许机关企事业及其职工依保障目标确立缴费标准，缴费收益尽可能归职工本人，提高单位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降低政府兜底带来的财政风险。考虑到单位与职工可能少缴、不缴的期望，养老保险政策可以规定费率的底线，但应当以立法形式明确。
最后，做大个人账户后，会出现严重的养老保险收支窟窿无法填补的问题。这个窟窿是1998年的国企为了改制、轻装上阵，把退休职工的养老义务推向社会，没有补缴历史欠缴的社保。回到1997年那个时点，绝大多数在职与退休职工都是国企的职工，今天其巨额的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对应的就是社保转轨的历史窟窿。因此，可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养老，补齐现有的窟窿，履行当年国企欠下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