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7日《环球时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题为《博鳌最热词是一带一路》一文，报道了2015年3月26日至29日在中国海南省的博鳌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十几位外国首脑、80多位各国部长级官员、65家财富500强总裁——总共来自49个国家的近3000名代表齐聚中国海南博鳌。此次年会，各国政要、官员和代表都极大关注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013年10月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构想，与此次会上习近平主席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以及随后国务委员杨洁篪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阐述。而在论坛举行期间，又逢中国发起的有助于一带一路发展所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申请截止日，欧洲国家热情高涨，积极申报，使“亚洲达沃斯”地位骤然提升。如今带有国际性的各种活动已把中国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今天，正是从中国的昨天走来。中国曾有过两千多年辉煌的农耕文明和五千多年灿烂文化。在历史上，以中华帝国为中心所创建的东亚秩序，或称“中国的世界秩序”，或称“天朝礼治体制”。如今，探讨在与时俱进中的东亚秩序与当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对我国参与和引领世界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生、共荣、和平、平等、友善、和谐，适应自然生态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实有必要。
秩序从远古走来是个不断形成、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东亚秩序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的古代先民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游牧生活发展到有稳定居住的家，是由养猪开始的。汉字的“家”是由猪圈而来，汉字宝字盖下是“豕”，“豕”即指猪。当先民固定一个地方养猪，家也就固定在那个地方，架木为屋，豢养牲畜，开始定居，并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有了“家”便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了。[1]由以父系为中心的家族进一步发展，凡有牲口圈栏之处，便有人居，后来索性便以原来表示猪圈的“家”来表示“家庭”，从此“家”的内涵就日渐加深。周代以男为家，以女为室，有家（夫）有室（妇），方谓成家。在奴隶社会，诸侯统治的部落范围比较大，称为“国”；大夫统治的范围小，称为“家”。[1]国是由家组成的，家是国的组成部分。当古代出现国家，也就进入了有阶级的历史时期，也就有贵贱、贫富之分的社会了。那时国家的概念，一般是以一个相对独立的部落就是一个国，当时这样的国比较多，各个国之间交往就要有个秩序，正如《黄帝四经》所言：“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夺而不予，国必遂亡”。[2]各个部落国之间失去正常秩序，社会就会混乱，先民慌慌，心神无定。当去骚扰、抢夺别的部落国的物资，不以厚礼偿还，则伤民心，国必亡，因此不同部落国之间必须有可遵循的秩序。
中国古代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从夏王朝开始的。夏王朝的“夏”，从甲骨文字形看是一个威武雄壮的侧视的人形，意指具有强大力量的人，象征伟大强盛。所以古籍上说：“夏，中国人也”。“夏者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1]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我国第一个朝代便叫“夏”朝，相传是夏后氏部落领袖“大禹”所建立的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实施王位世袭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所以《礼记·礼运》把夏禹作为小康之世的开端，以区别于禹以前的大同之世。所谓大同之世，就是“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所谓“小康之世”，就是“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3]
所谓“天下为家”，就是“一家天下”。这就是夏朝为传统东亚秩序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理念，而实现“天下一家”的路径之一是大禹治水。伟大的自然界是人类的第一课堂，是一部宏大的力量学，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法则。大禹亲近自然，敬畏自然，利用自然规律，造福天下，《尚书·夏贡》讲述了大禹治理洪水，划分九州，以常都冀州为中心，其次为兖、青、徐、杨、荆、豫、梁、雍，这并非一种习见的政治地理区划，而是一种人文地理区系。九州范围，东至大海，西至甘、陕，南达湘、鄂，北及辽东半岛。各区域格局，又是在全境按照东西南北一定的里数来划定，对辽阔的地理进行了宏观规划。在划分九州的同时，对各地山川脉络、土壤等级、物产分布都进行了考察和记载，并规定各州贡赋的品种、所经的路途等。
最后，大禹在九州的疏导工程全部完工，四方境内得到了全部安居，九州的大山斩木通道，九州的大河全部疏通，九州的湖泽已修筑了堤防，四海之内已实现统一。掌收贡赋的六府运转良好，九州的土地都可征收赋税了，并依据上中下三种土地肥瘠为准则来定税额。然后，封土赐姓，建立方国，敬修德业，坚持天子所定的原则，形成了四海九州“天下一家”的格局。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夏禹实施“五服制”。根据《尚书·禹贡》记载，五服制规定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域称甸服：距离国都一百里内的要缴纳连着秸穗的整捆的禾，二百里内的要缴纳禾穗，三百里内的要缴纳去掉了秸芒的穗，四百里内的要缴纳谷粒，五百里内的要缴纳细米。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域称侯服：近百里以内的为采地，二百里以内的为男爵地，其余三百里地封诸侯。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域称绥服：其中内三百里地区着力发扬文教，外二百里地区奋力发展国防。绥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域称要服：其中内三百里地区要逐步改变风俗，外二百里地区则任其自由迁徙。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域称荒服：其中内三百里地区要因俗治理，减省礼节，外二百里地区则无须贡纳。[4]这就是在奴隶社会东亚秩序的朝贡制度的萌芽。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8世纪，是中国史上的西周时期。这个时期东亚秩序的朝贡制度已见雏形。据《国语》记载，周朝卿士祭公倡导德治天下，坚持“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的理念，主张以修德而“怀柔远人”。法先王之制，提出“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4]也就是说，先王的制度，王都四周千里区域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属于侯服，从侯服到卫服统称宾服，蛮夷边远的地区称为要服，戎狄荒凉的地区称为荒服。属于甸服的供奉日祭，侯服的供奉月祀，宾服的供奉享献，要服的供奉岁贡，属于荒服的则有朝见天子的义务。当各服有违规定者，天子要自责修德，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武。这种先王之制，也正是传统东亚秩序天下归一理念的发展之元，朝贡制度的发展之始。
历史跨入农耕文明的周朝时期，诸侯向周天子朝贡就成为适应封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据《左传·庄公廿二》记载的“天下第一卦”，讲述周天子的一位太史按照《周易》规定的程序为陈国公子完推演推出“遇观之否”卦。“观”与“否”都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此卦是观和否两卦合一为“互卦”。按此互卦说辞为：顶上有天，下面有土，中间有风，于是形成了山。在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社会，山是人们用物的主要来源，有山就意味着有巨大的财富。但在王权统治的时代，一切都是天王的，只有通过天王的赏赐，诸侯才能拥有山川，有山川才有财富，有财富就应当上朝纳贡。[5]
《周易》“遇观之否”卦辞进一步表明了天、地、人自然和谐而推演出最初的东亚秩序是以天下统一为基本理念，朝贡是服务于“天下统一”的基本制度。而《尚书·禹贡》和《国语》所讲的“修德以怀柔远人”是东亚秩序雏形的战略思维。
据学者李云泉所著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所述：“朝贡制度从先秦至清末，一直具有多重性特征，如同心圆般层层向外延伸而又紧密相连。其核心层是中央与地方的朝贡关系，主要通过地方向中央交纳土贡来体现；中间层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关系；最外层是中外朝贡关系（明清时期又分中国与属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朝贡关系）。五服制不仅描述了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朝贡关系由内而外延伸发展的史实”。[6]
纵观历史，东亚秩序的动态发展是一个开放系统，夏禹时期的五服制是指在黄河流域的广阔生存空间，并把其视为世界中心，即周成王时《何尊》所言：“宅兹中国”和《诗经·大雅·民劳》所言：“惠在中国，以馁四方”。而南“夷”北“狄”只在以华夏族群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迁移和流动，但那时还只维持“裔不谋华，夷不乱夏”的华夏民族的单纯血统，而中国境内相互独立存在的夷狄等其他民族一直保持友好往来的交流关系，史称“华夷秩序”，因为东亚秩序是一个开放系统，而“华夷秩序”恰恰蕴涵其中，是东亚秩序的具体化。
秦汉一统王朝的建立，不仅建立了巩固的中央与地方的朝贡制度，而且随着中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用于中外交往的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发展。据《南史·夷貊传下》记载：“东夷之国，朝鲜为大”。《魏书》卷一百的传论说：“高丽岁修贡职，东方之冠”。[7]在东亚除了朝鲜一直向中国称臣纳贡外，“两汉时期，日本对汉朝已开始直接遣使交往，汉先武帝授金印于倭王之事，便是这一时期中日交往的重要见证”。[8]汉朝不但开通了与日本的友好往来通道，还有那彪炳史册的张骞通西域。2015年3月31日，《光明日报》刊发的最近从一块唐碑研究发现的唐朝宦官杨良瑶亲率使团下西洋以及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使东亚汉文化圈在“天下一家”的理念引领下，发展为面向西亚、中东、欧洲以及非洲各国和谐共存的关系，使东亚的朝贡制度发展为东西方的外交关系，使东亚秩序与穆斯林秩序和罗马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在相互的碰撞中，发展为包容互鉴、和合共融的关系。东亚秩序存续发展二千余年，是世界历史上时期最长、影响最大的具有国际性的秩序。
如果把东亚秩序上升为哲学高度去认识，东亚秩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必有阶段性，而有阶段性必有局限性，局限性适应于阶段性，阶段性又构成东亚秩序发展的连续性，按此辩证发展的动态规律，东亚秩序作为一种秩序，永远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
东亚秩序在先秦时期只局限于天圆地方的视野，到了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到了唐朝杨良瑶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带一路；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一系列历史上的壮举，不但改变了东亚秩序的天下观，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西亚、中亚、南亚、欧洲和北非各种文明的碰撞，出现了和谐不零和、结伴不结盟、玉帛化干戈、铸剑为犁、战马农耕的局面，丝绸之路成为和平、友善、互惠、共生和繁荣发展的纽带。
东亚秩序最初视域下的“天下”一词，就是指以中国为中心和在这个中心周围各国构成“天下”，即天圆地方之说。西安古代黄帝陵就是按天圆地方的理念建筑的，建筑的顶部为圆凸形，建筑四周为正方形，意指天下为天圆地方。这种偏见也是社会发展的局限，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人走不远，视野不宽，把天下定为人所能及的区域，所以天下就是局限在东亚范围内的天下。秦统一天下之后，历史发展到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向上发展比较迅速。汉高祖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封建秩序的有力措施，之后出现“文景之治”，还有无为思想在社会政治上的大显神通，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使农业发展迅速；在对外方面，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和谐了周边关系，使汉朝国力不断增强。汉武帝在国力增强的形势下，又高瞻远瞩，把目光转向了远方的西域。
在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是它的一部分）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南亚地区，以及东欧和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在那时，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蜡羌、且末、于阗（今禾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8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人们多数从事农业，少数以游牧为生的，在邻国有“寄田”。这些地方出产五谷，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在张骞通西域前，这里受匈奴贵族奴役和剥削。但是，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有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的祁连山之间，多次遭到匈奴的侵犯和屠杀。汉武帝为改变这种局面，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以控制匈奴贵族的杀气，因而决定开通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汉中人张骞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此次出使西域，张骞虽未完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军事使命，但却带回较为详尽的西域信息，并成为《汉书·西域传》的资料来源。公元前119年，张骞为完成“联络乌孙等国打匈奴”的军事使命再次出使西域，并“在乌孙又派副使赴西域诸国及安息、身毒、康居、大宛等加以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不久卒，他所派出的副使在张骞去世不久，也都先后完成使命，与各国使节一同回到长安”。[9]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在《史记》中被司马迁誉为“凿空”之举。其实，张骞也是继前人所走出的丝路的进一步开创。早在先秦时期，商代就有民间商贸活动。在秦国有个富商乌氏倮，在西部养马，到西域卖马，做马匹、皮毛生意，成为显赫一时的富商，受到秦王的接见。[10]张骞之前，西域已经有了四川邛竹的“蜀布”。数典史册，张骞是凿开丝路最有影响的人，但最远只到达安息以东地区，而东汉班超是开拓丝路的功臣，他使丝路拓展到土耳其一带。还有罗马帝国执政官安东尼，他派部属沿班超开拓的丝路东行，直达洛阳。据文化学者肖云儒说，东晋有一名高僧法显，以60岁高龄西行，15年中到过丝路上的30个国家，尤其是在印度辗转多年，最后走海路经狮子国（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国（爪哇）回到青岛。他是最早同时去过陆上、海上丝路的人!而玄奘是在其后了。
当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于郑和下西洋620年的唐朝杨良瑶的下西洋。《光明日报》（2015年3月31日）在“大视野”版面以显著位置刊登了陕西文保专家对一块唐碑的研究发现：“唐朝杨良瑶曾下西洋”的重大新闻，这引起学者们对大唐走上盛世的进一步思考。
据研究碑文考证，杨良瑶（736-806年）系云阳县龙云里（今属泾阳县云阳镇）人，先后侍奉过唐朝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代皇帝。史学家张世民认为，作为唐王朝外交使节，杨良瑶应是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并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朝廷的褒奖。杨良瑶是在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受命出使黑衣大食，成为我国第一位航海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
唐代下西洋的路线是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井刺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唐王朝走上盛世的巅峰，除了一系列开明的治国方略外，更重要的是贯通了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使东亚秩序的视野扩展到东南亚、西亚、中亚、东欧和北非，使东亚秩序的天下观扩展到了全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开放性帝国，它通过海陆贯通的丝绸之路，不但向周边各国各地区输出丝绸等物质文化，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正是这种动态的开放性的东亚秩序，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跨越式发展时期。而尤其是到了明朝，三宝太监郑和高规格下西洋，率领24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部和红海等地。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一次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加深了中国与南洋诸国（今东南亚）、西亚、中亚、欧洲、北非等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绘就了丝绸之路沿边万国友好的长卷，它进一步深化了东亚秩序的世界意义。
东亚秩序是在由中华帝国所开通的国际丝绸之路伟大壮举的践行中发展完善的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秩序。它发生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沃土上，并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琉球等为主的东亚地区稳定发展，因此可以说东亚是东亚秩序发展的根据地，地缘关系是形成这一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我们应看到“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地理上定格在近邻的条件下，那种相互影响、促进、合作、发展的正能量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1]而与中华帝国相毗邻的朝鲜，在历史上敬重中华文明已达到了“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史称为“小中华”。[11]同时，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同中国关系在明朝时期已后来居上，不仅纳入东亚秩序之中，而且与朝鲜、越南并驾齐驱，[12]在明代267年里修贡182次。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并在明代“时时来贡，双方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12]在沿着丝绸之路向外开通了“渤海国的鸭绿朝贡道”、“日本道”、“新罗道”、“黑水靺鞨道”。[11]在这些道路开通的方便条件下，渤海作为中国地方政权存在的200多年里与日本的交往关系很密切，“渤海向日本遣使34次，日本向渤海遣使15次，双方的交流对东亚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13]
东亚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已成为标准的东亚秩序的践行地区。向南，从汉代以降也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畅行其志的地区，与南亚邦国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相继修贡。向西部的西亚、中亚、欧洲和北非诸国沿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纽带，充分显示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伟大定力和伟大扩容功能。当在唐代的全盛时期，东亚秩序圈向中亚、南亚顺利推进之际，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炫耀武力，东征西讨，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积极构建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穆斯林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不断东扩，来势凶猛，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其发展势力已扩张到了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骨咄、胡密等处，甚至伸展到喀布尔与自沙瓦平原。这些地区也纷纷向阿拉伯人进奉贡品。[12]而代表东亚秩序的大唐势力也在不断西扩，强化与西域诸国的外交活动，敞开三路，东拉吐蕃，北通勃律，西门一路通乾陀罗，致使东亚秩序扩展到克什米尔一带。在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的每一历史时期，仍然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把丝绸之路延伸到更遥远的区域，强化了东亚秩序的世界意义。
由于东亚秩序坚持和平、友好、和谐、向善的理念，其朝贡体制坚持“厚往薄来”原则，“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12]东亚秩序得人心之理念和“厚往薄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海上陆上所贯通的丝绸之路沿边万邦归顺，打破了西亚、中亚、欧洲的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穆斯林秩序，以及印度文明等各种格局。东亚秩序的包容性，使印度文明化为了中华佛教，穆斯林秩序化为中华穆斯林文明。五千年中华灿烂文化，凝聚出的东亚秩序，运行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对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贡献。
三、一带一路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意义
传统的东亚秩序与古老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精髓是放眼世界，包容万类，坚持和平、友好、向善、包容的理念，而今天的一带一路传承古老丝绸之路与构建当今世界国际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今天的一带一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但今天却是昨天的跨越式发展。历史永恒不变的规律是：不断的改变。今天的一带一路，其中“一带”是把丝绸之路发展为繁荣的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为海上的黄金通道。
古代丝绸之路打破了西亚、中亚、欧洲的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穆斯林秩序以及印度文明的各种格局，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犹如强有力的纽带维系着东亚秩序绵延在东方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而今天的一带一路将传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友好、向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理念，结伴不结盟，和合不零和，竞合不竞争，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区域，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而在美国看来，对其主导地位最具威胁的挑战就是影响力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的中国。”[14]所以，美国推出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做的是拉山头、结盟国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得人心的。得道多助，“一带一路”点燃了世界热情，是天时、地利、人和，亚非欧国家争相参与，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引发共鸣。印度《经济时报》说，古丝绸之路主要通过中亚连接中国与欧洲，而中国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则包括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中巴经济走廊。奥地利《新闻报》绘制了一张“一带一路”地图，称北京希望复兴“丝绸之路”，这可能是全球未来百年最大的经济项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网2015年3月26日评论说，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作为有效的全球供应链中心的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德国全球新闻网于2015年3月26日称“一带一路”项目贯穿欧亚大陆，将影响沿线44亿人口，该项目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但仍被视为世界多极化的象征，而欧洲愿意搭乘中国快车。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称，“一带一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肯定与支持。日本“现代商贸”网称，“一带一路”堪称习近平近邻外交的核心构想，旨在重新构筑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一带一路”将构筑从中国到欧洲、中东等地的大规模经济圈。新加坡《今日报》2015年3月26日评论称，“一带一路”并非只是句口号，已经在中国领导人的指导下得到实践。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会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造成经济利益的威胁，也不会造成军事对立。日本应该和中美等其他国协办构筑中国所说的与各国共同发展的机制。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一带一路”在地球的广大区域合纵连横，将惠及44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人口的63%。[15]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于2015年3月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此《愿景与行动》突出参与方的“多元化”：不是独奏，而是合唱；加大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含金量，做大蛋糕，共享成果。在“一带一路”机制上坚持“开放性”：既跳交谊舞，又跳集体舞；还要架设“天基丝绸之路”，推动卫星服务向全球拓展，助推“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特别是亚投行得到亚欧非国家的积极支持，必将推动“一带一路”面向世界，赢得更大的辉煌。
当然，任何辉煌成就都不是盲目获得的。成就与忧患意识是相伴而行的。所以，有人提出“一带一路”应避开十个误区：一是慎用“桥头堡”；二是慎谈“过剩产能”；三是“沿线65个国家不准确”；四是“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表述不准确；五是“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六是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七是中国向丝路国家卖什么；八是丝路战略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九是“一带一路”不能自娱自乐，要了解、庖丁解牛每个丝路国家；十是“一带一路”没有时间终点，但有时间节点。[16]这种谨慎是由中国所担当的大国责任所决定的。
“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一方面是看其对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看发起的大国对世界所尽的责任和如何代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利益、愿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即针对世界各国不同利益采取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安全的践行措施。这样其世界意义就自然生成。今天我国已经开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特别是中国牵头制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推动和构建国际新秩序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必将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规划的践行中不断显现。构建国际新秩序永远在过程中，也永远处于不断改变世界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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