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国政治生活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当今世界大约200多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党情、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内外条件，对国家治理展开了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从各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虽理念、模式和绩效千差万别，但却呈现出诸多共性。在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分析各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借鉴。
“全能国家型”治理模式将中央集权视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执政党和政府全面介入并掌控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实行单一国家体制，中央对各级政府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的管控，各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绝对服从国家政治领导核心；经济上，国家几乎垄断所有经济资源，排斥市场经济作用；政府不仅通过强制性计划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也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社会政策上，政府通过其管控的各类社会组织保持对全社会全面干预，政治功能凌驾于文化功能之上，行政关系取代其他社会关系，公私领域混为一体，社会全面政治化，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政府在享有对社会全面管控力的同时，也承担起全面责任，为公民提供几乎所有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全能国家型”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前苏联，受其影响，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治理体系也带有浓厚的“全能国家”色彩。苏东剧变后，“全能国家型”治理模式广受质疑并为多数国家抛弃。当前，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还沿用该治理模式。
（二）“自由放任型”治理模式
“自由放任型”治理模式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最早出现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与“全能国家型”治理模式相反，“自由放任型”模式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主张政府退出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回归“守夜人”角色，将国家治理主导权完全交给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倡导市场自由和社会自治。政府职权仅限于提供必要的国防、安全保障，以及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框架。公共权力运作严格遵循民主法治和分权制衡原则，通过实现立法、司法和行政等职能部门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限制，避免政府干预国家治理。主张在基本法律框架下，通过社会个体的“理性选择”与自由竞争来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实现全民经济利益最大化，形成“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以推动社会进步。“自由放任型”模式曾在欧美国家大行其道，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陷入困境，一度被“凯恩斯国家主义”模式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经历改良调整后，该模式以“新自由主义”面孔再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扩散蔓延至一些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放任型”治理模式的弊端再次凸显，饱受各界质疑诟病。
（三）“社会市场型”治理模式
“社会市场型”理念介乎“全能国家”与“自由放任”两种模式之间，既批判国家全面掌控经济社会，也反对市场机制无限度扩张。该模式主张将自由竞争原则与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强调市场竞争与政府有效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干预并举、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政治上，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原则，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为市场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经济上，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为核心，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活力，政府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法律和税收杠杆对经济进行微调，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社会领域是“社会市场型”治理模式的关注重点，该模式着力弥补市场失灵并实现社会公平，构建普惠、均质和平等的福利体系，为国民提供最广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充当劳资双方仲裁者，维护各方平等权利。“社会市场型”治理模式在20世纪中期反思“自由放任模式”的浪潮中兴起，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更新，衍生出“第三条道路”、“北欧模式”等不同类型的分支流派。当前，德国、法国等欧陆国家以及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大多实行这种治理模式，亚非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将“社会市场型”治理模式作为学习和效仿对象。
（四）“现代威权型”治理模式
奉行这一模式的国家认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在一国经济、社会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最高效的权力组织和运行体系，应牢牢掌控国家治理的主导权。“现代威权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政治上，坚持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威权领袖和政治精英的作用，打造高度体制化的垂直行政体系，实行渐进式政治改革；经济上，以国家快速发展为重要目标，“计划理性”与“市场理性”并重，政府一方面制定实施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强力介入市场活动，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精心培育市场体系，推动向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转型；在社会领域，突出社会公正平等，让广大民众分享发展成果，同时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凝聚民心，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软支撑”。与“全能国家型”模式不同的是，“现代威权型”治理模式认为建立强大的中央威权只是国家治理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政府必须用好手中的巨大权力推动现代化导向的改革举措，实现国家跃进式发展。曾经和至今仍在践行“现代威权型”治理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一些“后发国家（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俄罗斯等前苏东转型国家、阿根廷与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
（五）各类“替代主导型”治理模式
一些国家由于政治现代化程度较低，政府无法全面行使国家治理职能，只能主动引入或被动接受其他组织、机制和利益集团参与国家治理，甚至在某些领域完全替代政府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根据替代力量和替代方式的不同，“替代主导型”治理模式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一是“军政混合型”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巴基斯坦、刚果（金）、秘鲁、智利等曾被殖民的亚、非、拉国家。这些国家在民族独立初期缺少完备的国家机制，军队作为唯一组织化、机制化的力量承担大量的国家治理职能，以军事化管理方式甚至高压手段强力推进国家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社会秩序，并长期在国家政治舞台保留特殊地位。二是“政教交织型”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各国将伊斯兰教义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最高法则，在少数国家甚至起到替代宪法法律的作用。宗教力量在影响国家治理各环节的同时，也向社会提供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等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三是“王权主导型”治理模式。该模式主要在泰国、文莱等东南亚国家、海湾六国以及斯威士兰、莱索托等少数非洲国家实施。这些国家王室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仍保留了很大发言权甚至是决定权，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经济资源的分配，政府合法性认同，特别是对民众心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四是“部族分权型”治理模式。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法治意识淡漠，反而是传统部落和氏族观念深入人心。各国从政党格局到政府组成，从权力资源分配到国家发展政策实施，基本上都以部族属性和势力大小划界，国家治理各环节打上了深刻的部族烙印。
（六）“现代治理”模式
“现代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一种新治理理念，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结构框架和逻辑体系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各国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与针对性、超越“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提供了全新视角。“现代治理”理念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许多在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无法解决的“治理重叠”和“治理真空”现象，各国应该转变传统治理观念，实现“更多治理，更少统治”。“现代治理”模式强调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多中心治理”原则，政府不再是国家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治理权力的行使者；二是“协同治理”原则，多个治理主体之间应该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展开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和协调网络，使多个治理主体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三是“科学治理”原则，引入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和新技术手段，建立更科学的决策和评估机制，提高治理效果与效率，实现“善治”；四是“全球治理”原则，世界各国应通过平等协商，主动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吸纳部分“现代治理”理念和要素，对本国传统治理模式进行改良和完善。当前，市场主体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治理已经日渐成为部分国家的治理常态。各类国际或地区组织、超国家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各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历程不同，分别经历过渐进改良、暴力革命、移植照搬、全盘复制和改革调整等多种方式
英、法、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治理体系构建和定型过程中，既采用了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妥协和利益交换等温和方式，也采用了暴力革命、内战、殖民扩张甚至挑起世界大战等极端手段。英、法多次出现从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专政，从寡头集权到民粹暴动，从王朝复辟到资本主义改良的现代政治动荡。美国治理体系先后经过独立战争、内战、新政等多轮改革动荡逐步确立并成熟。日、德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时“对内改良维新”和“对外殖民扩张”并举，甚至采取战争等极端手段。苏东各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快速构建“全能国家型”治理框架，后来又采用“新思维”、“休克疗法”等激进方式，在遭遇国家解体之后，又逐步回归“强人政治”轨道，重构国家治理体系。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西方“他治”，在构建国家治理过程中，几乎都采用武装革命等暴力手段，独立伊始为弥补国家治理先天不足，或移植原宗主国治理框架，或通过“继续革命”将原有治理体系推翻重来，在激进改革和照搬西方受挫后，又回归中庸立场，采取“东向西望”策略，以渐进方式探索治国之道。
（二）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是一个历史性工程，任何国家均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
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定型一波三折：从19世纪放任自由治理框架过渡到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国家主义，再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转型为20世纪末的“第三条道路”治理实践，前后长达300多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国家独立到19世纪下半叶南北战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从二战后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再到21世纪改革创新，200多年来一直在“危机—反危机”周期中对治理体系进行动态调整。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殖民时期的“他治”到独立后照搬苏联治理模式、再从冷战后独立探索治理道路到新形势下革新调整，耗时一个多世纪，至今仍在新与旧、破与立、进与退之间摸索徘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本国治理模式的历程更是曲折动荡，大部分国家至今仍处于转型阵痛期。西亚北非国家、中亚转型国家、南亚部分国家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多次遭遇重大挫折和倒退，仍在“治”与“乱”之间来回循环。
一些发展中国家曾一度自觉或被迫照搬西方“先进治理模式”，表面上虽拥有西式治理外壳，实际上却与本国国情严重脱节，因而陷入“低效治理”甚至“无效治理”困境。印度继承“英式治理”衣钵，虽顶着“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光环，但治理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泰国按西式标准构建治理体系，但难以摆脱“民选政府上台—军人政变—国王干政—政府更迭频繁”的怪圈。非洲不少国家独立后罔顾本国民族、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照搬原宗主国治理模式，结果陷入种族冲突、多党乱斗、经济滞涨和社会动荡乱局，导致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失去的十年”之痛，少数国家甚至成为“失败治理”典型。部分中亚转型国家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独立后尚未形成“内生性”治国体系，在“脱俄入欧”问题上，国内各方势力频繁过招，国外力量也借力打力。执政者和民众习惯于向外伸手，借外力解决内部问题，至今尚未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治理道路。
美、英、德、法、日、瑞典等虽同属“大西方”国家，但各自治理理念和政策实践存在较大差别。英、美国家治理更强调个人自由与市场竞争，社会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可与政府比肩；德、法、瑞典等欧陆国家则更注重政府责任与社会公正，强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日本的治理体系倡导“官民一体、举国协调”，具有“官僚主导型”特征。即便是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英、美两国也有细微差别，英式治理的“国家主义”色彩更浓，政府对国家生活各领域介入力度更大。而美式治理的自由主义和分权特征突出，呈现“小政府、大社会、强市场”格局。
亚非拉不少国家虽拥有类似的西式治理外壳，但各自本土化特征大相径庭。东亚各国虽同属儒家文化圈，却同时存在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现代威权型”，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多元平衡型”，以印度为代表的“家族主导型”，以泰国为代表的“王权干预型”，以缅甸、柬埔寨等为代表的“军政混合型”等多种模式。非洲各国曾普遍照搬西式治理框架，但在实践中各国或以强人强党为主导，或以血缘部族为依托，或以本土宗教为内核。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从军事独裁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型过程中，“克里斯玛”式领袖、财阀寡头和豪门家族在国家治理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五）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治理系统的匹配程度，很大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三大“次体系”，三者任何一方权力过大或过小，边界过宽或过窄，均会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功能紊乱。美国在19世纪末“进步时代”曾突破传统治理框架，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改变了立国以来的国家治理结构，推动了美国20世纪的飞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美国金融资本势力急速扩张，市场和资本力量严重扭曲国家治理议程，加剧社会分化，使国家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度迷信新自由主义，放纵市场力量，导致20世纪八九十年代遭受严重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非洲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动接受西方“结构调整方案”，大力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结果陷入经济滞胀、部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乱局。21世纪以来，非洲各国重新强调政府能力和宏观调控，加大民生投入和培育社会自治能力，逐步扭转了“政权更迭频繁、市场混乱无序、社会孱弱动荡”的局面。上述事实表明，只有当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三者相互匹配时，国家治理才能找到秩序与活力、效率与公平、权威性与自主性的最佳平衡点；一旦三者关系失衡、匹配失度，则会陷入政治失效、市场失灵和社会失范等困境。
（六）历史文化传承、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国民性格，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凝神聚气”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但凡较成功的国家治理，均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核心价值体系塑造和国民精神培育。从东方儒家威权到西方现代法治，从英式君主立宪到美式民主共和，从欧洲社会自治到非洲部族政治，人类多元治理模式背后的恒久支撑力往往来自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
二战后日本将西式自由民主、儒家思想、神道体系及“大和魂”相融合，构建出多层、多元、多面的社会价值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精神调节和文化支撑。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注重培育“普遍均等”、“互助团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理念，为构建北欧治理模式打下坚实基础。普京提出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为轴心的当代俄罗斯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契合俄国民众的强国兴邦心理，为其“超级总统制”治理体系夯实了根基。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未能塑造出统一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理结构，从而迟滞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非洲部分国家因长期遭受殖民并被强行划分国界，民众的种族意识和部族归属感远高于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国家治理仍带有浓重的部族元素和血缘裙带色彩，现代治理元素难以落地生根，国家治理绩效大打折扣。印度、菲律宾、尼日利亚虽完全继承了前宗主国治理衣钵，但其种姓制度、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应有机结合
一些国家在坚持独立探索治国之道的同时，努力融合“本土基因”和“外部元素”，构建出既有本国特色、又兼具众家之长的治理模式。美国建国后先是承袭英国治理框架，后又在“镀金年代”大量借鉴欧洲国家主义，实现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和社会公正“三维平衡”，对完善本国治理体系、快速提升国力大有裨益。新加坡成功融合东西方文化，构建出既有精英主导又有民主参与，既有个人自由又有法治秩序，既有分权自治又有领导核心的现代威权治理体系，“人治”与“法治”相得益彰。也有不少国家缺乏独立探索本国治理模式的信心与勇气，仍盲目嫁接国外治理模式，以致陷入“无效治理”的困境。非洲、中东和拉美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看到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但在推进过程中急于求成，忽视本国政治文化、宗教民族和社会结构特性，将治理现代化等同于西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想要“一步到位”移植西方“先进治理模式”，结果破坏了本国原有的治理结构，加剧了国家“无效治理”乱相，甚至再度丧失国家治理主导权，其探寻符合本国实际的治理模式仍旧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