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奥巴马号召建立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随后，澳大利亚宣布将把战机和特种部队部署到美军在阿联酋的基地，它也成为第一个明确承诺为此出兵的国家。事实上，澳大利亚最近也正为其国内极端穆斯林问题头痛。不久前，一张恐怖图片在互联网上被疯狂传播，图中一名澳大利亚籍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让年仅7岁的儿子双手提着被杀害的叙利亚政府军士兵人头拍照炫耀。还有个别澳大利亚籍的恐怖分子扬言要在澳本土发动“圣战”。一时之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问题也随之被置于聚光灯下。
“小熔炉”的移民烦恼
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的“小熔炉”，奉行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政策，所有公民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自由表现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享有平等权利和个人机会。从某些方面来看，澳大利亚的外来移民状态与欧洲比较相似：首先，外来移民基本来自发展中或落后的国家及地区，且处于社会的下层甚至底层；其次，虽然澳大利亚禁止种族主义，但白人阶层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一直有不小市场，白人阶层对外来移民在就业、文化、治安等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极为敏感；最后，少数移民由于生活状况不佳，对社会结构和国家信念产生不满，成为危害社会甚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澳大利亚和欧洲之间也存在很大不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地处偏远南太平洋，因此积极鼓励移民，特别是用极其优惠的政策广泛吸引技术移民。与之相反，反恐斗争带来的压力、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等都使得欧洲对移民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不少国家内部社会对移民的宽容度也趋于保守。特别是英、法、德等国近些年屡屡参与对伊斯兰国家的军事行动，双方的隔阂日渐加深。加之欧洲的东面、南面都紧邻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欧洲民众对穆斯林的渗透也始终心存忧虑。
然而，澳大利亚也有本难念的经。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一些族群之间的纠葛也随之增加。其中，穆斯林群体由于其宗教和传统的独特性，在融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较难与主流社会群体和谐同步。伊斯兰教的某些特性常常被伊斯兰教中的激进势力所利用，他们用“净化”、“圣战”的名义残酷对待异己分子。特别是受9.11事件的影响，很多宗教极端分子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
穆斯林移民后代：从忍耐到进击
澳大利亚北部有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因此穆斯林踏足澳大利亚的历史比较早，他们主要从事渔业或给殖民者当廉价劳工。自20世纪初开始，澳大利亚推行白澳政策，严格限制有色移民和非欧洲背景人口的进入，直到战后为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才逐渐放宽了这一政策，接纳了大批来自欧洲(土耳其占相当比重)的穆斯林。例如，1967年至1971年间，根据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移民协议，上万名土耳其穆斯林远渡重洋来到澳大利亚。1972年，澳大利亚最终废除了白澳政策，奉行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开放政策，这也为世界各地穆斯林来澳进一步打开了大门。
根据澳大利亚有关部门2011年的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澳大利亚信奉基督教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68%下降到61%，信奉伊斯兰教人数比重则增长了69%。如今，澳大利亚的穆斯林为47万左右，约占全国总共2366万人口的2%，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出生在澳大利亚。穆斯林数量的增加，给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带来了较大影响。澳大利亚的穆斯林基本都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具有十分独特的多样性特点：它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混合共同体，来自印尼、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波斯尼亚、土耳其等70多个国家，以逊尼派为主，什叶派只占少数。对于澳大利亚境内老一辈的穆斯林来说，由于人口总数少，社会地位卑下，在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即便面临社会压力和不公待遇时，他们也大多选择埋头苦干，在夹缝中挣扎生存，在苦难前容忍，在歧视前避让。
现在，新一代的穆斯林已经崭露头角。与祖父辈、父辈不一样的是，这些穆斯林接受过更好的教育，在继承了伊斯兰宗教道德观念和家族生活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现代文明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捍卫自身权益、展示传统文化、消除宗教偏见的意愿。澳大利亚伊斯兰关系协会前会长库兰德？赛义特曾指出，新一代的穆斯林彻底改变了穆斯林的社会形象，他们融入社会，同非穆斯林有广泛的接触，“我们在逐渐摆脱老移民的心态，就像扔掉从老家带来的行李一样，一切都从头做起，思想彻底转变，成为地道的当地人”。这也构成了澳大利亚穆斯林的主流思想，成为推动穆斯林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原动力。
不过，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始终存留着根深蒂固的差异性，彼此间的冲突总是不断出现。例如，在2005年夏天爆发了大规模骚乱，据媒体报道：几名穆斯林男性来到悉尼东区海滩，借口当地白人女性不遵守伊斯兰教规而进行侮辱和挑衅，最终引发公愤，遭到当地民众追打。此事随后演变得更为“丑陋”，一些白人利用手机短信等散播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数千人迅速聚集起来袭击穆斯林，有人背上还写着：“我们生长在此，你们(中东裔青年)迁徙至此”。悉尼附近的2000多名穆斯林随即也上街抗议示威，不少人趁机实施打砸抢，数千辆汽车被砸，双方的冲突和骚乱持续了两周之久。这一事件也让澳大利亚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深刻影响了双方对彼此的认知。
极端行为扰乱澳大利亚
总体来讲，穆斯林群体在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大部分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也不高。澳大利亚白人群体则有着歧视穆斯林的传统和历史，习惯于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看做是异类或落后文明。如何捍卫伊斯兰教的尊严、改变穆斯林的处境，是澳大利亚穆斯林长期面临的难题。其中，一小部分人试图以挑战法律、危害社会治安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的极端方式，为穆斯林争取自己的“乐土”并赢得人们对伊斯兰教义的“尊重”。这些做法包括：
过度宣扬伊斯兰教义，妄图强加于人。不少穆斯林对世俗化进程和现代化社会比较抵触，不仅自感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而且总是试图将自身教义强行施加于外部社会。例如，澳大利亚最高级别的伊斯兰宗教领袖曾在一次教徒集会上为因轮奸妇女而被判刑的穆斯林辩护说，那些没有按穆斯林传统着装的女性是“没有遮挡覆盖的裸露肉”，“穿着裸露放荡的衣服，浓妆艳抹，给人暗示。当你看到她，完全不会有任何同情怜悯之情。因此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些强奸)事件是谁引起的？”
借宗教之名行犯罪之实。一些穆斯林借口捍卫伊斯兰教义，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浑水摸鱼。他们时常打着宗教旗号，用言语或行为挑衅周围的普通民众，给社会安全带来较大冲击。除了前面提到的骚乱，澳大利亚一些穆斯林犯罪疑犯还堂而皇之地以宗教为借口为自己开脱。
勾结境外极端势力，参与策划恐怖袭击。近年来，有些澳大利亚籍的极端穆斯林主动奔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战场，以同“圣战者”们并肩作战为荣。据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信息，目前至少有60名澳大利亚公民正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15名已战死(包括2名“人弹”)。此外，还有约100多名公民正在积极参与“圣战”活动。国内极端穆斯林与境外恐怖势力相勾结，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不小的反恐压力。2013年12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曾吊销了本国20名可疑男子的护照。今年9月18日，澳大利亚在悉尼等地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恐搜捕行动，共抓捕了15人，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国”在澳大利亚的最高级别成员、阿富汗裔澳大利亚人穆罕默德？阿里？巴亚雷。让人后怕的是，据说巴亚雷已指示极端分子从街上任意绑架市民，在镜头前实施斩首，然后再将图像传到“伊斯兰国”。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不得不提醒民众，“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正在策划发动澳大利亚境内袭击，目标包括国会大厦在内。如今对恐怖袭击的担忧和恐惧正在澳大利亚蔓延开来，这也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反恐时代的“身份危机”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将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推上了风口浪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间的矛盾也有发酵之忧。导致这一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恐时代对澳大利亚国内族群矛盾尤其是穆斯林自我身份认知的影响。
9·11事件之后，反西方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备受鼓舞，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繁衍。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的反恐战略和对外宣传给全球范围的穆斯林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澳大利亚，一些人担心穆斯林中的恐怖分子在这里发动袭击——他们也确有担忧的理由：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和美国是盟友关系，出兵参与了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因此，“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早就将澳大利亚列为袭击目标。在2002年10月印尼巴厘岛的恐怖袭击中，伤亡者多为美国和澳大利亚公民。
在境外恐怖主义的刺激下，澳大利亚国内少数极端穆斯林蠢蠢欲动，这也让澳大利亚国内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不断扩大。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苗头，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公众对穆斯林的印象走向负面。一些民众将穆斯林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排斥情绪明显上升。比如，2008年5月，悉尼郊外卡姆镇上的很多居民联合起来反对穆斯林在当地修建伊斯兰学校，理由就是担心这里成为恐怖分子的藏匿之处。在近期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超过6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担心穆斯林移民。个别人还曾打出“穆斯林是恶魔”、“伊斯兰教是邪恶宗教”等偏激口号，公然侮辱穆斯林。甚至有少数澳大利亚人加入了以反对穆斯林为主旨的政治团体，宣称要限制澳大利亚的穆斯林人数，防止澳大利亚被“穆斯林化”。
另一方面，穆斯林团体在日趋严格的反恐法规面前，人人自危。自2001年以来，澳大利亚颁布、推行了超过50项的反恐法规，国内穆斯林人士指责这些法规威胁到了每一个穆斯林的正常生活。比如，一些穆斯林妇女抱怨说，由于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背景，常在公众场合遭到“不合理”的对待，很多人因此害怕外出或独自旅游，甚至丧失了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在今年9月的反恐浪潮影响下，澳大利亚国内又出现多起针对穆斯林的恶意袭击事件，数百名穆斯林为此举行抗议活动，指责阿博特政府对穆斯林进行恐吓。这种不满情绪很容易给极端势力以可趁之机。澳大利亚“激进伊斯兰中心”领导人之一维塞姆？哈达德就公然号召澳大利亚境内的穆斯林要“为了伊斯兰旗帜去生与死，而不是为澳大利亚国旗”。哈达德出生在澳大利亚，父母是黎巴嫩人，他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来往密切，阿博特政府随即宣布撤销他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外交部长毕晓普9月29日表示，为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已经撤销了50名疑似海外“圣战者”的澳大利亚人的护照。她还强调，政府将会继续取消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不安分子”的护照。
澳大利亚要当反恐先锋吗
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曾警告说：“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来自于暴力的圣战者，他们行动的信条是，不管在哪儿，只要可能的话，每个穆斯林都有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袭击‘十字军’——美国及其盟友——以及穆斯林的叛徒。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则被看做是一个合法的标靶。”如今，面对渗入到本土的恐怖威胁，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主动出击。不过，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环境来看，澳大利亚当前的反恐政策也不得不屈从以下现实：
首先，澳大利亚的海外反恐军事行动在规模和效果上都十分有限。作为中等强国，澳军实力虽不弱，但也仅限于维护本土安全，在执行海外军事行动时明显捉襟见肘。它既没有能确保进行力量投射的海外军事基地，也缺乏足够的战机、战舰长期执行海外行动，更没有像美国那样砸钱打仗的家底。澳大利亚派军参战，更多的是配合美国的行动，展示姿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效。
其次，本土和周边地区极端穆斯林是其反恐打击的重点目标。国内穆斯林问题将在一段时间内困扰澳大利亚本土安全。一方面，族群间冲突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破坏澳大利亚的开放多元形象，另一方面，外部恐怖主义势力渗入澳大利亚，联合本土极端分子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澳大利亚的反恐战线主要在国内，境外反恐的重心也不在中东，而是以印尼为代表的周边穆斯林国家，主要对象是类似“伊斯兰祈祷团”那样直接威胁澳大利亚的恐怖组织或极端分子。
最后，澳大利亚反恐政策还将继续引发国内争论。对于阿博特政府海外用兵，不少澳大利亚人认为这会让国内变得更不安全。专家也批评说，澳大利亚参与对“伊斯兰国”动武，也就是个跑龙套的，连奥巴马自己都没拿出成熟战略，澳大利亚更不可能大幅度卷入军事行动。有人甚至讽刺说，不管未来“伊斯兰国”是被击溃还是继续扩大，反正澳大利亚派出的那点儿军力都产生不了什么重要影响。此外，在国内反恐搜查和抓捕问题上，尽管民众认为这能够扼杀恐怖袭击于萌芽，但同时也担心政府扩展反恐法律，会危害新闻自由、公民自由等核心价值权利。此外，过度反恐还可能引起穆斯林团体的持续不满，催化原有的矛盾，越反越恐，酿成更大规模的国内冲突。
澳大利亚的穆斯林无疑正处在一个艰难时期。诚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恐怖分子，也不热衷“斩首”、“人弹”等行动。但极端势力的渗入、反恐形势的紧迫、对立情绪的上升，使得他们不得不承受空前的社会压力。
幸运的是，一些澳大利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今年10月，一位澳大利亚电影制片人做了一个社会试验：他故意设计了几个场景，分别演示穆斯林妇女或男孩遭到骚扰，以此来测试普通民众的反应。令人欣慰的是，每次试验都有路人冲出来阻止这种骚扰。他据此告诉人们，“这部录像就是铁证：澳大利亚公众不会欢迎针对穆斯林的恶行。虽然它确实会发生，但它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昆州州长纽曼也警告说：“利用当前事件诋毁任何团体、任何种族和任何宗教的人，他们的行为实际上让恐怖组织占便宜，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恐怖组织达到目的。”下一步，如何调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消除彼此间的猜疑，将是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