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七十年前，乔治·凯南发出了那封著名的长篇电报。后来，这篇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杂志》上。凯南的文章将物质、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因素融入进来，发展出一种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综合的、整体的方法。受该文的启发，本文简要勾勒当代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源，其中包括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这些因素，一方面进一步固化了在美国决策者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把美国视为现状保卫者，制约俄罗斯对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所发起的修正主义挑战；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不仅事先决定了美国对其想象中的挑战的回应，也令美国无法寻求与俄罗斯的和解。当然，美国方面并不鼓励立即对“俄罗斯威胁”采取军事对抗——即使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国内游说集团在为此而奔走。
伊肯伯里的关注点，是战后的安排（这些安排明确了国际秩序的制度）。沿袭他的方法，我们认为美国与俄罗斯的对乌克兰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国际秩序的真正起源。简而言之，当代世界开始于1989年还是1991年？谁是维持现状国家，谁是修正主义国家？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地步？
俄罗斯认为，当代国际秩序应该始于1989年，这一年，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戈氏希望通过大幅削减国防开支、改变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等途径，来复兴苏联经济，拯救苏联体制。他从东德撤回五十万苏军，并用辛纳屈主义成功替代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辛纳屈主义指的是苏联对东欧缓冲区的政策，即从原来威胁干预那些偏离苏联领导和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转变为默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当时的期盼是，通过国内的重建振兴苏联体制，以及继续依靠苏联军队保家卫国。当然，结果并非如此，苏联于1991年底终结。
但从美国的角度看，当代国际秩序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刻开始的。二战后的安排导致了两极国际格局，以及冷战和竞争。美国认为，在1991年以后，这些都被一个新的战后安排所取代了，各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希望归属的安全组织。这意味着，原先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可以自由地加入北约，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的报复。此外，北约扩大也是美国对欧洲事务不会放手的一个重要信号。当时没有正式的协议禁止北约扩大，而且北约也不被认为有多大前途，就这样，北约接纳了许多前社会主义甚至是前苏联国家。
美俄之间基本的分歧点已经非常清晰：当代世界秩序是在1989年形成的（如是，美国就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在1991年的形成（那么，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国家）？这一根本分歧，时至今日，还影响着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不同政策选择。
依照俄罗斯的解释，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仅仅是针对威胁到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严峻挑战所采取的防御性应对。而这些严峻的挑战，是由美国那些目光短浅且不稳定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具体而言，在乌克兰，俄罗斯认为其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保护自身重要的势力范围免受西方的侵占；在叙利亚，莫斯科相信自己是在防止“政权更迭”可能带来的更深层的混乱，并且通过保护叙利亚合法政府以对付ISIS的恐怖主义威胁。然而，华盛顿不这么解读莫斯科的行为。华盛顿认为，是俄罗斯的政策导致了不稳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尤其是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版图，被美国视为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对国际秩序中最宝贵、最不容侵犯规则的挑战：不可单方面改变边界。同样，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的政策，被美国认为有碍于打击ISIS,延长了叙利亚内战，并间接导致了难民危机。
因此，许多美国精英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决心推翻现存秩序、挑战美国全球领导的修正主义国家。但是在华盛顿仍然有一些声音，呼吁同俄罗斯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以免陷入新冷战（双方目前似乎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然而，正如我们下文要展开分析的，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几个因素，使美国无法与俄罗斯达成任何突破性的协议。相反，现在美国政策圈子里的讨论，关注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限制俄罗斯的进一步行动，纠正俄罗斯的行为；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想办法孤立俄罗斯，遏制其非民主的政权。
国际权力结构
结构因素指的是国家间权力和能力的对比，以及未来国力的发展趋势（是崛起还是衰落），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冷战后，美国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其在全球甚至是地区层面的显要地位。这是因为，俄罗斯不能适应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比军事和大国政治更重要。
美俄两国之间的力量差距悬殊，以至于俄罗斯很难被（美国）当作是国际秩序的真正挑战者，俄罗斯的地位被看作是在江河日下。奥巴马总统曾不屑一顾地称俄罗斯为“地区大国”，质疑俄在国际上施加影响的能力；美国参议员麦卡恩则称俄罗斯为“披着国家外衣的加油站”。
在美俄关系中，核心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是，“1989世界秩序”和“1991世界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俄罗斯来说，1991年确立的单极国际格局，以及俄罗斯国力的相对衰落，令西方忽视俄罗斯的吁求。莫斯科认为，西方的一些政策，如在中欧部署导弹和北约东扩，威胁着俄罗斯的关键利益。俄罗斯所面对的这些针对自身的结构性现实（也是大多数国家所面对的）意味着，如果俄罗斯想得到他人的认真对待，以及恢复在1989年谈判桌上所取得的地位，俄罗斯就必须展示出：任何损坏其国家利益和特权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因此，俄罗斯被迫使危机升级，并采取边缘政策，就是要证明，如果在世界安全与秩序的诸多问题上忽略俄罗斯，美国及其盟友就将受损，就如在乌克兰的情况一样。
俄罗斯的此种战略，令其容易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但这未必有助于俄罗斯最终目标的实现——被西方认可为一个可以谈判的伙伴。升级在乌克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动荡局势，也许会使人重视俄罗斯的意见，使俄罗斯在某些特定问题中变得更为重要，但这也令俄罗斯将来不太可能在重大的谈判中被当作一个可信赖的谈判伙伴。不仅是奥巴马总统，其他美国领导人也都不能认同和赞许这些被华盛顿视作“恶行”的行为，因为这将鼓励俄罗斯进一步的行动，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试探美国的决心，那么美国将面对无穷无尽的挑战。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美俄两国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俄罗斯想要颠覆这一现状。乌克兰的政治经济走向对于俄罗斯非常重要，但是对美国重要性不大。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边，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也试图令俄罗斯无暇顾及其他国际问题。罗伯特·吉尔平很久以前就曾谈到，威信和地位（不是许多新现实主义学者所说的“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真正的通货。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威信被其他国家所承认，则可以不必动用物质力量而达成目标。汉斯·摩根索也早就指出，“当一个国家不再追求通过使用武力获得声望之时，其威信就达到了巅峰。”美国不愿意公开讨论国际秩序等问题，因为担心这会给俄罗斯带来高于其实力的地位和威信。同样，美国也不愿意公开讨论那些被视为早在苏联解体时就已经解决了的有关秩序的问题。美国视俄罗斯为衰落中的大国，所以它更愿意将一切对抗都推迟到有朝一日俄罗斯更衰弱的时候再进行。美俄之间在实力上相差悬殊，令美国有理由把俄罗斯及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视为次等威胁。
国内政治
如果说结构性的因素令美国不考虑俄罗斯的诉求，也无法与俄罗斯达成妥协以避免冲突，那么，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使两党的代表均对俄罗斯采取鹰派立场，只是在具体的事件上，两党的强硬程度不同而已。总统选战，也是两党候选人表达他们在安全问题上“强硬态度”的舞台。共和党人利用俄罗斯及其侵犯性的行动，来抨击奥巴马的对俄政策。他们认定，从一开始奥巴马对俄就太过软弱，特别是对待普京。他们批评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和莫斯科重修旧好的企图，认为这等同于绥靖，他们认为这鼓励了普京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
虽然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明，他会寻求一种安抚普京和俄罗斯的政策，这是他减少美国在海外的责任这一大策略的一部分，但其观点和共和党内的主流观点相左，遭到了党内中坚分子的猛烈批评。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采取更强硬的鹰派政策，来挫败俄罗斯的“挑衅”，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以及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以阻挡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中打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他退出竞选之前，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共和党内更受欢迎的候选人）评论说，普京总统一贯善于“抓住其西方谈判对手的弱点”。他承诺要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政策，来反击俄罗斯的“挑衅”。他不顾美俄战机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强烈支持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鲁比奥指出，“这是说给普京听的。要让他明白，入侵邻国、支持像阿萨德那样的独裁者、侵犯他国的领空、以及威胁他国，将付出巨大代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这位特朗普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指出，“我们本应该勇敢地对抗俄罗斯……当普京入侵乌克兰之时，我曾要求奥巴马总统做两件事。第一，立即发动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这些系统按计划早在2009年就该部署，但是奥巴马想要安抚普京，从而取消了这个行动，但并没有任何效果。第二，我们应该出口天然气帮助人们免受俄罗斯的勒索，直击普京痛处——他的钱包。”
民主党候选人也尽力疏远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尽管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比如结束对古巴的禁运、伊朗核问题的成功谈判，以及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不过，奥巴马曾经承诺要解决中东的难题，但现在这个地区麻烦不断，这令大部分美国选民不满。俄罗斯国内的威权主义，为民主党候选人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吁提供了口实，如，呼吁民主化，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等。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样，民主党的代表在对俄问题上也纷纷表明鹰派立场。就连鸽派人物——佛蒙特州州长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支持“对抗普京”的政策，还主张在政治与经济上孤立俄罗斯。桑德斯与美国大多外交政策决策者一样，把欧洲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直接归咎于俄罗斯；他坚定支持奥马巴政府关于加强北约在东欧国家军事部署的政策。桑德斯说，我们必须告诉普京，“他不能随意侵犯，也无法全身而退。”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国务卿，也是民主党竞选领跑者的希拉里·克林顿，曾是美俄关系“重启”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俄罗斯问题，让她饱受来自两党政治对手的批评，他们认为她面对俄罗斯表现软弱。因此，在竞选过程中，她对俄罗斯立场强硬，同时把“重启”政策解释为“精彩的一笔”，达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如制裁伊朗、在阿富汗合作，就削减新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等）。而这些，是在由于格鲁吉亚问题、在中欧部署导弹计划等造成美俄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希拉里说，两国关系的恶化并非是由政策本身所导致的，而是普京重新掌权之后威权主义在俄国滋长的后果。普京需要通过诉诸民族主义，采取了一个更具进攻性的、反美的外交政策，来转移俄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Micheal Mcfaul）--“重启”政策的另一关键策划者--也说了类似的话来为该政策辩护。在竞选过程中，希拉里愈发强烈地批评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称需要对俄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其理由是，莫斯科的目标是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去抑制、对抗和削弱美国的权力。”
因此，在本轮总统竞选结束、下一届政府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不会支持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甚至使紧张的关系稍微降温都不太可能。然而，即便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也会继续阻碍与俄罗斯发展深入的合作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莫斯科在华盛顿朋友少而敌人多。莫斯科在美国首都没有培育出像以色列、日本，以及波兰所拥有的那种游说力量，结果是，在华盛顿没有人把俄罗斯的诉求和看法，传达给美国领导人和华盛顿的各种机构。更严重的是，俄罗斯在2015年初还断绝了与俄美间一家主要的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的关系，连象征性地影响精英言论的努力都放弃了。
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华盛顿却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俄游说团体。这个游说团体由多方组成，其中包括传统上与俄罗斯敌对的族裔群体，他们曾遭受过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波兰人、巴尔干人和乌克兰人）；也有一些前苏联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希望疏远莫斯科并进一步融入西方阵营，比如格鲁吉亚人；还有包括像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这些将普京视为威胁美国霸权的新保守主义的智囊机构；以及“自由鹰派人士”（liberal hawks）和反对俄罗斯威权主义的民主人士。根据齐甘科夫（Tsygankov）的说法，游说团体宣传一种扭曲的、反对俄罗斯及其政治制度的观点，认为这些在根本上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原则和价值相矛盾。他们将俄国所有的外交行动，都说成是出于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动机。
这些游说集团并不能单方面控制美国的对俄外交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的影响很关键。特别是，当美国的对俄政策不够强硬时，如奥巴马试图再次“重启”美俄关系，他曾几次通过行动想让俄罗斯对美国的意图感到放心，如取消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等。但是，游说集团一直在影响着整个政治讨论，并将其导向某种共识：即，与俄罗斯妥协，或者对俄罗斯的动机与利益持客观的、理解的态度，都是没有建设性意义的。一方面，莫斯科在美国的首都没有如以色列、日本甚至是波兰那样的游说团体；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形象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雇佣与俄联系紧密的游说人士或采取最有效的公关策略得到修复。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缺少吸引力和软实力，无法克服和溶解冷战期间早已形成的偏见：俄罗斯政治威权，社会落后。这些偏见由于俄罗斯最近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倒退，又被加强了。
在美国国内，广泛认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并在如何回应俄罗斯威胁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共识。两党的鹰派人物都主张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予以强力回应。奥巴马总统采取的是更为谨慎的做法，并拒绝进一步卷入乌克兰和叙利亚。但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对这一政策存在分歧。法卡斯（Evelyn Farkas），一名负责俄罗斯和乌克兰事务的国防部高官，为抗议奥巴马总统不愿更直接地对抗俄罗斯而宣布辞职。随后她在《政客》（Politico）杂志上评论说：“俄罗斯对国际体系、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在叙利亚或其他任何地方得逞。”因此，美国未来任何一届政府，都会迫于来自两党、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以及政治游说集团的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而对莫斯科采取强硬路线。
对于世界看法的分歧
世界观方面的重要分歧，也阻碍着达成更大的和解。对于俄罗斯的诉求，美国原本应该予以承认，即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当成自己的利益范围是合理的。但对于美国大多数的当权者而言，任何有关“势力范围”的言论，都是对他国权利(如推行独立外交和选择结盟等)的侵犯。他们认为，这类思维反映的是过时的19世纪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政治考量，不符合现代的、全球化的、互相依赖和开放的世界现实。若承认俄罗斯或者中国各自所要求的“势力范围”，则是向错误方向走了一步，这意味着回到过去几百年中的那种大国冲突与战争。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学者亨利·基辛格和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俄关系恶化，美国负有相当多的责任。他们劝说美国应承认俄罗斯在自己后院的影响范围。但他们只是少数，而且他们的观点要么遭到猛烈的批评，要么无人回应。
美国的精英和公众一向不喜欢国际关系中的现实政治和实力均衡。自美国立国之初，许多“国父”就深深地怀疑欧洲的均势政治，认为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原则、不道德和非民主的。美国独特的发展历程，使得对于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可以不受现实政治考虑的约束而自由发展。与欧洲频仍的冲突不同，美国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没有遭受外国侵略、军事占领和战争的破坏。由于一直以来没有实践现实政治的必要，因而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就出现了。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说法，“美国之所以不喜欢现实主义，是因为现实主义与美国基本价值观相冲突。现实主义与美国人对于自身以及更广阔世界的认知相冲突，尤其是同美国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以及盛行于美国社会的道德感相矛盾。”
可以肯定的是，自由理想主义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其他的分支还有：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如，天定命运论），还有在特定时期内崭露头角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政策）。但是，自由理想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就一直是主导性的力量。此外，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以及随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历史上空前的领导国，这些似乎证明理想主义的方法是有效的，也让美国例外论的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更加膨胀，以至于对美国自身那些不择手段的现实政治行为视而不见。美国精英们相信他们是在领导着一种独特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全人类所认同的、因而也符合全人类最大利益的普遍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上。接受俄罗斯对于“势力范围”的要求，不仅将损害美国的霸权，也将损害这个正义和公平秩序的未来。
对自由的国际主义的信仰，与对自由民主是最有效、最公正的政府形式的信念，总是携手共进的。民主规则不仅是民主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所在，也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因为民主国家喜欢同他国保持和平关系，而威权国家则有进攻性倾向和好战的举动。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与莫斯科和解是枉然的举动，也是绥靖的做法，只会鼓励俄罗斯威权主义政权的侵略性，因为他们需要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来弥补其在国家内部合法性的不足和外交政策的失败。
结论
凯南通过对影响“苏联行为”的诸多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出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理解。苏联经济上的薄弱、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其根源是在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来侵略）、执政党出自于曾被取缔的地下团体、以及弥赛亚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特点，使得凯南得出结论：苏联有好斗的意图，这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威胁。虽然如此，凯南也认为，苏联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对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因此他们不会采取过于冒险的、妨害此目标的行为。因此，他总结道，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可以被遏制，但却没必要对其进行直接的打击。
我们采用了类似的分析方法，即，考察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以及美国当权者如何看待俄罗斯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从结构的角度看，美国既不愿意与被自己视为衰落的大国（俄罗斯）谈判，也不愿意与之直接冲突，而是想在以后俄罗斯更加衰弱的时候再采取这两种办法。在具体政策方面，这意味着无视俄罗斯对于建立欧洲安全新秩序的要求，同时扩大和加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波兰和东欧等地的防御承诺，以阻止莫斯科采取鲁莽的行动，并藉此类行动迫使美国走向谈判桌。这还意味着，美国也不愿意做出可能引起俄罗斯直接对抗的行动（比如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等）。美国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些危机，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越陷越深，从而加速俄罗斯的衰落。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文章，其中提到，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奥巴马的战略已被形容为汤姆·索亚（Tom Sawyer）式的方法：如果俄罗斯想耗费资源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粉饰篱笆”，那么美国应该由着他们这样做。这篇文章引用奥巴马的说法:“他们（指俄罗斯）扩张过度。他们正在流血。他们的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剧烈地萎缩”。鉴于美俄之间的力量平衡关系（美国占绝对优势），美国应该静候时机，任凭俄罗斯过度扩张，卷入乌克兰、叙利亚或者其他地方的冲突之中。
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令美国很难与俄罗斯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至少在目前的莫斯科政权当政的时候不行。鉴于当前的政治气候，哪怕暗示性地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行动的合理性，都会被许多人谴责为绥靖。甚至当前奥巴马政府所采用的“静候时机，让俄罗斯自我消耗”——这一从上文分析的国际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讲最有道理的策略，也遭到了共和党反对派和自由主义鹰派的激烈批评。他们要求奥巴马直接对抗普京。虽然奥巴马守住了他的立场，同样，在竞选中的堂皇言论消退之后，未来的总统也将秉持同样的谨慎策略，因为他们必须去面对决策中的现实情况，然而，组织良好的“反俄”团体将继续游说未来的总统，要求对“俄罗斯威胁”做出回应。此外，相当大部分的美国精英认为，只有在俄罗斯发生制度更迭、转变为民主制度之后，俄罗斯才不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才能融入西方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之中。美国精英将继续对政府施压，批评俄罗斯侵犯民主和人权；任何与莫斯科之间的合作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如果会起到加强莫斯科现政权合法性的效果，他们都将反对。
由于俄罗斯这个大国的挑战，美国介入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代价和风险大大提高。俄罗斯现政府在有关威信和地位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而总统普京很可能到2024年之前都掌舵克里姆林宫（也可能更长久）。因此，美俄关系的命运，将受制于两国围绕未来国际秩序的斗争。当前的局势容易让人想到冷战：美国开始实行遏制政策，准备长期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局面将是：看谁能撑得更久，谁更能展示出使另一方后退的决心。如果真是如此，历史可能会重演，最深受其害的将是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