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正引发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民主的副产品。民主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制造隔阂。这一制度的特殊之处是其带来的政治阶层孤立和固化，并由此招致的民众怨恨和猜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新势力以民众的不信任为“垫脚石”并将其不断放大，无疑这些新势力会破坏现状。
代议制民主的主要不足是，真正能被选来代表民众的人很少。这种与生俱来的排他性，使得被选的少数人——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如此——形成了自己的阶层。鉴于选举中的在任优势，以及缺乏任期限制，治理阶层难免逐步脱离被治理者的日常生活。治理阶层通常会被等同于他们起家的城市，使得这个城市的名字成为一个冷漠政治精英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提及偏远地区的资本时常常会指责治理阶层的腐败和无知。华盛顿，柏林和布鲁塞尔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种排他性和阶层固化危及到民主承诺的政治领导力。在一个民主社会当中，无论你父母的身份或地位如何，每个人在理论上都有权升至政治制度的顶层。这一原则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例如，在二战后的德国，财政大臣、总统和外交官通常都有很卑微的出身。德国的平等主义政治制度营造了一种平等感，人们因此能受到感召去服务于公共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基于平等、政治自由和选举权原则的美国宪法也秉持这样的理念。
如今，西方社会普遍都在为普通民众进入上层领导班子兑现承诺。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稳定发展，政治精英们似乎自满自足。无论哪一个党派的政治领导人都来自于精英阶层。从具有优秀政治血统的常春藤盟校，到过多年长的白种男人，美国国会的组成很难代表美国社会。同样法国和英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大官僚们也多来自精英学校，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学或法国高等商学院。
相关证据进一步显示，德国外交部每月仅支付实习生津贴300欧元。很显然，这些对职业发展有利的实习机会只能留给富人的孩子。
政党系统进一步限制底层向上层的社会流动，同时也加剧了不信任。上升到顶层就必然要归属于一个特定的政党，而成为一个党员则意味着在大学时期你就要开启政治生涯。你在委员会工作，并最终获得议会的提名权。这样一来，你就会成为一名职业政客和党员分子。
按理说，当一个政党组织的民选代表做出其职权范围内的正式或非正式立法决策时，良知和选区需求是其最应当考虑的因素。然而，议会制的规则和美国国会的实践通常不允许他们如此考虑。这一制度不断使政党凌驾于民众之上。因为政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经常是出于泄愤而非考虑公众利益，他们之间拒绝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制度不断将政党置于民众之上。大法官斯卡利亚（Scalia）去世后的继任争议就反映了这一点。
政治制度也伤及了精英管理的理念。政党制度往往最重视对政党的忠实度，而忽视能力等其他考量标准。这种自利行为加剧了公众对精英政治阶层公然逐利的猜忌和不满。
政党制度催生了“职业政客”（politician-by-profession）这一自我膨胀的阶层。政治对手之间陷入无休止的零和竞争，而无视被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
然而，政治精英与民众的疏离以及政党制度自私自利的运作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近年来突增的民粹主义。在欧洲，西方民主持续发展70年之久，而美国的民主持续时间更长，一种政治形式上的僵化已经开始出现。这种隔阂和随之而来的对统治精英的不信任在公众之间广泛传播和强化。
过去的几十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技术革命的不断加快，民族国家愈发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国家间的经济依赖使得它们极易受到其他地区错误决策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强大的投资机构在决定经济结果中比政府更重要。跨国公司将制造业外移以轻松避免税收并降低劳动成本。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的方案对那些深受其害的当地社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的工厂，技术正在取代人力，因为它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更有竞争优势。从零售到财政，再到医疗和教育，特别适合低技能工人的岗位正在减少。2014年牛津马丁学校发布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20年会有49%的工作陷入技术革命所带来（technologicaldisruption）的危险之中。
政府的运作无法在一定范围上掌控这些发展。我们正试图使用一套国家工具来管理全球现象。尽管我们的政治结构对处理此类问题束手无策，但政治演员们却不得不假装他们能带来改变。反复失败给已经不信任政府的民众平添了恐惧，进而让他们去探索越来越极端的解决方案。
于是，民粹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并为新势力谴责制度失效提供了“靶子”。特朗普（Trump）、勒旁（LePen）和奥尔班（Orban）就是这种征兆，即不满的公众接受了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指责叙事。历史已经告诫我们，往往是恐惧和愤怒引发运动并导致了不利的决策，有时这会对国家的世世代代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扭转全球化局势或者放缓技术变迁的步伐不太现实。然而，西方民主可以作出一些调整来减少民众和政治领导者之间的脱节。
当民众将精英们视作排他性俱乐部（anexclusiveclub）时，民主会失去合法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政党制以外能干的人通过技术官僚任命到政府部门中去。
像前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Monti）就是被委派任命的“技术官僚”政治人物。任命虽然不是民选，然而他们几乎能够在任何岗位服务，比如说参议员蒙蒂还出任过政府首脑。
当前，许多西方国家的话语呈现出一个谜题：许多人抱怨政治精英的同时，选民也对商人和教授进入政坛表示怀疑。欧洲公民不得不允许来自学术、媒体和实业界有才能的男性和女性进入政坛，同时也欢迎他们任期结束时回到本行。这种情况在美国亦是如此。
美国整个制度允许政治任命，这减少了人们对欧洲出现的那种孤立政治阶层的印象。然而，政治任命通常作为一种对获胜候选人的政治和金钱上的支持，由此，这常被视为精英构建出来的与腐败系统类似的一部分。所以为了减少这种认知，人们通常会采取竞选资金改革、政治以及活动者任命限制等来维持技术官僚任命的优势。
另一种补救合法性问题的办法是限制民选官员在特定位置的时间。大西洋两岸的国会议员和国会代表没有任期限制（这在许多州立法机构并不如此）。最多三个限制条款就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减少腐败的可能性，同时给政党不断寻找新的人才。注入新鲜血液才会增加政党的活力，这当然离不开更广泛地推广以保持党与社会的联系。
如果政党采取这一新办法，选民们将不得不接受贯穿政治始终的“非终生职业政客”（non-lifetime-professionalpoliticians）
许多人被召唤但鲜有被选中。民主的天生缺陷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限制任期并允许一些职位的政治任命来保证制度的活力，并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最后，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并将之作为支撑我们集体命运的主要机制越来越重要。如果他们虚张声势，那将导致人们对政客甚至整个制度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