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广泛流行了许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也与治理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共同问题和跨国问题的被公认的紧迫需要相悖，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前景相对暗淡或渺茫。
“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同舟共济”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防止核武器扩散或所谓“保护责任”即干预或干涉主义。
几乎罕见的重大例外是2013年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那有赖于中国近年来巨大的主动贡献，还有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或许通过七国长时间艰难协商而实现的伊朗核协议也是如此，中国对此的贡献也非同小可。
一、“全球治理”前景黯淡，由中国独自担当稳定器是不够的
“全球治理”前景较为暗淡的基本原因有四个：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这最后一点见下文关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论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有历时多年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思想渊源和舆论流行，但目前世界性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内大致唯一屡有真实的定夺权威和下令权能的，仍只是1946年设立的联合国安理会。
不仅如此，几大区域的多边主义合作前途或高度不定（欧洲），或大为渺茫（亚洲），或其体制功能证明远不如初衷（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还有地缘经济、甚或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多边体制创议之间的大国竞争（其头号例子是TPP vs. FTAAP）。
其实，所有这些大多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恰在这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各国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所言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
美国特朗普—桑德斯孤立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英国脱欧公投的多少惊人的结果，比冷战后头二十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俄罗斯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态势，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变动等等，都显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那与世界广泛和深刻的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和地缘政治动能密切关联，而相关各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精英对此的准备大为不足，应付起来捉襟见肘，甚至颓势显然。
这类“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应当说是全球范围国际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多边机制的总的呆滞和低效在其中就更可理解。
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中国一方面仍要努力在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方面起更重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需要广泛和深入地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由中国一国来担当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是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稳定器和顶梁柱是不够的，甚或还要有一定的“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而不宜怀抱过头的期望。
二、大国关系强烈动荡，中俄协作内涵愈发广泛
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对抗，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这两者有自然的、显著的联动。
当今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图景，与约四五年前相比，可谓呈现“向下的强烈动荡”。
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南海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最近，在2016年6月初，很可能为了抵抗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的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一艘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此乃中国首次就该岛采取此类军事行动：一项很可能旨在迫使对方从事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中国主动发起了自己的“两线作战”。
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已迅速地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有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还有，出自巧合或某种着意的协调，俄罗斯军舰在中国海军的上述行动之前几小时也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水域，那看似是一项就中国近海附近一大战略性热点采取的史无前例的中俄联合军事行动。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和军事内涵正在变得愈益显著和广泛。而与中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紧密相连，有一个重大领域是当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双重关系。中国和日本看来目前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的战略“双轨”方针。
一方面，中日双方都追求一种限制在钓鱼岛水域和东海对抗的外交，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双边关系，并且为进一步类似的有限改善保留余地。另一方面，中国继续战略军力建设，这作为总的“军事斗争准备”无疑部分地针对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则已发动和步步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升级它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准备将来应美国要求而在军事上干预南海局势，并且正在将大为增进了的战略注意力和战略资源部署到东海地区。
三、中国如何提升国际信誉和影响？
在国际制度性秩序的不同领域，中国存在多种多样的“意向”。
对大多数重要全球性多边和地区机制，中国是合作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对世界和地区既存的金融和贸易机制，中国越来越希望占据特殊一席，因此，中国是一个变得日益积极但仍不失耐心、渐进的现有秩序的修正者。
对联合国安理会体系及其改革，中国则持一种相对保守的立场。
中国对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重身份须有自我意识，不应将自身想象和表现得过于理想，以免加大我们言行之间的鸿沟并削弱自身信誉。与此同时，我们还须改善自身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国际行为，以提升我们的的国际信誉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