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过去通常指一国政府通过包括文化交流项目和新闻传媒在内的各种途径，向国外公众传递关于本国的正面信息和价值观，拉近与国外社会各界人士认知和情感上的距离，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形塑有利于本国的舆论氛围，从而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公共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直接接触外国公众而非外国政府”。①传统公共外交大致上有以下三个要素：(1)以本国政府为主体；(2)以外国民众为主要对象；(3)以争取国际舆论导向和提升国家形象为目的。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外交，则更注重主体的多样性和民间性、交流的双向性尤其是对话与合作、“倾听”而非“独白”、“接触”而非“瞄准”、以民间团体为基础的关系网模式而非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模式以及传播途径的大众化和网络化，被称为新公共外交或第二代公共外交。作为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公众所进行的外交”而非仅仅是“针对公众的外交”，②新公共外交显然更能体现公共外交的广泛性、多元性、参与性、互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俨然成为当前各国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③
自冷战结束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急速提升，业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考量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各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考量中，主要以本国宗教及其宗教团体为载体或主体、主要以国外宗教团体和信众为对象、主要涉及宗教和相关议题以及主要关乎国家宗教形象的公共外交，或可称之为宗教公共外交，也正在逐渐兴起。④宗教交流作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思想、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其影响往往要比基于现实利益的政治结盟和经贸交流等更为深刻和持久，而宗教的公共性、社区性、草根性和长期性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属性十分契合，因此宗教是公共外交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之一。
尽管公共外交的概念出自西方，但塑造国际形象、对外宣传和文化传播等活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公共外交，⑤无论中外都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下西洋等就可被看成广义的公共外交实践。历史上中国宗教团体和人士参与对外交流的事例也不胜枚举，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就是其中的显见者。近代以来，宗教团体和人士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受中国政府之请赴美呼吁美国政府出面遏制日本侵华，在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会晤时中风跌倒，从此一病不起直到4年后去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位殉道者。⑥1949年后，中国宗教团体和人士亦在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的名义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对外交流，例如，1955年10月15日至1956年6月6日，佛牙舍利第一次巡礼缅甸，在此期间，上百万缅甸佛教徒朝拜了佛牙，中国“佛牙舍利外交”的序幕从此揭开。⑦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2005年年底成立的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的协调和推动下，中国宗教公共外交和跨海峡民间宗教交流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成果丰硕，并且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道行天下、和谐共生——中国道教文化对外交流系列活动”、“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双边和多边的伊斯兰文化展演以及国际性宗教文化展(节)等各种宗教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和制度性交流平台，而中国的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也纷纷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宗教活动(如世界宗教暨精神领袖千禧年和平峰会)中登台亮相，并且在国际宗教组织(如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中担任重要职位。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和海外华裔社区中展示中国宗教以及实践的良好形象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效果。⑧
2013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Antonio Villaraigosa)时，便对公共外交的性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交叉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了很好的诠释。他在会见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不仅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因为“中美关系根基在地方、在民间、在基层”。⑨宗教作为中美关系最具地方性、民间性和基础性的因素之一，其对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潜能和必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朴素道理，认为古丝绸之路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就是“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⑩宗教不仅能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重要平台和载体，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而且能为“和谐世界”以及“亲、诚、惠、容”等外交理念和实践提供深刻的思想基础和资源。宗教公共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欠债较多、任务较重，宗教作为中国社会和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目前，中国宗教的对外投射力还相当孱弱，主要局限于海外华人文化圈，即所谓“信仰中国”的第二板块，(11)具有明显的血缘和民族性；中国庞大的宗教“出口业”仍基本上是加工业，以量而非以质取胜，除传统宗教的丰富遗产外，当代的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输出品主要是精神产品的物化或商品化，缺乏核心产品和产品附加值；各宗教团体自身的思想和基础建设均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由此造成开展宗教公共外交的意愿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当前的政教格局是“强国弱教”。中国宗教及其发展之所以受到举世关注，主要是因为上述特殊宗教国情以及宗教是中国传统和当代社会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因此，宗教要真正成为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软实力，将宗教资源转化为对外关系成果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因素，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王作安最近指出，在对外交流中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12)“中国宗教的故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传统宗教思想和文化以及当代宗教政策和实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前者已经享有很高的国际吸引力和接受度，具有所谓软实力的所有基本要素，而后者却是当前中外尤其是中美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13)的一个领域。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及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等“中国故事”相比，由于中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教体制的差异，中国当代宗教政策和实践是一个较难讲述的故事。但正因为中外之间在对中国当前宗教政策和实践的认知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疑虑、误解甚至曲解，我们更应重视宗教公共外交在消解这些差距、疑虑、误解和曲解，进一步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宗教形象方面的作用。本文分别从教(会)界、学界和政界的视角，来讨论中国开展宗教公共外交的三大主体和各自的主要功能。要讲好当代中国的宗教故事，需要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尤其是上述教、学、政三界的资源整合以及通力协作。
二、宗教团体与公共外交
随着近年来中国各大宗教的不断发展，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在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中正在日益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宗教公共外交近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弥合国外对中国宗教以及宗教政策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印象与中国实际宗教国情之间的差距。
就宗教走出国门的社会大环境而言，中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正在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努力使自己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使自身在国家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中“主流化”。在国内处于边缘化地位或与国家政策和利益相背而行的宗教，如诞生于伊朗的巴哈伊教，不仅不能为所在国获得软实力，反而成为该国对外关系中的负资产。因此，宗教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载体和资源，首先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得到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尊重和认可，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的落实和贯彻，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各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宗教与国家之间保持和谐的共生关系等。若要取信于人，必先取信于己，否则宗教即使走出国门也只能停留于浅层交往，形式大于内涵，难以深入持久，更谈不上构建扩大国家对外影响、提升国际形象的软实力。
宗教作为公共外交的载体，需尽可能强调宗教团体的自主性和自发性。新公共外交在主体上由政府逐渐向民间过渡，在方式上由单向传播向双向对话扩展，出现了官对民、民对民、民对官的多管齐下、多元互动的局面，提高了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和涵盖面。实际上，官民并行、多层互动的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正是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理论在国际层面的灵活运用。(14)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中的关键作用，这在较为敏感的宗教领域尤为如此，但如事事由政府包办和管控，处处把政府推到前台，宗教团体缺乏自主性和自发性，甚至将宗教作为公共外交的载体工具化，都会使宗教在对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甚至造成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局面。因此在宗教以及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活动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宗教团体为主、政府为辅，宗教出面、政府隐身，宗教牵头、政府督导，政府主办、宗教配合等多种交流模式，以适应实际交流活动的不同需要。
中国各宗教和宗教团体在开展对外交流中需固本强基，加强自身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在经典研究、学术发展、思想建设、社会服务等领域形成人有我有甚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全面系统的理论、实践、制度和模式，实现宗教体制内的自我救赎和完善，否则将自顾不暇，疲于应付；即使走出国门也势必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宗教作为“软硬兼施”的力量，其影响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如无基础设施的支持，宗教软实力便无从谈起。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在宗教上最具有扩张性且最有能力向世界各地投射宗教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在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同时，也通过其教牧明星、慈善事业、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传媒、宗教或基于信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传教团体等“宗教出口业”的“要害部门”将美国宗教以及美国宗教观念和模式输送到世界各地。(15)中国各宗教和宗教团体要在对外交流领域有所作为，也必须在宗教传媒、慈善事业、宗教院校、宗教团体、宗教场所等宗教基础设施或硬件上加大投入力度，从而加强“信仰中国”的周边影响力以及远程投射力。各大宗教在开展对外交流时，可参考和借鉴台湾地区宗教尤其是佛教的“行动人世化、管理企业化、信徒志工化、庙宇据点国际化”等特色和经验。
中国宗教的“走出去”，要因教而异、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循序渐进，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一窝蜂、下指标、走过场、装门面、硬推销以及脱离实际宗教国情等。宗教对外交流的重点应渐次从礼节性互访推展到实质性合作，从教会高层深入到基层信徒，从华侨/华裔过渡到他乡异族，从提供宗教商品到提供宗教领域的公共物品，使目前中国宗教的国际吸引力从“圣物”(如“《圣经》展”、“佛牙/佛指舍利赴外供奉”)、“圣地”(如湄洲岛妈祖祖庙等)和实践(如“少林武功”、“《圣经》出口”、“各教和谐”)层次提升到制度、范式和思想层次。
基于公众关系的公共外交与基于政府关系的传统外交不同，强调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注重民众思想和心灵沟通的宗教公共外交则更要讲究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长期和细致的工作。中华民族具有更注重取经而非传教的民族传统，中华文化艺术的许多优秀成果也都是不胫而走、遍传世界的。在历史上作为多神信仰的国家，中国在宗教上向来不主张咄咄逼人的劝信改宗甚至在信仰层面的反客为主，具有促进全球宗教和谐的潜质。宗教公共外交就是要将中国宗教多元融通、和合共生的和顺之道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可供国际社会参考、借鉴和选择的一种普遍的宗教生态。
三、学界与宗教公共外交
宗教公共外交应成为中国学界的活动舞台。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宗教研究一直被视为学界的“禁区”，或被打入高校科研教学的“另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研究开始“脱敏”，正在逐渐摆脱把宗教解释为某种社会存在(如政治、经济等)的附带现象的传统研究套路以及相当边缘化的学科处境。(16)然而，学界要真正成为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思想库”和“人才库”，自身亟须形成以下能力。(17)
第一，形成对世界宗教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当前动态的分析能力。在近10多年间，中国学界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能力已有相当大的提高，有关机构、会议、课程、讲座、培训、项目、出版物等已为数可观，在相关学科内宗教研究已呈“主流化”的趋势。但就整体而言，除某些涉华问题外，中国学界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缺乏具有统摄性的“元理论”，对宏观层面的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和微观层面的各国宗教状况均缺乏原创性和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缺乏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未充分具备建设权威数据库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这些缺陷和不足均成为制约中国开展相关研究的瓶颈，与中国作为具有深厚宗教传统和全球利益的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第二，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政策和实践的论辩和设置议题的能力。由于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对本国的事常常是只做不讲或多做少讲，在一些涉及中国的重要议题上往往集体失语，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甚至飞短流长，在中国的真实国情与国际形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宗教领域尤为如此，以至于民众覆盖面较窄的实地性和体验性接触，即“百闻不如一见”，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真实宗教国情的有限渠道，而目前中国和合共生的宗教生态、以民生促民主、以宗教和谐来提升宗教自由境界、神学研究的多元化以及作为世界宗教产品主要提供者等宗教领域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基本上仍停留在实践层面而未成为国际性理论议题。因此，在中国国内宗教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效应的当下，“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18)充分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论述中国在宗教领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正视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敢于发声和善于论辩，是中国宗教学界难以回避的使命。
第三，形成塑造中国国际宗教形象、参与宗教领域公共外交的能力。当前中国的国际参与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日益涉及文化和宗教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塑造大国形象可以说已构成当前中国国家利益的要素。国际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而宗教形象又是分量极重的国际形象要素，处理好国内外宗教问题因此也成为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环节之一。(19)宗教向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以及民间外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宗教和宗教团体介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对外伸展，中国学界也日益走出国门，并且开始涉足宗教公共外交领域，在上述“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活动中均可见到中国宗教学者的身影，部分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外交向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的新公共外交的过渡，为中国宗教学界进入公共外交领域提供了契机。
第四，形成引导公众舆论以及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能力。由于现代资讯的发达和宗教的普遍存在，出现了所谓“不差细节的无知(detailed ignorance)”现象，即包括学者和官员在内的大部分相关人士对国内外涉教事件尤其是涉教暴力事件的细节并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但却缺乏将这些事件置于整体背景下加以理解和诠释的框架。(20)有国际学者根据美国的情况也提出这样的告诫：“研究宗教就好像其不需要技术知识和专门研究的做法将带来非常不幸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宗教——或宗教观点作为更为技术性的说法——在没有受到大多数主张都受到的批评性评论和审查的情况下进入公共话语。如果人人都声称是专家，那么人人都可就该问题的真理或谬误发表最后的意见。”(21)目前，中国智库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宗教问题对策领域的智库也已在筹建之中。国内外学界关于智库的职能以及如何界定智库有各种说法，(22)本文以为所谓智库至少要发挥三种“桥梁”作用：一是智库要在学界和政界之间架桥，要把新的理念、思想和建议提供给政府决策者，以推动创新思维、国家治理(善政)以及社会进步；二是要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桥，促进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和互相理解，引导社会舆论，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和提供建议的方式使“下情上传”和“上情下达”；三是要在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架桥，尤其是加强与国外同行的机构性、常规化交往，以学术交流的方式促进中国的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宗教或涉及宗教的智库除了上述三大功能外，还要在政府、学界、社会和教会四者之间的互动中发挥智力服务、对话沟通、促进变革的作用。应该看到，学界尤其是高校作为智库，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以阐释政策来取代客观研究、缺乏独立性和建设性以及理论脱离实际国情等缺陷，学术研究与咨询对策两大功能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交往与合作，学界对教会界尤其是基督宗教界颇为隔膜和疏离，此种情形直到近年才得到较大改观。而在学界和政界关系方面，目前正在不断完善的各种报送机制以及“旋转门”机制的形成，将有效地加强学界智库在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四、政府与宗教公共外交
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在宗教领域更是如此。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把宗教作为推进本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源，如近几十年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便呈现出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盟化、媒体化、安全化等或明或暗的趋势。(23)冷战结束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就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把宗教问题看成是“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和“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在其对华政策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24)在2014年2月6日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再度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宗教政策，称所谓宗教自由“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维护此种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25)
在中国国家利益布局全球化、能源需求全球化尤其是中东化、全球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宗教复兴的当下，宗教对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在中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目标尤其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构想和倡议中，就不仅具有经济和政治面向，而且还蕴含着文化和宗教面向。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包括打着宗教旗号或受宗教极端思想驱动的恐怖主义的重心东移，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面临严峻反恐形势的前沿区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任务和责任都在增加。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国际反恐斗争出现“西缓东紧”的局面。在国际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已经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最直接、最具突发性和暴力性的威胁。在国际反恐格局发生变化以及中国实施新丝路战略的大背景下，中美在宗教领域的博弈将在更大的空间、更复杂的层次以及更多边的舞台上展开。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对外战略和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防线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充分认识到宗教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以及推动国际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宗教公共外交正是将上述目标和构想付诸实施的有效手段。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宗教主管和职能部门要在宗教公共外交领域更充分地发挥统筹协调的功能。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公共外交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在公共外交研究领域，除全国性的察哈尔学会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外，还涌现出一批地方性的公共外交机构，大学有关公共外交的专业课程和研究项目也层出不穷，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当前学术和对策研究的一大热点；在公共外交的实践领域，参与机构和单位也日益增多，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形形色色的政府和非政府对外交流机构以及在海外有各种项目的跨国公司和企业等。
上述机构和单位的研究和实践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宗教，它们与教会界和学界一起，构成了中国宗教领域公共外交的主要执行机构和载体，甚至处于宗教公共外交的第一线。然而，随着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在中国宗教公共外交领域也出现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叠床架屋的局面。因此，如何平衡政府不同部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与非宗教组织、中央与地方以及国内与海外团体之间的关系，统筹国际和国内的宗教资源，是政府主管部门在推进宗教公共外交方面所面临的难题。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可通过加强政策、制度和人员供给以及建立处理涉教问题的危机管理机制，来适应宗教公共外交迅速发展的需要。在政策供给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加强政策设计的功能和提升政策咨询的水准，在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慈善事业、高校宗教学研究和教学、民间信仰/宗教及其组织、宗教传媒、宗教院校等一系列与宗教公共外交相关领域和机构的定位、培育和发展等方面，调整原有政策并推动新政策的出台，以加强宗教公共外交的基础建设，并且为宗教公共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
在制度供给方面，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可通过制度创新，即通过建立常设性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及政策咨询机制来克服外交部门不管宗教、宗教部门不管外交、各部门都不管宗教公共外交的“三不管”局面。2014年年初，国家宗教事务局成立宗教工作专家库并召开了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第一次理事会，(26)便是建立和提升上述协调和政策咨询机制的努力。毋庸置疑，跨部门协调机制与政策咨询机制的政府配置和级别越高，宗教公共外交在中国外交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便越显重要。
在人员供给方面，中国政府宗教管理的职能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统筹协调工作。随着中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信徒文化及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年轻化趋势，除宗教院校本身的进步外，选派各教神职人员到国内著名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若干国外院校进修和攻读学位已成为获得政府批准和支持的制度性安排。教会系统外的大学宗教学和神学研究相对发达，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一大特色，这不仅提升了宗教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为中国各大宗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教育资源，同时也开始形成中国宗教公共外交和对外战略提供学术支撑以及对策咨询的能力。政、教、学三界在宗教研究领域的良性互动已经预示了在宗教公共外交领域三界通力协作和资源整合的前景。
在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方面，中国政府的作用更加显要。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宗教领域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将因各种传统和新兴媒体的传播而迅即放大，其所造成的负面国际公共舆论足以使各国此前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努力毁于一旦，而现代信息传递所造成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强烈视觉效应也足以使任何姗姗来迟的有关官方声明黯然失色。信息时代公共外交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能否迅速就有关事件尤其是突发性事件做出符合实情的即时和有效的回应。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强化宗教领域的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形成有效的危机预警、信息披露和舆情引导体系，动员包括上述教界和学界力量在内的社会力量和新兴媒体参与对公共事件的处理，以专业化和常态化的方式来提升宗教领域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
总而言之，随着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政府外交、对外经济交往和人文交流的全面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领域正在形成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在教、学、政三界中，教界是基础，学界是依托，政界是关键，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不仅将有力推进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也必然会对中国的总体外交产生积极的影响。
截稿：2014年6月
注释：
①Philip Seib,ed.,Toward a New Public Diplomacy:Redirecting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reface,p.vii.
②Brian Hocking,"Rethinking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in Jan Melissen,ed.,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32.
③关于公共外交和新公共外交的论著不胜枚举，除上述著作外，另参见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近著参见卓新平：《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④关于学界对宗教公共外交的讨论，除本文所引用的论著外可参见黄平：《宗教公共外交之可行性与重要性分析》，载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第34－49页；郑筱筠：《南传佛教与中国对东南亚战略及公共外交》，载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第137－146页；Jennifer A.Marshall and Thomas F.Farr,"Public 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in Philip Seib,ed.,Toward a New Public Diplomacy:Redirecting U.S.Foreign Policy,pp.195-216。
⑤关于公共外交、公民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等概念的异同，可参见李志永：《公共外交相关概念辨析》，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57－66页。
⑥参见袁访赉：《余日章传》，上海：上海青年书局1948年版。
⑦参见黄云静：《佛教与中国公共外交——以东南亚国家为例》，2011年12月29日，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 newid=3437，登录时间：2014年3月3日。
⑧有关活动情况参见蒋坚永：《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会工作报告》，2014年2月19日，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会成立大会文件，2014年2月19日；刘金光：《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成绩、挑战与远景》，载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第27－29页；张永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综述(上)》，载《当代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31－38页；张永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会对外交流活动综述(下)》，载《当代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第50－55页。
⑨《习近平会见美国洛杉矶市市长维拉莱戈萨》，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29日。
⑩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光明日报》，2013年9月8日。
(11)“信仰中国”包含三个紧密相连的“信仰板块”：“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第一个‘信仰板块’正好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版图，而第二、三个‘信仰板块’则反映了‘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是中国‘信仰国境线’的海外延伸。”参见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50页。
(12)引自王作安在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的讲话，2014年2月19日，参见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会成立大会文件，2014年2月19日。
(13)徐以骅：《重视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代序)》，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第七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4)卓新平、徐以骅、刘金光、郑筱筠：《对话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第37页。
(15)参见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八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God Is Back,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2011,pp.226-234。
(16)徐以骅：《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八辑)，第402－405页。
(17)具体论述参见徐以骅：《推进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助力中国对外关系新发展》，载《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24日。
(1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19)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8－19页。
(20)Charles Kimball,When Religion Becomes Lethal,The Explosive Mix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Judaism,Christianity,and Islam,San Francisco:John Wiley & Sons,Inc.,2011,pp.7-8.
(21)约翰·F.威尔逊著，徐以骅等译：《当代美国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22)参见李卫红：《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16日；李扬：《智库建设重要的是进行功能整合》，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16日。
(23)关于上述七个趋势参见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35页。
(24)徐以骅：《宗教与2012年美国大选及当前中美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第29－30页。
(25)David Jackson,"Obama:Freedom of Religion I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USA Today,February 6,2014.
(26)于2014年1月21日成立的上述宗教工作专家库的首批特聘专家由来自国内各高校、社会科学院、党校等部门的29名学者组成；在2014年2月19日召开的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当选的理事136人，顾问、特邀顾问和海外及港澳台名誉理事共33人，几乎全部出自教、学、政三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