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民心沟通，可增进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使沿线各国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心甘情愿地联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然而民心相通是一项既等不得又急不得的“慢工细活”，需要官、智、企、民的长期努力。做好了，其他四通就可事半功倍。
一、民心相通的内涵和作用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时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的建设路径。2015年3月，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提出“一带一路”合作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对“五通”进行了拓展和阐释。民心相通始终都是“压轴”内容。
（一）“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内涵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应有“丝路特色”。首先要对“一带一路”形成共识，使中方倡议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是对“丝路精神”形成共识，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想深入人心。民心相通的主体是丝路沿线所有人，人人都是心灵的沟通者、“丝路精神”的传播者。
1、民心相通体现于交往的点点滴滴。民心相通到底通什么？首先是增进彼此了解。我们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要让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其次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形成好感，巩固友谊，深化互信。最后是争取对全球治理规则、不同文明间关系、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共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上述每一项都有庞杂的内容，都是艰巨的任务。但民心相通并非空洞的概念，它体现在每份文件、每次交往、每声问候之中。它也绝不只是“高、大、尚”的官方活动、体现人道主义关怀的灾害救助，更包括一次普通的个人旅行、一声简短的问候，民心相通融于生活的点点滴滴。
2、民心相通的主体是所有人，不仅是“民”。民心相通即人心相通，其“民”不仅仅指普通百姓，而是指所有人，既包括社会精英，如各级官员、媒体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也包括普通民众。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社会精英对中国倡议最先了解，最先反应，是合作的规划者和执行者。民心相通第一步是与各国社会精英的沟通，然后自上而下传导到普通百姓。在普通人理解和受益后，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全民支持。如果上层决策得不到普通百姓的支持，最终会停下来；如果合作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即使高层变更，新领导人也会顺应民心，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3、民心相通的基本目标是对“一带一路”形成共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民心相通应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等基本内容外，还要有“一带一路”属性。经济带倡议提出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热议，有欢迎、有质疑、有不解、有期待。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和理解并不一致，需要民心沟通，解决“一带一路”是什么、怎么建等基本问题。只有对“一带一路”形成共识，才不会产生误判，才能形成合力。另外，沿线国家民众，特别是普通百姓对“一带一路”所知有限，需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倡议，以获得最广泛支持。
4、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是“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明显有别与西方的“零和博弈”、“弱肉强食”思想，它是处理国家关系、开展文明对话和进行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理念。对习惯于“丛林法则”国家来说，这种思想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对丝路沿线国家来说，他们都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对这种理念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就是要传播“丝路精神”，使合作共赢成为共识。遵循“丝路精神”才能在复杂的欧亚地区寻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5、民心相通的远景目标是形成命运共同体。《愿景与行动》提出，要通过全方位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政治高度互信、民心深度相通的体现。共同体建设要分三步走：一是加强务实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随着利益的融合、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彼此发展联动性增强，形成发展共同体。三是经济、安全、文化上深度融合，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需要互利的务实合作，也需要民心沟通，“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
（二）民心相通为其他四通保驾护航
对于民心相通在“五通”中的定位，习近平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搞好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必须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3]。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率先取得成果的地方，都是民心相通基础好、政治互信水平高的地区，这也表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要想走得好、走得远，需要民心相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其作用体现在：
1、有助于增进战略互信。民心沟通有助于提高沿线国家政府和百姓对“一带一路”认识。只有对中国倡议有更多的了解，才会真心欢迎。如果沿线国家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非经济合作倡议，则参与的热情就会大减，甚至阻挠，政策沟通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4]了。俄罗斯态度变化是沟通的最好佐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之初，俄顾虑重重，经过各种渠道的沟通，俄逐渐改变立场，由疑虑转向有条件支持，进而主张积极对接。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多年累积的战略互信，不可能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而中巴经济走廊是最早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同样得益于中巴“全天候的伙伴关系”，民心相通功不可没。同样，民心不通、信任不足则会阻碍合作。如中国在缅甸的密松水电站、中国与越南铁路对接等项目搁置都与民心不通有关系。中亚国家间由于互信不足，存在逆一体化现象。这都说明，民心通，经济合作事半功倍，而民心不通，则会事倍功半。
2、有助于形成更开放的思想观念。“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本身就是一场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碰撞，人们的思想会“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制度多样、宗教多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与世界接轨程度差别巨大。在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沿线国家可能不被接受。经济合作面临的不少问题其实是发展理念的问题，一旦思想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道路联通方面，“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人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设施联通的重要内容。当我们将自己的经验介绍给他人时有时会遭到冷遇。如“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已谈了十余年，但吉方仍犹豫不决，原因之一就是吉方认为本国没有多少货物可供运输，却看不到铁路对沿线城市、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吉尔吉斯斯坦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就难以下决心“先修路”。在贸易畅通方面，投资者常碰到签证难问题，而签证难背后是思想观念保守。如，塔吉克斯坦“阿维斯托”通讯社在采访中国驻塔大使范先荣时提出，“有人担心来塔的中国人可能会太多，您怎么看”[6]？而实际上，每年赴塔中国人只有6-7千人而已。在旅游合作方面，中亚地区有众多的丝路古迹，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希瓦等，但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旅游合作很少，取得旅游签证的难度很大。这与欧美、东南亚国家不断放宽对华游客签证，甚至免签证争抢中国客源形成鲜明对比。签证背后折射的是发展理念的不同、开放程度的差异。“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将推动各国的思想解放和自我重新定位，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也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
3、有助于贸易、投资合理化。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贸易、投资等跨国经济活动创造的。影响经济活动的有软件和硬件两大要素。通常情况下，人们多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而软件中常强调法律、税收等营商环境，文化、习俗、宗教等要素常被忽视。但大量案例表明，哪怕是给企业、产品起个名字，都需要考虑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消费习惯、社会禁忌等，否则就可能遭到惨败。中国铁建在沙特承建的轻轨项目中出现巨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差异。沙特人生活富足，生活节奏慢，有独特的穆斯林文化，如要求部分路段非穆斯林不得参与施工，导致施工方穆斯林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捉襟见肘。按“理”出牌不仅仅是根据经济规律、法律规范，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考虑当地特点。民心相通不仅是增进友谊，还可以修正企业的经营行为，避免盲目投资。
4、有助于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消除不实言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公共产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各国对中国的信任度。民心相通有助于各国了解中国，减少误读。外部对中国有两个主要论调：一是“中国经济崩溃论”；二是“中国威胁论”。前者不断唱衰中国经济，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最近的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公开声称中国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硬着陆”。如果不能予以坚决回击，传递中国经济真实状况，“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都会受到严重冲击。没有人会将一个即将崩溃的货币列为储备货币。后者则是不断“制造”中国威胁，挑拨地区争端，使邻国对中国产生疑惧，从而对“一带一路”产生质疑。民心沟通有助于消除对中国的各种误读，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才会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人民币有信心、对“一带一路”有信心。2015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进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哈近年的频繁交往，高层精英有包括曾留学中国的总理马西莫夫等知华派。
二、“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发展中国家，都曾受益于古丝绸之路，有浓浓的丝路情结，对“丝路精神”也比较认同。但同时，欧亚地区国家关系复杂，“热点”问题多，历史积怨多。另外，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都不强，各类人才储备不足，民心沟通的载体欠缺。
（一）推进民心相通的有利因素
1、中国初步形成了有诺必践的良好信誉。“无信不立”，诚信是民心相通的基石。经过多年的努力，至少在国家层面，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确立了有诺必践的良好信誉。多数沿线国家对倡导者中国有信心：一，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一直是地区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二，在多年的经济合作实践中，中国的承诺从未落空，能够使倡议变成现实。三，中国贷款从不附加政治条件。在双边合作上中国一直是这样做的。“亚投行”在筹备之时就表示，在项目评估、环境影响、当地文化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遵循高标准，但一定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沿线国家都有很强烈的丝路情结。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同的财富，各国都曾从中获益，现在也有复兴丝路的想法。“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7]。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不少国家就提出过类似倡议。如，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计划，土耳其领导人曾提出“现代丝绸之路计划”，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提出了“复兴古丝绸之路国际倡议”等。各国都珍视古丝路这一历史纽带，都有浓浓的丝路情结，对“丝路精神”容易理解和接受。
3、中国与多数国家有良好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基础。民众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关系的影响，如果国家关系长期不睦，就难有民心相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且交往密切。双方民心相通的基础较好。在双边的交往中，民心相通一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如中俄间先后举办了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还将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另外，中国与各国有众多的合作平台，如中阿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俄博览会等，还有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专题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特别是中国与各国的民心相通基础好、障碍少、平台多。
4、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吸引力。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GDP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超千亿美元，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8]，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直接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9]。未来5年，还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超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超过5亿人次[10]。随着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各国民众渴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世界各地，特别是沿线国家出现的“汉语热”就是例证。被关注的中国有更多机会宣扬“丝路精神”，引导国际关系向合作共赢方向发展。
（二）推进民心相通的不利因素
1、国际话语权欠缺。话语权是另类的霸权，可引导舆论，甚至左右经济合作项目的成败。当前国际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手中，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一，西方媒体实力强，分支机构多，影响力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多来自西方各大媒体。二，国际上的主要论调是西方国家推出的，如“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保护的责任”、“失败国家论”、“邪恶轴心”等。三，西方更善于包装。他们长于“科学”量化，如进行世界各国自由度、全球幸福指数、世界和平指数、腐败指数、失败国家（脆弱国家）排名等，以此给他国定位。如，澳大利亚世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自2007年起每年都发布了所谓“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日本一直高居前十，可笑地成为亚洲“最和平”的国家。四，中国等媒体还较弱，国际化水平低，在沿线国家尚未本地化。通过话语权，西方可以时不时给中国“扣帽子”，如称中非经济合作为“新殖民主义”，借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等，再通过貌似科学的排名，强化公众认识。由于沿线国家获取信息来源不对称，中国发出的声音很难传递到普通民众，民心沟通渠道不畅。
2、欧亚地区的复杂性。“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人口约44亿，是各种文明的汇聚之地，也是各种矛盾的交织之地。沿线国家集中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各国的传统各异、国情悬殊、制度多样、发展水平差异大，彼此间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也有长期累积的矛盾和恩怨。这里有“火药桶”之称的中东，有长期处于战乱的阿富汗，有搅动世界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有新的地缘政治焦点乌克兰。不用说不同宗教之间，仅仅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争就已持续千年。而中国所属的东方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等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同属一个文化圈的国家关系也未必融洽，有时恰恰相反，因相距太近摩擦反而更多。要在历史悠久且关系复杂的欧亚大陆实现民心相通难度很大。
3、“国强必霸”等陈旧逻辑。民心相通面临一个有待破解的命题就是“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想。中方提出的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理论是新事物，需要颠覆“零和博弈”和“国强必霸”等历史逻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中国有三个“不确定性”：一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甚至30年前还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国，而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它们没有与强大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有的只是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逻辑定式。而西方列强给他们带来就是“国强必霸”的痛苦回忆。中国能否走出另一条道路有待观察。二是近现代史上中国没有带领过周边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带动周边和沿线国家发展值得期待，但并不确定。三是，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11]，但个别国家并不认同，甚至在教科书中认定中国历史上曾侵略过他们，如越南、蒙古。它们对强大的中国会否威胁其主权有顾虑。
4、语言方面的劣势。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是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有50多种通用语和200多种民族语言[12]。语言方面的挑战表现为：一，汉语虽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但主要集中在中国，沿线国家中懂汉语的人才寥寥无几，较之英语，甚至俄语，汉语的影响力差距甚大。没有语言桥梁，了解中国文化就会非常吃力。二，除汉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几大语种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语种，掌握这些小语种的人才极其匮乏。甚至一些大语种，如印度的印地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但中国掌握印地语的人也屈指可数。没有语言工具，就很难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消费习惯等生活细节，民心相通难言准确、到位。5、中国尚缺乏影响世界的文化产品。美国影响世界有三大武器：美元霸权、军事实力和“好莱坞”。施加文化影响、传播主流文化、塑造国家形象需要载体，其中最重要、最具持续性的是文化产品。2013年，全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26%，其中，美国最高，达11.3%，中国超过6%[13]，其规模约为中国的3.5倍。美国影片产量不到全球总量的10%，但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票房的约75%。美国的价值观随同其强大的文化产业产品迅速覆盖全球，并造就了多个“文化巨无霸”。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缺少“好莱坞”式风靡全球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不仅是商品，更是民心沟通的载体，这一点中国及沿线国家与西方的差距很大。
三、如何推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中国长期的外交政策，其原则、方向都是清晰的。习主席在周边外交会议上提出“亲、诚、惠、容”理念，表示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要着力加强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而《愿景与行动》提出，“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14]”。上述论述既明确了原则，也规划了具体方向。但要提高沟通效率，需要做到：一，内部要凝聚共识，共同做好民心相通工作。二，沟通能力和沟通渠道建设有待加强。三，注重交往的方式方法，提高沟通效率。四，事后评估和总结，及时修正。具体如下：
（一）国家、智库、企业、民众形成共识，共同行动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但从建设进度看，产能合作、设施联通、资金融通等看得见，摸得着，是取得先期收获的主要成果。而民心相通是“慢工细活”，其行动落后于其他四通。民心相通的主体很多，有政府、企业、民间团体、智库，甚至是普通游客，但民心相通工作往往被认为是政府的事，与个人无关。但实际上，每次“中国游客大闹机场”等事件都会影响到中国国家形象，而一个企业的“恶行”甚至可使多年积累的对华好感毁于一旦。因此，政府不能大包大揽，须调动企业、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积极性，使所有行为主体都自觉将民心沟通融于日常生活。这里要特别重视企业，因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会有大量企业走出去，它们处于民心沟通的前沿，更贴近当地百姓。一个好的投资企业例子，胜过讲百个故事。但企业都有趋利性，容易趋利忘义，更需要加强引导和管理，防止“一只老鼠害一锅汤”。主要方向有四：一，要促企业树诚信，建立诚信是利润、是附加值的意识。二，企业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进行反哺社会的公益活动。政府的一些援助活动也可由企业操作。三，要关注生态，保护环境，防止成为别人的“话柄”。四，要充分吸纳当地人就业，企业当地化。
（二）重视人才培养，推动全方位交流
“一带一路”民心沟通亟待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人才；二是渠道。根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2014年中国有45.98万人赴国外留学，大多数去了发达国家。而2014年在华外国留学生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占比超过70%[15]。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了解西方，而深入了解邻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却很少。看似很近，却很少走动又知之甚少的“遥远邻国”很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铺开，对掌握沿线国家语言、法律、宗教、文化、金融的人才需求会大增。因此，既需要吸引这些国家的留学生赴华学习，也需要有意识地鼓励、引导和派遣留学生赴沿线国家学习。同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学历互认、成绩互认。中国高校也需要走出去，与当地开展联合办学。
另外，需要建文化、教育、旅游、科技、政党、民间组织等各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渠道。这其中最迫切的是媒体亟待走出去。在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理念和价值观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目前我国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缺乏持续性合作，各国对中国及“一带一路”虽有报道，但不成系列，且解读有偏差。中国媒体可考虑与当地媒体深度合作，包括入股或控股当地媒体。与沿线国家联合制作关于丝路的宣传片，针对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使对方才有兴趣传播。要译制反映中国伟大建设成就的“超级工程”，提升各国对中国科技水平的认可度。
（三）运用大智慧，善讲中国故事
中国是“一带一路”发起国，民心相通首先是准确介绍中国。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6]”。他本人在外交实践中也多次通过小故事，传递真情感，起到良好效果。但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常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讲中国好故事”，甚至“只讲好故事”，沟通效果并不理想。因此需要扭转观念，善讲故事：
1、讲真实的故事。讲中国，既要讲成绩，也要讲困难，既要讲经验，也要讲教训。“有血有肉”的才是可信的。避谈发展教训，宣传效果往往事与愿违。2、根据对象讲故事，说到对方的心坎里。沟通要有针对性，需要了解对方最关心什么，针对不同国家，讲对方关心的“故事”，才能引起共鸣，要避免过多大而化之的语言。3、让对方的专家学者、留学生讲中国故事。中国人自己讲常会被误认为“有选择地传播”，而所在国的人讲的故事更易被接受。4、用别人听懂的方法讲故事。讲合作，既要讲共同利益，也要讲风险，既要讲对方的利益，也要说清中国的好处。如果只讲对对方的好处，而讳言对自己的利益，则会被视作虚幻的“利他主义”，是不可信的。5、提高发展质量。打铁还需自身硬。沿线国家对中国以环境换发展并不认同，中国能否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升级，都关乎中国故事的说服力。故事是讲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
（四）多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要民心相通，须会换位思考。首先，要承认到“中国式”未必是最合理的。如，中国常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有令世人惊叹的中国速度，我们的企业不愿使用当地劳工的理由是效率低，不能吃苦耐劳，讲究休息权。而恰恰是“中国式勤劳”在一些地方被视为不公平竞争，不守法律，受到当地人的抵制。中资企业常常将获得政府的支持看作是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旦搞定政府，就可以“甩开膀子干”，这是中国“官本位”潜意识体现，拿到境外未必管用。此等例子不胜枚举。其次，要学会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如我们常说的“资源换项目”、“资源换贷款”，这本是正常的利益置换，然而由于表述方式存在问题，在对方不明就里的民众看来，这可能是政府官员出卖国家资源而中饱私囊，助长“资源掠夺论”。不能将心比心，相互尊重就是摆样子，无法以心换心。
（五）构筑“丝路精神”为核心的共同理念
只有有共同的理念，才能真正一路同行。“一带一路”应有自己独特符号，那就是“丝路精神”。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应该看到，这是沿线国家人民的夙愿。没有那个民族喜欢战争和动荡，不平静的欧亚大陆需要“丝路精神”来消除隔阂、解决分歧、化解恩怨。和平、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能够引起共鸣。在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价值观体系时，“求同”要重于“存异”。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的共同遗产，各国固然有文化差异，但更有共同点，特别是与“高高在上”的西方文化相比，欧亚地区文化共同点更多。如家庭（家族）观念、孝道、集体主义等。民心沟通的重点不应是强调差异，追求“异域风情”，而是发现和总结更多相同点，增强相互认同。
（六）形成相应的评估机制和标准
民心相通可以感受，但不容易量化。但如果没有效果评估机制和标准，则工作容易虚化，易把经济合作成果视为民心相通成果，会笃定认为经济合作搞上去了，民心肯定通了，但“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反而常常会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17]。制订体现民心相通的标准自然不容易，但可以从具体领域着手。如民众对主要合作项目的满意度；对中国电影的了解程度；文化演出场次及评价；丝路旅游的人数；对人民币接受程度；对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了解度等，将各领域的信息和指数进行综合，形成民心相通评估标准和机制。
“一带一路”民心沟通刚刚开始，民心相通任重道远。它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琐碎的工作，需要有耐心、有决心、有毅力、有智慧。但同时它又有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特点，一旦建立则收益巨大，影响深远。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