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接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挑战
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称“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内外各方积极响应，逐渐发展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中央专门设立了高规格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于2015年3月底的博鳌论坛上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文件。这份文件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是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纲领性文件。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成了整体的战略规划。2015年3月在博鳌论坛期间发布了《愿景与行动》，随后涉及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地方也都做了相应的规划，国内成立了“一带一路”的工作机制，编制了一批专项规划，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二是搭建出“一带一路”的整体骨架。正如王毅外长在2016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目前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合作的意愿。3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其中，着重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骨架。“六廊”是指打通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路”是指畅通六大路网，推动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多国”是指培育若干支点国家，根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结合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在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等地区培育一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点国家；“多港”是指构建若干海上支点港口，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一批区位优势突出、支撑作用明显的重要港口建设。
三是“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撑基本到位。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已经开业运营，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已经正式启动。
四是互联互通网络逐渐成形。以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为标志，基础设施、金融、人文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早期收获。中欧班列贯通欧亚，匈塞铁路、雅万高铁开工建设，中老、中泰等泛亚铁路网建设也迈开重要步伐。五是产能合作全面推进。中国同近20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开创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新模式，一大批重点项目已在各国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能够在短时间取得如此国际影响力和进展，首先来自其国内的定位，被国际社会理解为中国新领导人统筹内外发展与对外战略的宏图大略。另外，也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有的国际经济影响力的体现。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没有任何争议。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提出后，它“超规格”的战略定位，以及国内诸多的溢美之词，使得很多人士担忧“一带一路”将会发展为政治形象工程。这种批评事实上警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切勿投入过度的政治热情，也勿过度拔高它。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尤其要把握的一点:这是指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企业应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作，只是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需要国家在政治方面的支持。换言之，就是要坚持《愿景与行动》中的共建原则之一:“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同样，在国际层面，尽管“一带一路”获得近70个国家的支持，但是也并非没有质疑和疑虑。一方面，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国内的高调宣传和盛赞，使得不少国家逐渐产生疑虑，以至于怀疑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隐藏着“巨大的阴谋”。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采取一番工作后才接受的，而其他大国的情况却并不乐观。中印曾在2014年年初的第17次边界问题特代会上口头交流过“一带一路”，但是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后明显就对“一带一路”持保留态度，提出了类似的“季风工程”项目。印度虽然并不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可能给印度周边环境带来消极影响，却保持着高度警惕。日本则明显地采取了各种抵制中国的措施，将官方开发援助（ODA）更加明显地用于政治目的，2015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今后5年投资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很明显具有对抗“一带一路”的意图。同时，日本不论是在高铁的全球竞争，还是在港口建设上，都对中国的项目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美国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持怀疑的态度，更加鼓励日本和印度在印太体系里发挥更大作用。欧盟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谓喜忧参半。既认识到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玩法”，对它们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也认识到需要做出适当的警惕。大国对“一带一路”的不同态度，已经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亲疏远近，也可以算是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的某种写照。
正是考虑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因此中国不断澄清“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正如王毅外长对外的阐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但机遇是世界的。提出这一倡议，顺应了亚欧大陆要发展、要合作的普遍呼声，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快速转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的不是“门罗主义”，更不是扩张主义，而是开放主义。“一带一路”带给未来世界的，一定是一幅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的新的历史画卷。”
即便如此，大国的疑虑仍然存在。与此同时，部分国家也已经开始怀疑中国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因为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预期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是7.5%，而目前下降到6.5－7.0%（2015年经济增长率是6.9%），而且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已经出现，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继续推进，也受到部分国家的怀疑。所以，需要让“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撑更加到位。亚投行虽然已经开业运营，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也已经正式启动，但是更多民间资本的运筹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推进。
二、对接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基础、形式与内容
在《愿景与行动》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建原则，其中指出“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一原则事实上就构成了推进“一带一路”与各方发展战略“对接”的思想和原则基础。最早明确地与“一带一路”对接的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2015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将共同协商，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同时还规定了8个优先领域要采取步骤推进地区合作。另一项重要的突破则是中俄蒙三方寻求的共同对接。2015年7月，中俄蒙三国领导人第二次会晤中，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规定“在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建设、“草原之路”倡议基础上，编制《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规划纲要》。”此后，“一带一路”沿线多达30多个国家陆续与中国签订了对接“一带一路”的官方文件，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蒙古的“草原之路”、印尼的“全球海上支点”等，都与“一带一路”对接。由此，寻求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就成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
从已经达成的“对接”协定上看，要实现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就是基于对接国家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通过寻求与“一带一路”在发展战略上的利益契合点，通过各施所长，各尽所能，以此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实现互惠互利的目标。因此，在对接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双方认识到彼此的利益交汇之处，同时还要找到目标上的一致性。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基础，则可能缺乏“对接”的可能性。正如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言，“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也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正好跟这些国家的愿望契合，所以彼此共识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换言之，参与国对接“一带一路”的前提是，认识到“一带一路”能够给自身发展提供机遇，虽然也可能带来挑战，但是机遇总是大于挑战。
在对接的具体形式上，《愿景与行动》已经明确指出，“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对接的形式包括:（1）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区。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2）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3）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因此，在对接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可以是双边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或全球性的；可以是利用现有机制，也可以着手建立新的平台。“一带一路”对于对接的具体形式并没有任何确定性的要求，相反却是开放的。
在对接的具体内容上，从《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等协定的内容来看，对接的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它们的内容和作用分别是:（1）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证。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优先领域。沿线国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3）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4）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5）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寻求中印对接: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中印对接的必要性
南亚地处“一带一路”辐射的范围之间，地缘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其中，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位于中东和东亚之间的印度洋通道，是中国海上贸易运输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按照《愿景与行动》的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南亚分别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两条线路的区域范围之内。
南亚国家都处在印度洋范围之内，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看，印度洋的重要性也尤其值得关注。印度洋处在世界海洋体系的中心位置，连接着东亚、欧洲和非洲，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线及能源通道咽喉都聚集于此，印度洋航线占世界集装箱运输量的一半以上，石化产品运输的70%要从中东通过印度洋运往太平洋，途经世界主要石油运输线亚丁湾和阿曼湾以及主要咽喉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因此，不论是从中国的地缘大战略的角度，还是从建设“一带一路”的角度而言，都有必要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然而，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困难和变数仍然是印度。印度是中国周边国家中唯一没有对“一带一路”表示明确支持的国家。2014年2月10－12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7轮会谈上，国务委员杨洁篪邀请印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方代表、时任印度安全顾问梅农口头上接受了中方的邀请，并对海上丝绸之路做出积极评价。然而，到印度副总统安萨里5月参加北京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纪念活动时，中方曾向印方提出过，但是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安萨里回答:“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才能够全面地研究是否加入。”“依据中印友好合作的框架，中方的这一倡议必须透明，以免引发误会。”换言之，印度认为，中方的“一路”缺乏战略透明度，需要告知印度中国倡议包括什么、做什么、如何做?同样，当印度外交部部长在媒体问她“为什么印度不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时说，印度并不需要给中国的计划开个“空头支票”，并且补充说印度会与中国在利益汇合的地方进行合作。印度官方的立场仍旧是等待中方提供具体细节。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克巴鲁丁在面对媒体提问时也着力表明，不论是印度的“季风计划”还是“香料之路”都不是和中方的“一带一路”相对的，二者并非平行或互相取代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印度的官方态度是，对于“一带一路”并不进行明确态度的支持，但是也不希望印度自己的“季风计划”或“香料之路”被解读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需要。
印度的这一立场，有其内在的现实性，直接原因主要是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了巴控克什米尔。长期以来，中国对克什米尔的立场一直被印度视作检验中印巴三方关系的试金石。尽管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有过变化，但是自冷战结束后中方一直强调: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邻国和朋友，中国希望两国能够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有关问题。显然，这种表态并没有明显的立场倾向。但是，印度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的政策实质上是在支持巴基斯坦，不论是中巴喀喇昆仑公路经过巴控克什米尔、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进行的民用工程项目，还是中国过去对来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官员所采取的所谓“另纸签证”政策，都明确表明中国支持并固化了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控制。“一带一路”的建设更加坚定了印度的上述看法。因此，印度从这一“政治正确”的角度考虑，也不可能明确表示支持“一带一路”。
当然，印度不支持“一带一路”还有其他的说法，如所谓的“‘一带一路’不透明”“需要更多细节”“没有同印度先期协商”等。然而，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合作倡议可能在提出之初就提供完全的透明细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多的是表明一个合作号召，具体的合作内容和细节等都需要因时、因地与不同对象国磋商后才可以确定，而不可能是由中国先期就完全规划好了的。“要与印度先期协商”的理由也根本站不住脚，毕竟这并非只是中印之间的合作倡议，而是中国与全世界有意参与“一带一路”的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倡议。中印合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没有哪个大国的重大政策（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是需要同其他大国先期商定的，印度自己的外交政策也不曾事先与中国磋商过。就此而言，印度对“一带一路”不明确支持的态度事实上与中印战略互信的缺失紧密相关。
（二）中印对接的可能性
鉴于印度的这一态度，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可不必争取印度参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在印度洋站稳了脚跟，那么印度的参加是早晚的事情；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站不住脚，印度参不参加，就都无所谓了。但是，不论何种看法，没有人能否定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影响。南亚的地理结构使得印度成为整个次大陆的核心，而印度的整体经济实力占据了这一地区的80%以上，使得它在南亚所具有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的。但凡印度反对的事情，其他国家必须有所顾忌。另外，“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的周边经济架构，如果缺失庞大的印度市场的加入，无疑也是一大憾事。此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当前南亚很多国家政府都是亲印派主导，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而莫迪上台后的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政策将更可能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走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争取印度是必要的。
另外，也存在能够争取印度参加的可能，毕竟印度在事实上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一带一路”的门槛里了。因为印度已经加入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已经与中国、孟加拉国、缅甸共同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而且，在印度南亚邻国纷纷加入“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印度选择置身事外是有悖于其长远利益的。正如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曼汉兰博士所认为的，在南亚国家中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已经同意加入“一路”。深入理解印度邻国如何看待“一路”，并且认真考察中国是如何在这些国家推进“一路”的，有助于印度更好地做出决策。印度如果长期“特立独行”，也与其采取的地区政策明显相悖。
抛开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表态不谈，双方都有推进经贸合作的强烈需求。早在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时的演讲中就已经呼吁中印两大市场的互补对接，“中印两国的市场同为极具潜力的市场，总人口超过25亿人，如果每人换1部手机，全球IT制造商的订单就会爆满。两国产业的互补性也很强，印度在信息软件、生物制药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在机电轻纺、新兴产业等领域发展较快；印度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中印两大市场的对接可以产生“1+1＞2”的叠加效应，既有利于两国经济持续发展，也能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总结访问的成果时说，中印两国明确了两个潜力最大市场对接互补的新途径，探讨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事项，确定要开展产业园区和铁路等方面的大项目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动态平衡和经贸合作规模持续扩大。同时还探索了两个新兴经济体互联互通的新方式，特别是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强边境贸易，推动形成更大的市场和发展合力。换言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之前，中印就已经在谈论市场的对接了。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重新“定位”了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发展是中印两国最大的共同战略目标。中印两国的当务之急都是让本国人民生活得更舒心、更安心、更幸福。我们应该聚焦发展，分享经验，深化互利合作，努力实现两国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他同样明确地提到中印要实现发展的对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双方应该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我们要推动中国向西开放和印度“东向”政策实现对接，打造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最具牵引力的增长引擎。我们还要扩大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双方务实合作全面发展”。
关于中印对接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将它放在了整个亚洲繁荣振兴的背景下来讨论。他指出，“中印两国要成为地区驱动发展快车，带动地区各国共同发展。双方要努力凝聚地区合作共识，与相关国家一道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进程，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早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要做地区和平的稳定双锚，共同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与合作架构，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2015年5月莫迪总理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后，两国发展对接的共识进一步得到确认。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东亚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指出，中印发展战略契合。中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印度正在大力推进“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发展战略，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同印方共同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早期收获”，加强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拓展人文合作空间，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总而言之，中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启动了这一进程，并且正在寻求更深层次的对接。
四、实现中印对接的基础与内容
（一）中印对接的经济基础:印度的经济基础
冷战后，中印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是经贸合作的基础。同时，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梯性差异也很明显，因此就具备了对接的经济基础和利益基础。虽然两国政治互信不足导致中国对印投资还面临一定的政策限制和风险，但印度政府最近宣布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印度制造”计划，将可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从印度的经济情况看，2014年印度GDP达2.067万亿美元（见图1），居全球第8位，人均GDP为1631美元（见图2），仅排名第141位，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印度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受印度经济发展渐趋稳定和政府改革意图的影响，世界银行对印度今后的经济增长率持乐观态度，2015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7.5%，未来将可能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印度是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2013－2014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9.9%，农业及相关部门和工业分别占13.9%和26.2%。目前，服务业以9%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排名世界第2位，仅次于中国的10.9%。
印度是农业大国，耕地面积居亚洲第一。农业是印度的重要产业，一方面，它提供了54.6%的工作机会，有超过70%的农村家庭将农业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也为许多工业产品提供了重要原料。但印度绝非农业强国，人均耕地面积少、小农经济占优势、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制约着印度农业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04－2005年的19%下降到2013－2014年的13.9%，下降了5.1个百分点。
印度工业包括采矿、制造和电力等部门，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高。印度工业自2001年以来呈加速增长态势，但2008年受挫于金融危机。印度工业在经济总量中占相对低的比重，增长幅度不明显，对GDP的贡献不突出。因此，印度政府相当重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能将印度建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中心。
印度是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表现最好的国家。2013－2014年，印度服务业贡献了59%的GDP，增长速度达6.8%，是印度经济发展中最为强劲的部分。服务业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为国内提供了28.1%的就业机会。软件产业是印度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世界银行对计算机软件出口国家能力的调查评估显示，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印度现在是世界上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其软件产业约占世界软件开发市场份额的20%，并且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印度产业增长情况见图5。
（二）中印对接的现实基础:“印度制造”计划
近几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印度外包服务的增长已经减速。面向国内的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也很难脱离它所服务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维持高增速。印度一直难以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发挥作用，其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总是难以摆脱，另一方面印度制造业仅占该国GDP的15%。印度的现代服务业根本无法吸纳未来40年里每年新增的1300万名劳动力，并且传统的低附加值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低。制造业的落后、出口面临的不利局面以及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使印度迫切想要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制造业实力。
因此，2014年9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MakeinIndiaCampaign），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名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把印度打造成一个可以媲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
“印度制造”计划主要由新设立的国家级项目组成，目的是便利投资、促进创新、加强技术开发、保护知识产权并建立高水准的基础设施以提高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把以制造业为重要经济引擎的城市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型城市。目前主要由印度工商部工业政策和促进局负责开展这一计划，印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呈五边形的五条走廊来大力发展制造业。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计划，印度政府在2007年8月原则上批准了该计划。其他已具备概念的四条走廊是班加罗尔－孟买经济走廊、阿姆利则－加尔各答工业开发走廊、钦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和东海岸经济走廊。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计划涉及北方邦、哈里亚那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些邦贡献了全国GDP的43%以及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品和出口商品，并且拥有印度40%的工厂和工人。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将帮助减轻印度城市化压力并引导印度未来20－30年的经济发展。在未来的7到9年，该计划还将激发相关地区2倍的就业潜力、3倍的工业产出和4倍的出口。据印度商工部统计，截至2015年2月，“印度制造”计划已获得7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且与日本政府就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计划建立合作关系。
“印度制造”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较高的契合度。印度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中国需要迅速成长的印度市场来缓解产能过剩和减轻出口压力，而印度可以通过承接来自中国的一部分产业转移，使自己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内工业的飞速发展。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长期战略在以下几个领域值得重视。（1）矿业的开采与加工。印度共出产88种矿产，其中包括:4种能源型矿藏、10种金属类矿物、50种非金属类矿物和24种次级矿物。（2）交通与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与升级，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普通铁路和高铁、油气输送管道等的开发建设、升级改造与维护保养等。（3）汽车产业。印度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主要包括汽车和拖拉机的制造及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电动汽车的市场前景也非常可观。（4）新能源开发。包括对水力发电站的开发、建设风力发电机组、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以及生物能源（如乙醇汽油）的开发。（5）航运与造船产业。包括港口的建设、改造与升级，船台与船坞的建造和技术升级，民用运输船舶、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设备的制造与维修，船员、航运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海事服务业的开发等。（5）旅游业的开发。包括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
（三）中印对接的主要内容
自印度总理莫迪于2014年9月25日提出“印度制造”计划以来，印度国内各领域多个项目涌现，包括印度的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能源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和造船工业等，这也就意味着是中印经贸对接的机遇和重点。
一是自然资源的投资。印度资源丰富，有近100种矿藏。云母产量居世界第1位，煤和重晶石产量均居世界第3位。印度的矿产潜力巨大，并能够保证长达20－30年的矿业租赁权，其在今后15年对各种金属和矿产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此外，印度能源和水泥产业的发展促进了金属和矿业迅速发展，其地理位置也有利于出口。印度铝矿的基础储量居世界第6位，铁矿的基础储量居世界第5位，分别占全世界产量的5%和8%。
在油气方面，印度有15个含油气盆地，常规油气资源量为281亿吨油当量，其中已发现111亿吨油当量，待发现170亿吨油当量，待发现油气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60%。已发现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海上的孟买高盆地，东部孟加拉湾海上的安得拉邦、古吉拉特邦、奥里萨邦和阿萨姆等地，其中7个盆地有油气生产活动。
二是在印度的经济特区与工业园区投资。目前印度共有202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分布在北方邦、中央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印度的经济特区政策尚处于初期阶段，大部分拟建的经济特区面积都很小。近年来建立的多个工业园大多荒废。主要原因包括工业园本身以及配套设施建设都难以满足外商投资需要，其土地法很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征地非常困难，劳工政策对于大型企业来说非常苛刻。
三是造船工业。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沿岸的大国，其海岸线长约7500千米，具有发展造船工业的良好天然条件。印度造船业在2002～2007年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造船业整体营业额增长了259%，跻身全球主要船舶出口国家行列。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印度造船业开始走下坡路，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印度政府政策缺位，印度船企在税收和融资方面得不到来自政府的特殊支持；二是造船企业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即便如此，印度造船业的发展也有其优势，主要包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较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国内工业可以提供造船所需的原材料，以及约7500千米的海岸线。
印度总理莫迪十分重视印度造船业的发展，认为印度造船业对于印度是重中之重，表示欢迎外国投资印度造船业。作为“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印度的船舶设计能力、造船和船舶修理能力将会得到改进和发展。印度发展造船工业的总体方针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企业的实力和印度官方的支持表明中国在印投资造船业的可行性。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支持造船业发展的规划:（1）财政部将设立规模约1000亿卢比（约合1500万美元）造船业振兴基金，同时也用于为本国造船厂提供低利率贷款；（2）将造船厂所属的地区升级为经济特区（SEZ），提供财政扶持项目；（3）印度政府与印度造船协会（SAI）商议成立造船业发展基金事宜。印度政府计划吸引国外金融机构投资该基金，总金额高达167亿美元。同时，印度各邦政府也提出了一些造船项目，如，古吉拉特邦的海洋造船工业园。古邦沿1600千米的海岸线建造了100个海洋船舶工业园，预计到2020年将创造300亿美元的收入。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印度的“十二五”计划委员会已经计划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万亿美元，其中印度的公路和桥梁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在2017年接近192亿美元，总的公路和桥梁基础设施预计在2012－2017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7.4%。在印度政府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有20%用于发展国道等基础设施。在铁路方面，“十二五”计划委员会已经批准了共计956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加之私营部门加入这一领域，预计到2020年国内地铁网络的投资将会达到420亿美元。印度民航工业也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据估计，印度2020年将会成为世界第三大民航市场，2030年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市场。印度计划委员会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计划在港口领域投资180626亿卢比（约合300.5亿美元）。印度目前拥有13个主要的港口，大约有95%的贸易量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莫迪上台后计划在5年任期内让全国家家户户都“至少亮起一盏灯”，主要集中于火电、水电和太阳能等。印度国内油气管网主要分布于西北和东北部。印度政府计划在2017年之前再增加1.80万千米天然气管线，并规划建设多条跨国天然气管线，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线等。
（四）中印对接的风险与挑战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印度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即在多数部门领域，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自动路径的投资上限为100%。印度政府还推出了网上环境审批制度，加快项目审批，提高透明度。在一些鼓励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具有出口潜力的项目、能大量雇用劳动力的项目等），印度政府给予投资者相应关税和税收的优惠政策。经济特区也针对印度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公司成立后头5年100%免征出口收益所得税，之后5年免除50%的出口收益所得税以及50%再投资后的出口收益所得税；对不超过5亿美元的外部商业借款不设限；免除中央营业税、替代最小赋税和服务税。
为了促进偏远、交通不便地区实现工业化，中央政府制定了主要针对印度东北地区八邦的《2007年东北工业投资促进政策》。根据财政部下属税务局规定的附加值规范，该政策为投资上述地区的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包括资本投资补贴、利息补贴、保险报销、免除100%的所得税和消费税等。
与此同时，同样要认识到在印度投资的风险与挑战。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和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方承诺对印投资，印方承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并给予中方更多投资优惠条件。但是，中方在印度仍然存在各种潜在的投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印度针对中国投资方面限制颇多；印度国内腐败严重，审批程序繁杂；印度国内立法名目繁多，阻碍外商投资进入印度市场；基础设施条件差等等。
由于中印两国缺乏政治互信，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限制颇多。《2000年外汇管理（在印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或其他商业机构）规则》第四条规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中国六国居民如在印设立任何商业机构，必须首先获得印度储备银行预先许可。再如签证问题，很多国家公民受限无法申请印度长期签证和工作签证，签证延期也必须返回本国办理，严重阻碍了对印度的投资。
在印度的投资风险还包括印度国内官员腐败猖獗，寻租现象比比皆是，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被公认为印度政府的两大痼疾。外国公司在印度申请注册公司或申请项目审批，常常是半年多没有回音。印度法律体系虽较完善，但执行情况不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投资或合作争端非常繁琐，许多纠纷长期悬而未决。
此外，印度国内各种法律名目繁多，对外商投资有诸多限制。2013年印度新土地法案规定，征地方必须向农村、城市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分别支付最高达土地市价4倍、2倍的价格，且当公私合营项目、私营企业进行征地时，必须事先分别取得70%和80%的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劳动法规规定严格、内容复杂，《1947年产业争议法》要求雇用1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在裁员或停业之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此外，印度针对外商投资的税种繁多，税率波动较大。虽然莫迪政府提出一系列改革计划，但遭到了印度国内民众和反对党的反对，改革进程步履维艰。
除了以上投资风险之外，印度基础设施落后，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领域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且效率低下。与此同时，印度能源也严重短缺，尤其是石油和电力。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外国投资的成本，中国企业在做出投资时应规避此类风险。
总而言之，印度的经济基础和莫迪政府当前的“印度制造”给中印经济对接提供了契机，本文着重讨论了几个可能的对接领域。事实上，中印的经济合作内容和范围都要广泛得多。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时，中方承诺采取措施应对贸易不平衡问题，包括开展药品监管（含注册）合作，加强中方企业和印方信息产业的关系、完成农产品植物检疫磋商。而印方则欢迎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参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两国企业间的工程承包合作。同时，双方还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合作，包括重载运输和车站发展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2014年以来，双方在产业园区建设领域开展了合作，中国已经在印度设立了两个产业园区，这样就为中国企业在印度提供了集群式发展的平台。同时，双方商议加强两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两国经贸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印度作为首批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人员往来方面，印度也在签证政策上做了很大的调整，便利了在印度进行商务考察和旅行的签证申请。同时，为促进跨边境的贸易、人员往来和互联互通，中方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自治区神山圣湖朝圣提供了更多便利。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