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天则所特殊的安排，双周会议的时间应该是17号，提早为了跟我的行程搭配，非常感谢。离开天则20多年，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一直没有什么成绩回来汇报，这是实话。今天借这本书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希望能够听到各位老师的批评。
回想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聚在一块，1993年搞起天则所，当时很多人已经在搞新制度经济学，现在回想，学术的底子就是从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当时大家研究新制度有非常共同的感受，我本人一是非常兴奋，同时也有一点悲哀，兴奋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工具，新制度突破了古典西化的东西，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化的东西又不太一样，所以新制度这个工具给我们带来兴奋。悲哀在什么地方呢？好象所有的真理都让它说完了，我们只能拿它当工具来运用，我们作为学者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在新制度的基础上搞出一点自己的创新，那就有一点悲哀。这个过程当然非常艰苦，经过二三十年的学习，大家都知道的科斯、诺斯、张五常、奥尔森、布坎南，从这些大家里头能不能吸收消化后再往前走一步。这是我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个思考。
今天有这么一个成果，大家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政治崩溃的逻辑”。这个书出版的时候不可能用这个名字，报上去出版署就给否掉了，结果用的是《持续执政的逻辑》，一正一反，意思一样。这个逻辑其实是模仿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讲的就是，不管喜欢不喜欢，集体行动的规律存在。新制度里有很多逻辑，布坎南的公共选择逻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卡普兰的集体信仰逻辑、梅斯奎塔的政治忠诚逻辑、诺斯的开放机会逻辑、阿塞莫格鲁的包容体制逻辑。这些逻辑里，还没有一个专门讲政治崩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这本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这个书当然是结合中国来讲，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讲，突破它的机会在什么地方？会落在哪个点上？经过长期的思考，我的感觉跟盛洪一样，强烈的感受就是文化，中美文化的区别。研究新制度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漏掉的那块恰恰就是文化，倒不是说西方研究没有文化这一块，其实诺斯1990年的那个框架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就已经涉及到文化了。这块的抽象理论非常完整，但是到了诺斯2009年的新著里头，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逻辑出现了比较重大的缺陷。2009年诺斯这个书当然也非常流行，就是《暴力与社会秩序》，他试图把90年代那个一般的框架落实到实质性的理论，从形式性的理论走到一个实质性的理论，这个过程中，文化分析的缺陷就出来了。尽管1990年那本书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解释文化的框架，但是落实到实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制度的也好，古典综合的也好，就会在文化这一块落下逻辑上的不完美。
问题在文化，机会在中国。我们的机会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缺陷，作为中国人碰巧有这么一个机会，中国过去30年碰巧是经济上升的时期，我们的机会就在于怎么样用中国的文化来丰满、丰富新制度经济学，看看突破点能不能找到。经过思考之后，这个突破点我是从政治崩溃这个角度来谈。在海外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崩溃，中国分裂（台湾分裂问题），然后是中国威胁。这四个问题谈的比较多，我感觉崩溃论是最核心的点，这个点如果不能谈清楚，崛起就根本无从谈起。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般性的理论恰巧没有这么一本专著，我们案例分析的非常多，哪个国家分裂，哪个国家崩溃，古罗马的崩溃甚至出现200多种解释，包括我们历朝历代怎么崩溃的研究，清末的崩溃、明朝的崩溃、秦始皇的崩溃，崩溃论的个案分析非常多，但是一般性的理论找不到。
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到，整个理论框架要实现的两个任务，一个是确立一个核心的逻辑，像奥尔森那样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提出一个政治崩溃的逻辑，它附带的还要解释一下中国和英国的宪政史、中国的王朝史。这是一个双重任务，一方面确立一个一般理论，另一方面对整个中国史进行一种解释。
创新非常难，现在所谓的创新不可能完全拿出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前人基础上往前推一步，然后做一个不同的组合。总的理论涉及两块，一块就是政权的崩溃，另外就是政体的崩溃。政权制度怎么演变，从君主制到独裁制，到一党制，到宪政制。具体有五大块，政权主体论、统治商数论、限政商数论、政治博弈情景论、制度文化挑战论。就是在已有的新制度的基础上往前推一点点，就是先确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理论，这是第一步。国家政权理论在过去几千年里沿用的是亚里士多德、列宁、韦伯的国家理论，这些理论在我的框架里不能解释很多现象。我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一步，把国家定义搞清楚。根据韦伯的理论，一般说法就是垄断、暴力垄断，他是一个暴力垄断的集权组织，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到列宁都是这条线，甚至到后来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包括巴泽尔、张五常的国家理论，基本上就是集权组织，用集权组织定义国家。但是，我的政权主体论强调，国家政权是一个双组织的结构，是一个主权组织所控制的集权组织，这是没有人提到的概念。国家是什么？政权是什么？它是一个由主权组织控制的集权组织，国家的崩溃一定要在这个新的国家理论基础上理解。要点就是国家是一个主权组织所控制的集权组织，换句话说这里面是两层，第一层是政道，第二个层是治道，科层、官僚是治道，以前的国家理论，韦伯特别明显，着重的地方是官僚、集权机构。主权组织突出之后，国家实际上是由家族、教会、政党，甚至一开始共和的时候由所谓的贵族共和的那种主权组织来控制的集权组织。政治崩溃的规律不是国家管理崩溃的规律，不是治道的规律，而是政道的规律，是主权组织层次含义的规律。
传统的理论，经过考察会发现有八个理论讲国家崩溃，这八个理论都不是一般原因的分析，都是个案或局部分析，残暴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外侵崩溃论、扩张崩溃论、经济崩溃论、系统崩溃论、松动崩溃论，这八大理论都不是一般性理论，在解释国家政权崩溃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的毛病，不能解释普遍的现象。
举一个例子，残暴崩溃论非常流行，一个《过秦论》把秦朝的崩溃讲的非常清楚，秦因为残暴所以崩溃。这个理论不是一个通则的理论，因为不残暴也同样会崩溃，一般性理论一定要解决充分和必要两个问题，有之则必然，无之则必不然，残暴崩溃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非常残暴，但是秦朝的崩溃不是在秦始皇发生，秦二世发生了崩溃。到了秦王子婴，子婴本人不残暴，但是延续了秦二世的情况。从这三个人的情况可以发现，残暴并不是通例。更典型的案例是斯大林，非常残暴，但是他并没有崩溃。这个跟我们仁政愿望的传统是结合在一起。这个理论错误不在于它不能解释历史，而在于它有一种价值理性包含在里头，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要说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要说的是给统治者的一种警示，你不能残暴，你残暴就要崩溃，它起到一种威胁的作用，它是一种政治愿望，它是一种政治哲学，不是一种历史哲学。我们要讲奥尔森那样的所谓的规律，集体行动的规律，所谓的政治崩溃的规律，一定要从历史哲学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学角度分析。这是残暴崩溃论的一个例子。
更流行的当然是腐败崩溃论，电影《建国大业》提到一句话：反腐要亡党，不反腐亡国。腐败崩溃论似乎是很容易理解的理论，但是在我的框架里面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不是历史哲学。大家考虑一下，我们党中央也非常强调反腐，作为战略高度，也在谈这个问题，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党中央在强调反腐，在强调腐败可能导致崩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反腐的决心，并不是说腐败真能导致崩溃。朱元璋时期腐败非常严重，在他的严厉的惩治下，腐败没有好转，但明朝还能够延续。人民群众说反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担忧，你不反腐就要不行了。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在表达一种愤慨，这么腐败怎么行呢？所以腐败崩溃论不是历史哲学，它依然是政治愿望。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经济崩溃论，也比较流行。美国的章家敦，这些年来持续执着地预测中国崩溃，2001年说2008年崩溃，然后2008年说2010年肯定崩溃，2010年说2012年肯定崩溃，他每年都预测。这是经济崩溃论右的理论案例，左的方面也有，从恩格斯到斯大林，一个理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一些人就用这个理论做根据，说苏联崩溃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后崩溃。这个理论当然经不住考验，这样一个理论会碰到的问题，包括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大小，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企图来解决这个困境。大家经常发现反作用力大，特别是中国改革非常清晰，就是邓小平的一句话、一个思想、一个方案，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戈尔巴乔夫也是上层建筑在决定苏联的经济基础。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显示了一个严重的毛病，这个理论不是不正确，而是太正确了，结果等于取消了理论，历史可不都是合力的作用吗？这就是废话了。因为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是要抓主动力和次动力，你说所有合力决定历史，那等于什么都没说。这就是系统决定论、系统崩溃论，金观涛的理论严重缺陷的地方，这么一个理论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不能解释现实。马克思讲经济基础的终极决定作用，但他并不是在说经济基础决定一切。
关于崩溃论的理论案例，最后简单提一下最近中国流行的，比腐败崩溃论还要流行的理论，就是松动崩溃论。松动崩溃论是因王岐山先生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结果兴起研究热潮。这本书里面一个主要的命题就是，崩溃掉的王朝往往比上一个王朝还要好，还要开明。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当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个话明显是冲着现实来的。大家对松动崩溃论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体验，因为例子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苏联的崩溃，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松动。清末的崩溃当然是慈禧后来改变了镇压戊戌变法的做法，松动之后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完全崩溃。这个理论非常有说服力，但是非常不幸，在我这个体系，它仅仅是一个特例，因为不松动也会崩溃。当我们讲腐败、无能的时候，腐败其实不是要点，无能才是要点。当我们讲松动崩溃的时候，实际上松动不是崩溃的要害，无能才是导致崩溃的要害。
通过这些理论的分析，就把整个分析引到新的角度了。这个角度就是从统治成本转向统治能力的角度，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考察所有现有理论，会发现讲崩溃一定是讲统治成本，一定是讲人民群众不满、知识分子不满、精英不满、外侵、内讧，所有东西都是成本。农耕社会跟信息社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互联网科技这么发达，改变的是什么东西？改变的是统治成本，群众的不满上升，集体行动的成本下降了，反对者的成本下降了，就意味着统治者的成本提高了。这个思路还是统治成本的思路。
新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转变传统的思路，把它完全转变到统治能力上来，统治能力的要害在于持续统治能力，在于统治能力的可持续性。持续统治能力的要害在于这个统治能力是由什么不断再生产出来，这就回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我发现，统治能力的可持续性完全是由制度所决定的，换句话说，统治能力的持续是由政权制度所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这么一种能力。拿它来分析王朝史，我们会看得清清楚楚。
要强调的就是政权制度里有两个比较具体的制度决定着统治能力，第一就是任期制度，是终身制还是限任制。第二是继承制度，我们以前搞的嫡长子继承，现在到底是家族继承、混合继承、独裁继承，还是一党的党内继承、轮流做庄的多党继承。制度在两个点上决定了统治能力的波动和持续。
分析中国的王朝史就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不断的波动，周期性的波动，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拿这两个制度分析，第一，终身制会导致一系列的政权效应，书里面归纳了十多个，时间关系只能简单提一下。皇帝的纵欲无度、任性自满、夜长梦多、利益和权力的亲近、利益压倒能力、晚节不保、忠诚递减、亲善镇服代际衰减、幼君丧权、刘阿斗效应、无能诱发背叛、统治责任隔代衰减、帝王神圣化反差等等。王朝为什么不断崩溃，就在于只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该发生的效应一定会发生，是这么一个逻辑。最近福山写了两本非常大的著作，其中分析中国历史，他强调的一个命题就是坏皇帝导致中国政权崩溃，提出坏皇帝崩溃论。但是在我这个框架里，我认为坏皇帝这个现象不能解释，他整个分析在我看来是一种伪实证主义分析，不是真正实证分析，他是先有规范之后返回去分析，拿一个现代规范回去分析历史。这样案例在历史学界非常多，包括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他强调数目字管理，说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数目字管理。都是拿现在的规范回去分析历史，是缺项分析，是拿以前历史上缺的一个东西来分析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分析是一种伪实证分析，而不是真实证的分析。这是顺便提到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好皇帝也不行，坏皇帝也不行，强皇帝不行，弱皇帝也不行。弱皇帝当然是刘阿斗效应就出来了，强皇帝行不行呢？也不行，康熙、乾隆、慈禧（摄政）可能很强，但是你的任性或者继承的安排可能掉链子。包括唐太宗，非常强的一个皇帝，实际上他是把自己搞死的一个皇帝，通过吃仙丹，跟秦始皇一样的情况。这个制度非常奇怪，强也不行，弱也不行，就是因为终身制，它有一系列的效应包含在制度里头，导致了不可能持续的强，这才是要命的。
我们回到统治能力的核心概念，不是统治能力强弱的问题，你强也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持续强才行，而持续强还不行，你必须有制度保证这个持续强能持续才行。终身制和家族继承制，这两个核心制度恰恰不能保证这么一个安排延续下去。中国封建王朝，封建不是特别准确，就是皇权王朝，这个王朝跟英国的王朝为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大家会发现英国历史也有王朝的更迭，但是他的更迭不是中国的改名换姓，不是一个人一呼“宁有种乎？”就改朝换代了。英国接近日本，他的更迭是因为女系继承改名了，或者夺权，它也有血腥暴力夺权，但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永远是世袭的规则压倒暴力规则。这个地方突出三个文化的区别，中国非常清晰是一种君威崇拜，日本是天皇崇拜，天皇是那个具体的人、君主，跟中国的君威正好不一样。英国是君位崇拜，这个位置我们崇拜，但是英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君主我们可以杀掉。当时宣判死刑，提出我们尊重的是这个王位，不是你这个人，这非常奇特，英国人强调一个抽象概念“位”，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强调的是具体的人和权。在日本杀掉天皇根本不可思议，他崇拜的是这个人，甚至天皇有战争罪行，你都不能否定他。君主的崇拜，天皇的崇拜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这样的区别就导致了王朝轮回完全不一样。
当然，还要考虑信仰问题，因为王朝同样崩溃，为什么会循环，不会出来一个新的制度？英国为什么会演变出一个君主立宪的制度？这就是整个政治崩溃的逻辑第二点要解释的，就是政体的崩溃和更新又是怎么一个道理？书里面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解释了英国历史的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到几点：第一点，就是它宗教的地位跟中国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先有罗马的基督教，国王接受这个宗教，然后又摆脱罗马教会，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的宗教有一种先入的社会性基础。中国的宗教恰好相反，我们的天命宗教、天命崇拜，我们所谓家族的、先王的祖宗崇拜，是一种天命转化为暴力权威的崇拜，跟政治高度一体。这种宗教，天命宗教不是社会性的宗教，中国社会性的宗教是一种多元化的，不是一神论的宗教，可以信道教、佛教，它是多元化的，如来佛、观音，甚至关羽都可以进入社会宗教领域。但是政治宗教一定是一元化的，而且政治一元化的宗教在西周时期已经确立，在商周变革过程中已经完成。底子和英国的底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点加上第二点，就是对暴力规则和世袭规则不同的尊重程度，导致了中英道路的区别。英国的情况非常清楚，也有暴力，但是暴力改朝之后，这个人一定是王族的，不能是陈胜吴广起来，宁有种乎？明年皇帝就到我家了，这个情况在英国没有出现。瑞典王朝企图灭掉英国王朝，但是没有成功，英国王朝世袭一直持续下来。这样的世袭意味着什么？就是他的世袭规则一直在压倒暴力规则，并不是说英国王朝史没有暴力，有，非常多，但是你这个人如果不是王族，你根本没戏。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情况是暴力规则在皇权继承过程中一直压倒世袭。王朝内部，暴力规则也起作用，但是世袭规则还可以延续。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不行了，暴力规则起作用了。这就是君威崇拜和英国的君位崇拜的不同，跟日本君主崇拜的不同。这样一个崇拜的不同，有他制度文化的必然性。第三就是它的议会传统，这三点导致英国历史演变是制度文化决定的历史演变，他的君主立宪制是因为国王必须世袭，克伦威尔在大革命之后已经掌权了，当时议会说你干脆当国王吧，克伦威尔说不干，为什么呢？它的议会强大，它的议会传统非常强大，一旦你当上了君主，议会的财政审批权要不断制约君主，还不如当元首算了。袁世凯的情况不一样。机会来了我就当君主、当皇帝，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英国的历史沿着这三条路线，制度文化的这三个规则，皇帝必须遵从国会的话，国王必须遵从国会的话，终于有一天，当国会碰到一个弱的国王的时候，这样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发生变革。这个历史的偶然性集中到了1642-1651年内战时期，它的偶然性表达了必然性。日本的例子也是这样的，天皇是虚位的权力，他是一种有限的权力，但可以被倒幕派利用。明治维新之后，碰到了明治天皇这个强人，导致它的君主立宪有可能模仿英国而成功。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情况是君威。光绪，到了最后是宣统，很多人都期望能搞成君主立宪，向日本学习，向英国学习。
为什么不可能？这就是近代史最严重的一个悖论，我把它总结概括为所谓梁启超悖论，或者梁启超困境。这个困境非常严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梁启超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他的感受，但是他最大困惑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君主立宪不行，而民国开始之后民主立宪居然也不行？这非常困惑，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过一种解释。我看秦晖的《走出帝制》好象没有给出解释，其他历史学家的分析我接触不多，但是据我了解好象没有这么一个解释。按照我的理论体系，我发现问题就出在君威传统，这个君威传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单一权威的传统，单一权威的信仰，单一权威的崇拜。这个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搞君主立宪，而在于你这个皇帝，如果弱，你就连政权都保不住。换句话说，在君威崇拜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它的逻辑一定是，皇帝强则不容立宪，连实君立宪都不容，这就是戊戌变法大家看到的情况，我慈禧在，非常强，你康有为搞什么立宪？其实康有为当年成立国会的想法都被按下去，根本不是立宪，只是搞一个小班子，搞一个用现在的话讲是变法领导小组这么一个机构，都不行，被压下去了。所以，在君威崇拜之下，立宪逻辑一定是，君强则不容实君立宪。松动变化之后，宣统之后，你发现他想改了，但来不及了，君威的逻辑一定是，君弱则虚君立宪都不保。隆裕太后已经答应袁世凯了，大家对这个历史都很熟悉，答应你搞虚君立宪，不行了，你君威已经不存在了，载沣摄政王的权威、宣统的权威已经没了。君弱则虚君立宪不保，这时候搞虚君立宪来不及了。这个逻辑导致整个清末不仅是体制面临着不可能通过君主立宪来转换的问题，而且是这个政权要崩溃的问题。
通过这样一个解释，第二步就是解释我们民初的民主宪政为什么也行不通，这是解释梁启超困境的第二步。民初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袁世凯上来之后，他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还是老问题，不是说你搞民主宪政，制度建立之后就能解决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当代我们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民主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它不是一个制度建立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制度运行的问题，你可以一夜之间就改变一个制度，但是制度的运行就是诺斯的那个话，它一定是非正式规则的运行，民主的运行一定是文化的运行，文化的运行如果没有权威在，在中国文化的特殊情景下没有权威镇住局面，就是运行不了。为什么呢？这就要回到民主理论里，民主本身存在什么缺陷？在我这个书里提出一个所谓的民主公地悲剧理论，用公地悲剧的概念，把对象从一般的土地或者商品转化为政权。我说到理论创新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在某些理论关键环节往前推一步，这一步我发现，如果根据公地悲剧这个概念，把内容从土地和商品换成政权，这个民主政权实际上是从私有政权变成公有政权，当它变成公有政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公地悲剧，这个悲剧的含义就是这个政权是没有主的（尽管有特定范围的主权），用张五常的话来讲，它就会产生一种租值耗散的现象。逻辑非常清楚。
还有第二个更加严重的，就是民主靠的是法治，最大缺陷在于它对法治的要求太高，以至于你没有那样的文化传统，你就是伊拉克，你就是索马里，你就是海地，你就是好一点的泰国。民国的情况正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袁世凯一个个人权威在1914年已经建立起来了，他返回到君主立宪，已经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个人权威的问题了。当时他个人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个人权威已经流失，能力流失，他的权威无法镇住局面，包括北洋派系他都无法控制住。这样的情况再加上民主内部的逻辑，高法治的要求，公地悲剧，所以这个逻辑就导致民国悲剧出现。这样一套历史分析，落脚点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崩溃论，一切历史研究落脚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的一种思考。整个书的野心也就在于它企图建立一个一般的理论，然后来分析历史，把两个任务都一次性完成，建立一个逻辑，用这个逻辑来分析历史，确立一种一般的理论，看看这个一般的理论能不能站得住。现实的意义当然在于分析中国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前面我提到章家敦，去年沈大伟也出现了，沈大伟在美国是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对中共的态度一直是“知华派”，他就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研究中共历史和现实动态的情况，去年初，他突然讲中共的末期开始了，说了这么一个非常重的话。当然一下子舆论就哗然，这个理论有所谓的“沈五点”，沈大伟提出五点，我看了以后真是觉得非常遗憾，作为一个学者分析中国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中共会不会崩溃这个事情你拿不出一个理论，你只是罗列五个现象就说中共末期开始了，这非常不严肃。我们研究过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我们掌握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看别人一定是从理论入手，去分析一个学者的学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你研究中国崩溃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你居然拿不出一套理论，你通过罗列五个现象，移民了，意识形态对立了，经济不行了，腐败了，党内涣散了，这样五个现象你就讲中国崩溃了。
他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这些现象去年存在，前年存在，为什么去年、前年没崩溃，明年、后年就会崩溃？是同样的现象。解释不通。第二，他提出一条，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导致了中共可能崩溃。他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加剧，这是他第二条原因。我们本来就是想知道这个对立怎么样导致共产主义或者公共政权崩溃，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对立加剧就会崩溃，等于同意反复，我现在问你原因，你把现象又罗列一遍。这是在亵渎我们的智商，完全是不讲理，没有逻辑。最严重的一点，罗列现象意味着你整个分析没有一个核心的逻辑，我们研究奥尔森的理论，研究诺斯的逻辑，研究布坎南的理论，这些大家都有一个核心逻辑，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的逻辑，诺斯有一个一系列的所谓制度变迁的逻辑，都是有逻辑能讲。诺斯甚至一定程度上都比汤恩比的历史逻辑深入，深入到具体行为逻辑来分析一个文明、一个制度、一个经济怎么演变。我们研究了这么一些制度的理论之后，你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随便说中国崩溃，那是要出问题的。
我们分析中国历史，中国政治模式演变大概有六个模式。第一就是秦始皇模式，按照两个核心点，一个是终身专权，一个是家族继承，是家国型的形态；袁世凯创出了新的形态，他当然也是终身专权，但是已经不是家族继承了，因为袁克定没有跟上来，后来北洋系的继承已经是完全混合继承的体系，是一种独裁型的继承。到蒋介石又回去了，他终身专权，依然是一种家族继承，但是他有了一个列宁党的模式，所以我们叫家党型的模式，这个又不一样了。到了毛泽东，他依然是终身专权，由于毛岸英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出来一个一党继承，就突破了蒋介石的情况，所以是一党继承。到了邓小平突破了终身制，叫做限任专权、一党继承，这是新兴的中国模式的形态，我把邓小平模式定义成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大家非常了解，一般人定义中国模式一定是一种经济模式的定义，但是在我看来，经济模式一定不是中国模式要害的地方，政治模式才是中国模式要害的地方。而政治模式的核心点就是限任一党制。台湾模式是限任分权，多党继承。
现在要说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会不会按照中国崩溃论的预想，在中短期内崩溃？因为所有的中国崩溃论讲的都是中短期政权就崩溃，一定崩溃。核心点在什么地方呢？对比邓小平模式和秦始皇模式，终身专权变成了限任专权，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我们不从政治哲学角度说好坏，好坏是个人价值判断，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哲学的冷冰冰的冷酷实证角度分析这样一个转化，就会发现终身专权到限任专权，解决了一个皇帝任意性的一系列的效应，解决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的问题。回想一下王朝史，强皇帝、弱皇帝都不行，都可能出现毛病，现在限任制之后，就是死了换人变成两届换人，中国模式是这样一个体系。一党继承和家族继承的关系也是重大的制度突破。同样我们不要考虑好坏，如果从民主的角度，你当然说他一党独裁，这个价值判断在历史分析里面暂时把它抛弃，第二步再想。第一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制度到底克服了什么毛病？在家族制底下会出现的那一系列的后继无人、后继乏人的状态，在一党制下突破了，为什么？因为家族制有基因悲剧，因为治国能力是一个由上帝决定的社会分散化的现象，不是集中在一个家族的现象。一个家族一定会出现那种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在最好的情况下，你可以维系300年，唐、宋、明、清，西汉东汉加起来就是400年左右。他无法解决基因库扩张和吸纳的问题，中共体制通过开放党员的途径，把整个基因库扩大化了，吸纳人才，他有这么一个吸纳机制摆在那。王朝史下所谓的科举制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政权主权组织的问题，解决的是官僚治理、国家治理这个层次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的国家理论下，就会发现科举制解决的是治道的问题，不解决政道的问题。从家族制转变到一党制解决的是政道的问题，政权的崩溃不是一个官僚组织崩溃的问题，而是一个主权组织，你这个家族的CEO变了，用吴思的《潜规则》理论，家族就是一个公司，就是一个CEO，一帮人打出来的天下，这跟美国完全相反，英美体制传统是先有国后有党，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他有一个主权组织，不管是黑道、是家族，是什么东西，他有这么一个集团来打天下，然后统治整个国家，是逆过来的体制。这样一个新体制解决了终身制的所有弊病。在任期制、继承制这两个制度都获得了重大突破的时候，旧体制尚且能够存活300年左右，你告诉我中国模式三年、三十年就崩溃了，你的理论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逻辑在什么地方？沈大伟的说服力在哪里？我们要提出这个质问。
这就是这本书一个辅助性的结论，这个书的重点不在于反驳中国崩溃论，它的野心更大的就是能不能把政治崩溃的逻辑作为一个一般理论确立，然后解释中国王朝史，中国的政治周期，到了近代为什么立宪不行，君主立宪不行，民主立宪也不行。然后还顺便解释英国的宪政史。但核心是政治崩溃问题。
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台湾你怎么解释？你说中国搞不出民主，台湾怎么搞成了宪政民主？其实在这个体系里非常好解释，这是基因悲剧，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再到蒋孝武掉链子了。家族终身制，只要给他时间，该出现的问题早晚会出现。有人说你怎么解释北朝鲜，我说现在是金三，到金四、金五，早晚会崩溃的。北朝鲜模式和中国模式完全不一样，在我这个体系里面分析，你就会发现非常大的不一样。朝鲜完全可能断裂，蒋经国到蒋孝武就是断裂，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江南事件就导致蒋孝武的垮台？这不是偶然的。家族传承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弱的情况，就会出问题。因为台湾的处境非常独特，在大陆跟美国夹击下，这个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夹缝的民主。民主从专制崩溃到确立是有一系列条件的，家族的基因掉了以后能实现民主，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有民主的巩固，很多研究发现，民主的巩固往往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政治势力的均衡，需要各个党派的均衡，美国13州，英国是国王、教会和议会力量均衡。但是在中国暴力权威文化下，我们发现政治势力均衡不是导致新制度的产生，而是导致内战，政治势力均衡就是三国、就是五代十国、就是南北朝，一系列混乱就出现了。换句话说民主要求的条件太严酷，不可能脱离文化去谈制度运行。台湾民主的巩固恰恰因为他有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压力。这个逻辑用在韩国身上也成立，日本情况也类似，当年西德的情况其实也类似。美国驻军坚定不移实行立宪，南朝鲜、台湾都是这么一个类似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博弈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把博弈情景论这个理论讲出来，比较复杂一些。
台湾这个事情做一个归纳，立宪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制度的确立，也不是一个信仰系统的转化问题。台湾和南朝鲜根本不需要先信基督教然后才能搞民主，这样的逻辑讲不通。民主确立不是素质、信仰的转变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博弈情景决定了它往前走。我的发言就到这里，下面可能有一些批评、问题和补充，我再展开一些细节的分析。
主持人：
绍伟把这本书大致内容作了介绍，他建立的理论体系有三根支柱，一是政权主体和它的主导性；一是执政能力或者统治能力以及它的可持续性；第三就是制度文化特性及其稳固性。用这个理论体系解释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政治制度为什么崩溃，解释了王朝的崩溃，解释了近代中国清末和民国立宪不成功，比较了英国立宪为什么成功。但是，为什么限任一党制是新的模式，没有完全讲出来。书里面讲我们现在这个模式，可以持续三百年，这个说法，用你的理论能不能推出来？政权崩溃和政治制度崩溃，虽然有联系，但是还不完全一样，讲到台湾的问题，实际上台湾是没有政权的崩溃，而是政治制度的变化。所以有些问题我觉得还值得讨论，这个框架可以说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确实能够解释这么多的东西，而且提出很多理论，有很多自己创造的概念。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值得读的。
还是先请我们的评议人做评论。第一个评议的是雷颐教授。
雷颐：
非常感谢方教授精彩的演讲，也感谢诸位。我听了之后很受启发，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他说中国的立宪就是君威，皇帝强的时候不愿意实君立宪，但是弱的时候想虚君立宪，其他势力不同意，让你完全溃败。我们做历史的思维方法和做经济学的非常不一样，经济学总觉得做历史的人缺理论、缺归纳、缺宏观的理论解释，尤其是制度经济学，一上来就是明确自己的野心是什么，想在制度经济学往前推一步，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要解决一切，政治从古到今，从秦始皇、到英国、到北朝鲜，我觉得这个理论框架建立起来，肯定有很强的阐述力和解释性。但是人类有史以来，这种理论本身是不是有？就是什么都被解释了。我觉得任何理论都是有限度的，在历史学家中，给我启发特别大的理论就是90年代初的盛洪、汪丁丁、周其仁介绍的制度经济学，最开始我从《读书》上看到的，也不能成为所有现象的解释。
第二个，你讲黄仁宇是缺项分析，用现代规范分析过去。但是我觉得您的研究中经常也是缺项分析，这个不具体讲了，比如你的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现代框架、现代范式、典范来解释历史现象。你用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经济学也是现代典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研究历史主要研究近代，也研究过土耳其的变化，包括90年代研究巴列维为什么失败，我觉得跟历史和偶然事件统一在一起，当然偶然事件也可以说是统治能力不行。但是所有都可以归结到一句话就是统治能力。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抱负，我们往往翻译成野心，但是野心是有负面色彩的，我愿意翻译成抱负。我觉得一种从秦始皇、到英国、到法国、到美国，一直到北朝鲜、到台湾转型的理论，每个都有具体的原因。当然，作为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缺乏理论，缺乏框架，甚至不敢进行大胆归纳，怎么更好的结合，也是对我的启发。我还是很佩服你想建立一个你自己称之为一般的理论，能解释人类有史以来几乎所有政权崩溃的逻辑。
我也觉得文化起很重要作用，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制度经济学非政治制度的理论应用到这里，我想问的是秦始皇的家族式的转到限任专权这种制度，有没有文化的转换？如果没有文化没转换，怎么能实现？你反复谈到文化，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文化的转换了？
（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