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于2007年爆发了由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并由此导致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且至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衰退。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29-33年大危机以后美国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探讨以及后危机时代的美国金融改革必将对未来美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探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以及后危机时代的美国金融体系改革。
美国29-33年大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在危机发生后，当时的美联储不仅不救市（如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对危机银行再贷款等），反而提高率、紧缩银根，导致美国的银行大面积破产倒闭，金融体系崩溃，从而加深和延长了经济危机的长度和破坏度。为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戈尔法（Glass-Steagall Act，正式名称为《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金融机构或者选择从事存贷业务，或者选择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即承销各类证劵），但是不能兼营，商业银行不得使用存款人的存款用于购买股票及其他证券。此外，美国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格拉斯－斯蒂戈尔法保证了美国约60年的金融稳定。然而，随着经历过大危机时代恐怖的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大危机的惨痛教训。再加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流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逐渐主导了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从而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1999年克林顿政府甚至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戈尔法（Roubini，2011）。从此，美国的金融噩梦开始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投资基金、私募、保险公司等混业经营，导致很多大而不倒的超级市场式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等）；大批投资银行为降低成本，从货币市场拆借短期信贷去进行长期投资；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放松，银行为逃避对准备金率的监管而把很多业务变成了表外业务，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企；风险高的金融工具创新不断，证券化产品的链条过长，最后没人知道证券化产品里究竟有什么、风险有多大、暗箱交易；金融行业高管天价薪酬和奖金，挣了钱是自己的，亏了是存款人的，典型的代理人（principal-agent）问题。最终酿成了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幸运的是，这次大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救市水平大幅度提高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r）是专门研究29-33年美国大危机的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前伯南克曾发表演讲称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可以用直升机散钱给银行，因而有Helicopter Ben之称；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原来是高盛总裁，对金融机构运营管理、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如数家珍；金融危机处理专家盖特纳（Tim Geithner）在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末期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危机爆发时担任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财政部部长。这三位金融专家在金融危机期间精诚合作，伯南克和保尔森更是经常到国会作证、并要求国会批准政府救市所需的巨款。在得到国会和总统批准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不仅用纳税人的钱给商业银行再贷款、降低利息，而且给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贷款和购买它们的各种有价证券，甚至给美国通用等大企业贷款，与日本、欧洲各国的银行互换货币（等于给海外的银行金融机构美元信贷），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对银行客户的所有存款都提供担保（以前只是5万美元之下的担保）。给大型金融机构贷款还不能让外界知道，因为一旦市场知道哪家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大笔借贷，说明该金融机构面临困难、从而遭到挤兑。此外，美联储和财政部还要求华尔街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增发股票筹资而提高资本金。在得到了中央银行贷款和融资、以及提高资本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Stress Test）”，即在经第三方审查后公布这些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压力测试结果表明，在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帮助下，美国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得到了根本性好转，从而震慑了针对这些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挤兑行为，稳定了美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Geithner，2014）。
可以说，在美联储的救市行动中，伯南克等人把中央银行的功能扩展到了极限，或者说完全改写了中央银行的定义和职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成功救市使美国避免了29-33年大危机式的金融体系崩溃和深度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07-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华尔街银行和金融公司不负责任疯狂追求短期利润而导致的危机，金融危机还引发了经济危机，美国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然而，令美国人民气愤的是：拿了纳税人的钱而存活下来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却用这些钱给其高管发巨额奖金。美国金融界的狂赌和政府的救市导致美国政界、学界、大众对美联储史无前例的救市行动的质疑，有“审查美联储（Audit The Fed）”的广泛呼声，也加剧了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商、学三届精英的极大不信任，因而有了美国总统竞选中桑德斯（Bernie Sanders）、特朗普（Donald Trump）民粹主义竞选人的出现。桑德斯在总统竞选中发誓要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经营，绝不允许投资银行拿着商业银行里面的大众存款去进行金融投机，后来桑德斯深度参与了旨在改革美国金融体系的Dodd-Frank法案的制定。
早在07-08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金融体系改革。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国会、学术界、公众等先后提出金融体系改革方案，2009年奥巴马政府也发誓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从而避免类似的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最后，由美国参议院议员Chris Dodd和众议院议员Barney Frank等综合美国各派意见而形成的Dodd-Frank法案（全称“Dodd-Frank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于2010年1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经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另外，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由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巴塞尔协议会议制定了更为强化的协议，美国也会执行这些协议。
美国投资银行为降低成本从商业银行和货币市场短期借款来进行长期投资，即借短贷长，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为此，后来纳入Dodd-Frank法案的一个主要改革措施是沃尔克规则（Volker Rule），沃尔克规则是由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Volker）提出的改革措施、并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沃尔克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及其衍生品、商品期货和期权的交易，但可以从事美国政府债券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沃尔克规则就是格拉斯－斯蒂戈尔法的翻版。
针对证券化链条过长、其构成成分不清楚、金融风险无法估计、暗中交易的情况，改革要求所有证券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需要标准化和透明化、在中央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
针对杠杆率过高、银行金融风险失控情况，美国政府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严格按巴塞尔协议III的标准制定准备金率，并对不同类的金融资产执行不同的准备金率，即金融资产风险越大、准备金率越高。
针对危机期间很多巨型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具有较大的影响、而迫使政府为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不得不花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他们，巴塞尔协议III建议对这些金融机构施加更高的准备金率、更严的风险管理标准。这样做的预期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是充足的准备金能使这些金融机构在危机时有足够的现金应付挤兑和其它金融风险；二是提高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迫使它们出售不必要的附属机构而小型化。
针对华尔街非银行投资机构（包括AIG等巨型保险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巨大影响和潜在破坏力，改革措施授权美联储对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还要求这些机构提高准备金率。改革措施还要求对美国银行的监管措施也适用于在美国运营的外国银行。
针对银行倒闭造成的困境，改革措施要求：在取得总统、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同意后，美国财政部授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安全地处理倒闭的银行、避免由此给客户造成的困难。具体做法是：让破产的银行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下运行一段时间，保证存款保险范围内的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也会拒绝一些合同（如AIG的奖金合同），强迫存款保险范围外的存款人承担一定程度的损失，破产机构的总裁将被解雇，为获得残存资产股东需要坚持到最后，为保障破产机构的运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从财政部借款，但是需要大金融机构承担损失，待一切善后处理好后，再关闭破产银行；为方便政府接手处理破产后的金融机构，较大的金融机构在健康运营的时候都必须制定其可能破产的资产处理办法（即遗嘱“living wills”）（Bernanker，2015）。
07-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金融体系改革主要是围绕如何加强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其它金融企业的监管进行的，对政府监管机构的格局调整不大。原因是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下，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参众两院批准。为通过金融改革方案，政府需要与可能阻止方案通过的每位众议员和参议员去协商（一旦某位议员表示不会阻挠方案，那么该议员会履行承诺，因为每位议员在表决时如何投票、投谁的票都会按法律记录在案并公布到网站上）。因而奥巴马第一任期时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断慨叹在美国进行改革极为困难，哪怕是做有利于美国的改革也一样困难。
参考文献：
Bernanke，Ben S.（2015）.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Inc.
Geithner，Timothy（2014）.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Crown Press.
Roubini，Nouriel and Stephen Mihm（2011）.Crisis Economics—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New York，Penguin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