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逆袭获胜。初选开始时共和党群星璀璨“全盛”时期争取提名者多达１７人，但这些州长、议员、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却一个个败在了最不被政治精英和观察家看好、毫无从政经验的“华盛顿政治圈外人”手下。特朗普横空出世，独辟蹊径，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他无视竞选的清规戒律，嬉笑怒骂，口出狂言，毫无忌惮，让政治精英们看得目瞪口呆。他越冲撞美国的政治底线，人气越发高涨；共和党大佬们越是唱衰和打压，他风头越劲，他的支持者也越是坚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本文要剖析的不是特朗普个人的特立独行，而是他崛起背后的政治逻辑，故而称作“现象”。
一、普遍的愤怒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2016年２、３月间《华盛顿邮报》的几名记者花了３５天时间，跟随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等候选人走遍各地，采访他们的竞选活动，然后在《华盛顿邮报》上连续发表了四部分长篇的报道，报道的主题是“美国的愤怒之年”。报道称，选民们对华尔街愤怒，对穆斯林愤怒，对贸易协定愤怒，对华盛顿愤怒，对奥巴马总统愤怒，对共和党内阻拦特朗普出线愤怒，对政治正确性愤怒，对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愤怒，对警察开枪愤怒，对非法移民愤怒，对失去的生活方式愤怒，对工作不如意愤怒，对一切都愤怒，莫名的愤怒，甚至对愤怒愤怒。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３月２４日撰文说，当前美国人的主导情绪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焦虑，假如不说是完全的愤怒的话。美国民众对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的普遍不满、焦虑甚至愤怒导致民粹主义盛行，而民粹主义恰恰是特朗普现象产生的肥沃土壤。但美国的这种社会心态是怎么形成的？这种焦虑和愤怒从何而来呢？
本世纪初，美国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巅峰。冷战结束后，美国尽享冷战胜利的红利，在国内，经济持续繁荣，ＩＴ产业独领风骚，到克林顿任期结束，预算实现了多年未有的扭亏为盈；在世界上，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些观察家把它称作“美国的单极时刻”。“９·１１”恐怖主义的攻击把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调动起来美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连民主党参议员拜登也说我们没有民主党、共和党，我们都是美国人。是什么破坏了美国的团结？伊拉克战争。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国会辩论是否对伊拉克开战是“９·１１”后美国两党和社会分裂的开始。参议院表决时有２０多位民主党参议员，包括奥巴马，投票反对。国会有不同意见本属正常，但伊拉克战争持续成为美国政党和社会的辩论话题，而且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它给美国社会造成的裂口越来越大。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的后果是严重的。美国为这两场战争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包括６０００多名美国年轻人的性命，结果却完全不是美国决策者所设想的那样：政治上美国向世界显示了它的傲慢、误判、无能；安全上，战争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美国人对恐怖袭击依然担忧，在选举年还一再发生恐怖袭击，尤其是６月奥兰多同性恋酒吧的枪击事件、９月１７日在新泽西州、纽约和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的三起袭击事件，确实牵动了美国人的敏感神经，给民粹主义增添了险恶的元素。七成美国人认为，与１５年前相比，现在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能力并没有因为美国长期的反恐行动（包括全球反恐战争）而削弱。有四成美国人甚至认为恐怖分子的能力有了提升。 特朗普正是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来煽动对穆斯林的仇视，反对现行的移民政策。他指控最近的袭击是由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反恐和移民政策所导致的，这样的后果“是无可避免的”。
在经济上，由于两场战争的高额花费由于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美国逐渐变成债台高筑的国家，２０１２年联邦政府的债务高达１５万亿多美元，高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联邦政府日常开销将近一半是借贷来的。“９·１１”之后，布什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在四五年内连续削减联邦利率，通过刺激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在２００６年之前的５年里，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泡沫越吹越大，次级抵押贷款（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要求不高的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但这毕竟是暂时现象。及至银行加息，大批次贷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只好以房抵贷，被银行赎回的房子居然占到了分期付款房子的１／５。银行收回房屋，由于房地产价格猛跌，收回的房子卖不到高价，造成大面积亏损；而华尔街又推波助澜，大搞金融衍生品，制造虚假繁荣，结果引发了次贷危机。美国对这场危机普遍估计不足，从２００６年春季逐渐显现后，许多经济学家原来以为熬两年就过去了。不曾想危机愈演愈烈，到２００８年９月演变成了金融危机。这场３０年代大衰退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加剧了美国社会中的两种趋向：它沉重地打击了中产阶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不均。
中产阶级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退休者养老金大幅度缩水，老年生活受到威胁。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到现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实际增长，以购买力平价法来算，现在的小时平均工资与１９８０年的工资不相上下，成了几代美国人生活的特征。由于实际收入没有增加，保险、医疗费用等开支却增加了，因此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而在两次危机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下层中产阶级，白人中未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有的把房子退给银行，只好跟父母亲戚合住一处；有的失去了原先收入较高的工作，现在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更有人干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为代表的美国梦对普通民众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他们面临的是对保持现有地位的担忧，以及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
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产阶级严重缩水，少部分人爬升到了富裕阶层，更多人跌落到了贫困阶层，或者在贫困线上下挣扎，贫困人口大量增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底发布的一项研究，不管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家庭收入来看，中产阶级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大多数。截至２０１５年初，美国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人口总共为１．２１３亿，超过了中产阶级的１．２０８亿，为４０年来首次出现的现象；２０１５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仅为５０％，远低于１９７１年的６１％。美国人口普查局２０１１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贫困人口连续４年持续增长，２００８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３９８０万，占人口总数的１３．２％，上升到２００９年占人口的１４．３％，２０１０年超过了１５％，增加到４６２０万人，创造了５２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高纪录，如今每７个人中就有一个属于贫困人口。
近年来美国经济还是在增长，社会财富也在增长，但分配严重不均，财富大量向富裕阶层转移。中产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１９７０年的６２％大幅度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３％。很多白人觉得自己没有父辈那么成功，他们对于前途、对于他们子女的前途更是充满了忧虑。经济复苏没有使他们产生获得感，反之，被剥夺感却越来越强烈。特朗普替这些白人的沮丧情绪找到了发泄对象：要么是拉美裔移民，要么是与外国签订贸易协定的那些“愚蠢的”政治精英。
这种社会的严重不公平现象导致２０１１年美国多地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段时间内“运动”不仅在纽约、华盛顿等东部大城市搞得风生水起，而且延烧到全国许多地方。“运动”剑指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９９％抨击１％的运动。２００９年美国最富有的１％家庭的收入占美国所有家庭的２１．２％ １０％ 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的４７．１％ 余下９０家庭的收入只占全部家庭收入的５２．９％。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说，现在的美国是“为１％ 所有由１％所治，为１％ 所享”的国家。“运动”过去了，但问题没有解决，社会的不满和愤怒积郁在那里，特朗普现象可以说是这种愤怒的再次大爆发。特朗普的支持群体主要是白人蓝领，也就是这十几年来受到伤害最严重的那一部分人。
对美国国际地位的不满也越来越普遍。美国的“单极时刻”是那么短暂，那么脆弱，而发展中国家却在群体崛起，尤其是中国。２０１０年中国的ＧＤＰ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而且国际机构纷纷预测何时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这对美国是难以容忍的。美国人的信条是：美国必须天下第一，不能当老二，甚至不能当并列第一。奥巴马在２０１０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已经坚决表示：“我不接受美国世界第二的地位”。他在２０１１年的《国情咨文》中再次明白表露了这种焦虑：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设施在中国，世界上运算最快的电子计算机在中国，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车，建造新的机场，而我们的工程师给我们的基础设施打的分是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足见他的焦虑感之深。
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卷入了由它自己挑起的冲突和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利比亚、叙利亚，美国介入的冲突没完没了，危机的数量甚至还在增加。它们没有使美国更加安全，没有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没有使美国成为更受国际社会尊敬的国家，甚至丢了美国的脸面，如在班加西。欧洲也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独狼式的袭击时有发生。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势力愈益羽翼丰满，俄罗斯则趁机卷土重来，拓展影响力，至少在叙利亚可以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些都不是美国选民希望看到的。特朗普发表的一些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言论就源于美国海外干涉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部分选民是有吸引力的。但这不是一项政策，而是运用大众心理学积攒人气。
在一个被不满情绪笼罩的社会中，民粹主义总是很容易得势的。特朗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嗅到了这种美国政治气氛，他的排外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言论正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他把民众的不满以夸张、甚至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使普遍的愤怒得到宣泄 选民认为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得到拥护是不足为怪的。这种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１９世纪后半期美国西海岸的驱逐华工运动和相关的立法就是例证。有的美国观察家认为，此次大选是民粹主义对全球主义之战，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这次竞选中民主党方面的桑德斯同样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他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大加挞伐，号召“美国政治革命”、提高最低工资、给富人增税、要求大学教育免费、全民医保、反对金钱政治等等，受到年轻选民的追捧。桑德斯是从左的一端出发的民粹主义，而特朗普则是从右的一端出发的。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失势的当前，从拉美到欧洲，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往右转的潮流（包括英国脱欧公投），保守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现象是这种民粹主义的产物，他的崛起又反过来推动欧美政治趋向保守。
二、美国社会分裂导致极化政治
美国的社会分裂体现在方方面面：民主、共和两党的对立，精英与草根的分裂，族群的矛盾，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一）美国两党的分裂
前面已经说到，伊拉克战争导致两党的分裂。在奥巴马任期内，这种分裂继续发展，以致奥巴马在２０１６年的《国情咨文》中对此感到遗憾。两党的分歧最主要表现在３个问题上：第一，奥巴马提出的医保改革，这是他第一任期的施政重点。共和党全力以赴地进行狙击，从共和党当政的各州的群起反对，到华盛顿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把美国国旗倒过来挂），到国会里刺刀见红的辩论。奥巴马把他的政治资本全压上了。法案在作了一些妥协后获得通过但共和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第二，对华尔街进行金融监管的法案。这是对金融危机的亡羊补牢，没有这个立法奥巴马是无法向民众交代的。共和党同样竭尽全力加以反对虽然国会最终通过的版本与最初民主党提出的版本已经作了大的修改，引起了自由派的不满，但这仍然是３０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第三，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也同样是奥巴马的理念。在他的第一任期，众议院勉强通过了法案，参议院却没有付诸表决。共和党称：我们不是反对使用清洁能源但一切要由市场来决定。如果这样，绿色能源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可再生能源比矿石能源贵得多。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绕开国会采取了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他的能源政策，从２０１５年初到８月底，奥巴马政府平均每四天半就会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举措。８月奥巴马宣布的清洁电力计划限制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成为迄今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它计划要求到２０３０年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３２％，但该行政命令遭到主要煤炭产地西弗吉尼亚州、主要石油产地得克萨斯州和一些大企业的反对，它们认为排放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由该两州为首的２７个州和一些大企业启动了司法程序。２０１６年２月９日，最高法院裁决该行政命令暂缓实施。两党恶斗确实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众对此深恶痛绝，盖洛普公司２０１６年４月的一个民调显示，本届国会的支持率仅为１７％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是否对基本事实看法大体一致，抑或认为两党完全信赖不同的基本事实，有超过８０％ 的受访者选择了后者。特朗普在选举中对这些问题都有表态：他声称要取消《平价医疗法》（胜选后他改口了，称要修改这个法），要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不会向联合国缴纳美国按照《巴黎协定》应该缴纳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款项。
（二）美国精英与草根的分裂
在特朗普现象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精英和草根的分裂。特朗普不但是“华盛顿政治圈外人”，甚至毫无从政经验，可以说是政坛门外汉。他高举“反建制”的大旗，把美国政坛奉为金科玉律的各种规则和底线踩在脚下，向华盛顿的建制派发起挑战。其所以赢得支持，还是由于选民对现状的失望。一直以来民众在政治精英的圈子里挑来拣去，选择领导人。他们出身名门，世袭精英，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更是“王朝政治”家庭的延续，即使不是望族，至少也有名校背景，如奥巴马；他们一个个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对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烂熟于心，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统计显示，如今７０％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这一数字在８年前是５９％。他们与民众缺乏心灵的沟通，他们的主张难以在民众中引起共鸣。美国经济的复苏的统计数据没有让民众产生获得感，恰恰相反，民众的感觉是每况愈下，以致特朗普说这些数据是政府编造出来的。民众对现实的普遍不满很自然地转变为对这些政治精英的不满和不信任他们求变心态强烈。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他不循规蹈矩，他用三流的语言水平说话，跟一个普通蓝领说的话没有区别，他说的是民众愿意听的，或者民众想说没有说出来的，那些政治精英不会说的，也难以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正如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主席说的：“我们不能再让这些神殿里的哈佛、伯克利毕业生来接管我们的党派”。特朗普不是来自这个神殿，他对那些精英的掌掴让他的听众异常兴奋、痛快！特朗普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内外政策，他的种种说法不是讲道理而是宣泄感情，是各种“即兴发挥”的混合物。他赞美保护主义，炮轰华尔街，维护劳工利益，攻击拉美裔劳动者和穆斯林移民。其中有许多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地方。但这些恰恰迎合了他的听众的口味，道出了他们心中的愤懑，他们喜欢特朗普简单、直率、强势、甚至苛刻的风格，喜欢特朗普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办法。既然精英们管不好这个国家那就让特朗普来试试吧，兴许他成！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这个口号对草根阶层是有感召力的。有的美国学者把这场大选称作是“反建制派”对“建制派”的一次“起义（ｒｅｖｏｌｔ）”。
（三）美国族群的分裂
不能不承认，美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的实验品。它通过一套政治安排超越了民族、种族间的界线，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地区，到了美国就成了美国人但主体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Ｗｈｉｔｅ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ＷＡＳＰ）。现在，美国人的身份或认同基础正在发生变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推算，目前超过半数的幼儿属于少数族裔；到２０４４年白人将不再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族裔；到２０５０年拉美裔人口将占总人口的３０％，非洲裔将占１５％，亚裔占９．２％。美国将真正面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十几年前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移民国家是美国的一大长处，它向美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也使美国避免了许多国家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但种族问题也历来是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在２００８年大选中，奥巴马的本堂师甫发表谴责美国、谴责白人的布道录像被公开后引起轩然大波。３月１８日，奥巴马选择在美国宪法诞生地费城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演讲，他承认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复杂，指出，黑人的愤怒是过去种族隔离政策的产品，直到现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还是贫富悬殊，因此，“愤怒是真实的，是强有力的”；同时表示，他之所以参加竞选，就是希望努力实现美国开国元勋的理想，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演说高屋建瓴，既有思想深度，又能打动人心，为他赢得了许多支持。但要缩小这个差距又谈何容易，少数族裔难以跨越社会壁垒。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６５％的黑人感到在这个国家比白人更难生存多数拉美裔也认同白人比有色人种有更大的优势。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贫富差距由危机前的４倍扩大到６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长期失业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白人中产家庭的数量则分别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的２０倍及１８倍。就在大选年，警察暴力执法、枪杀黑人的事件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堪萨斯州接连发生的警察遇袭被杀的事件都加剧了这种族群的裂痕。在奥巴马执政８年之后，美国社会依然是黑白分明。
随着少数族群数量的增加，民主党越来越倾向于对少数族群（主要是非洲裔、拉美裔，近年也更重视亚裔，以及穆斯林）的依赖，这又引起了白人群体（主要是蓝领）的不满，认为“政府在帮助少数族裔方面做得太多了”。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康涅狄格州）发布的民调，特朗普拥趸中８５％的人持这种看法，认为美国失去了它的身份。白人优越感的丧失刺激了民粹主义。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一些人不依不饶地质疑他的总统资格，要他出具出生证。特朗普攻击墨西哥移民是“毒品走私犯”和“强奸犯”，要在美墨边境筑起１０００英里的高墙，他要全部遣返非法移民；至于穆斯林，他更不客气，要完全禁止他们入境。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特朗普的崛起是对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成为总统的一次反弹。
（四）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各自内部的分裂
此次选举打破了传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和支持群体的区别，两个党内的“反建制派”与“建制派”的斗争都非常激烈。共和党本来主要是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派的勉强的同盟。前者出钱，后者出选票。但此次，白人蓝领成了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现在特朗普宣布的政策中有的是为了讨好商业精英，更多是为了讨好草根。他为富人减税的政策是符合商业精英利益的。但减税显然不利于蓝领工人，因为它会导致减少社会福利，削弱社会服务，削减工会组织的权利。特朗普又声称反对自由贸易，要把流失到国外的就业岗位拿回来（虽然他没有说如何拿回来），这显然是为了讨好蓝领，但这与商业精英的利益又是相矛盾的，因为商业精英恰恰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持者和获益者。可见，商业精英和白人蓝领的诉求完全不同，但他们却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此次大选中共和党内建制派与基层选民陷入严重脱离和疏远的的尴尬境地。惟其如此，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在唇枪舌剑地争斗，但实际上斗得最狠的是共和党内部。特朗普远离共和党的传统路线，有人甚至称他是“背叛者”。建制派的代表人物，一批又一批的共和党大佬或者发表联合声明，或者发表个别谈话，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等纷纷与特朗普划清界限，有人敦促特朗普弃选不是偶然的。有的（如布什家族、前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倒戈”相向，公开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美国现代选举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某党大规模选民不支持本党候选人的先例。对共和党建制派的不满并非始自特朗普，茶党的崛起就开始撼动建制派的传统价值，当然与特朗普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不仅如此，常有这种情况：特朗普刚讲完，就会有共和党人出来“纠偏”。特朗普说，美国不能承担保卫日本的责任，就有共和党理论家撰文说，“我们不会背对着日本”。９月，麦凯恩特地到共和党的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强调共和党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承诺，动员共和党人起来保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引用一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话说，如果美国不批准这个协定“美国在亚洲就完结了”。其实，正如杰布·布什所言，共和党的分裂岂止两派。除了纷纷“倒普”的共和党大佬，共和党还杀出一位独立候选人，那就是共和党代表大会政策事务主任艾文·麦克马林。８月８日他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而且还在某些州获得相当的支持。民调显示，在共和党的传统阵地犹他州，麦克马林获得２２％选民的支持，略低于两党的正式候选人。
民主党内的分裂就是前面提到的桑德斯现象。伯尼·桑德斯的主张和希拉里·克林顿的主张相差甚远，前者是“反建制派”，后者则是典型的“建制派”。桑德斯着意渲染“１％ＶＳ９９”和“华尔街ＶＳ普通民众”，实际上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某种延续。他主张进行“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激励年轻选民的大量言论，迫使希拉里·克林顿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主张，如反对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州立大学免除学费等，迫使民主党集体左转，成为历史上“最自由的民主党”，此次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竞选纲领是历来民主党纲领中最激进的。希拉里·克林顿希望以此把支持桑德斯的那部分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吸引过来。民主党传统以弱势群体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劳工阶层是从罗斯福上个世纪的“新政”以来的依靠对象，产联 劳联历来是民主党的票仓。从８０年代开始，劳工阶层出于对民主党社会政策（如枪支政策、堕胎政策、宗教政策）的不满，开始投共和党的票。９０年代克林顿从他们那里赢回了足够的选票得以当选。但随着少数族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增大，民主党转向了示好少数族裔以致疏远了白人蓝领，逐渐丧失了这个从上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一直是民主党支持群体的庞大阶层。现在白人蓝领成了特朗普的主要支持群体。这是民主党的最大损失，是希拉里·克林顿败选的主要原因。民主党组成的妇女、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同性恋者的联盟被特朗普的以白人蓝领为主体的联盟击败了。
由于以上种种史上罕见的美国分裂现象，有的美国观察家嘲讽地把美国称作“美利坚分裂国”。 有的美国学者说，在共和党的温和派与民主党的温和派之间的共识远比同一个党内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共识要多。如果一个社会比较和谐，那么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但温和派的主张容易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如果社会是分裂的，那么极端的主张就会大行其道，主流的认识就难以形成。这话不无道理。患有“反奥巴马强迫症”的共和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为特朗普崛起提供了温床。希拉里·克林顿败选后感慨道：美国社会的分裂超过我们的预料。
三、去全球化现象的普遍性
在过去一代人中，美国工人阶层的收入下降了，尤其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蓝领的收入下降了。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重新合理配置 是产业结构的再调整。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往来空前密切。资本的属性是追求利润，在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高低悬殊的情况下，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因其质优价廉而把美国的夕阳产业挤垮，使之淘汰，美国的部分产业外包，流水线，甚至整个工厂搬迁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在美国就会自然产生丢失工作的工人。有的工人可能后来又找到了工作，但收入不如原先丰厚。如在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原来每小时的工资是４０美元，还有很好的福利；后来到超市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２０美元，还没有什么福利。虽然他没有失业 但收入减少了一半。这还是比较幸运的，还有不幸运的，干脆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要让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龄在四五十岁的工人去重新学习主要依赖电子计算机的比较复杂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确实既有赢者，又有输者。如果政府或社会很好注意到这个问题，给“输者”以适当的补偿、培训，使“输者”尽量少输，甚至不输，那么这部分人的怨气和不满就会减少。但历届美国政府在通过培训促使再就业方面都做得很不够。统计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９年，美国制造业损失了５００万个就业岗位，损失幅度达２９％。同期，美国国内的工厂数量减少超过４２０００家。蓝领失业情况比白领更显严重：在受过高等教育者中失业率是４．５％ ，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失业率达１０．８％。应该说，大多数人还是为更大程度的全球化作了准备的，有人知道即使自己是“输家”，但是国家提供的福利能够充分保护他们。然而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以来，国家保护这些弱者的能力大大受损，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些政策的捍卫者（在欧洲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在选举中被新的民粹主义政党逼得走投无路。从美国到欧洲，去全球化潮流汹涌而来。整个欧洲大陆，右派反对党都在得势。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居然过关，如果民族主义者玛丽娜·勒庞在明年法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法国很可能步英国的后尘，如果法国这个欧洲一体化的主要驱动者之一脱欧 那对于欧盟就是真正的危机。反对自由贸易，反对移民，反对由全球化引起的主权让渡，要把让渡的主权拿回来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特朗普的口号是“我们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他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抨击美国标志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要对从中国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要把外包出去的就业机会拿回来，反对移民等等表示 都是逆全球化而动的举措。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直到现在，美国每年吸引数十万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不但使美国社会没有老龄化问题，而且大大提振了美国的教育水平、创新能力，可以说，美国的繁荣得益于移民。当然，如同一切问题一样，移民问题也有另一方面尤其是美国与墨西哥的漫长边界。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问题。奥巴马曾经试图改革移民政策，通过一定的程序把非法移民转化为合法移民，并且得到了参议院两党８位议员（所谓“八人帮”）的支持，但终因国会中共和党人的反对而作罢。特朗普鼓吹本土主义，反对移民：他们不但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 而且制造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犯罪、吸毒等等。他为这个困扰美国数十年的问题开出了简单的药方：把１１００万非法移民遣送回去，在美墨边境筑起高墙，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他在解释德国和法国出现的社会问题时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任凭别人进入他们的领土”。
四、结语
特朗普逆袭成功，但是他面临的任务却比他的许多前任更艰巨、更复杂。首先，他成功利用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和分裂赢得了选举，但民粹主义和分裂恰恰是他治国理政的敌人，没有一项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是可以在民粹和分裂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的。特朗普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胜选感言中他强调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所有美国人是“一个民族”（ｏｎｅｐｅｏｐｌｅ）。但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选给美国社会留下了累累伤痕，特朗普如何来治疗这些创伤？其次，美国人一直都自以为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者，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描绘成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制度，许多总统都有着强烈的向国外输出美式民主的冲动。可是这场大选却展示了美式民主的丑陋、粗俗和自私，创造了“美国政治的新低谷”，丢尽了美国民主的脸面。连国务卿克里也无奈地说，这次大选使美国在国外显得很尴尬。大选确实损伤了美国的软实力，如何重建美国的国际形象是特朗普面临的一大问题。再次，特朗普在选举中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内政外交政策，他的许多表述都是临场发挥，是一种情绪、感觉的表达和发泄。及至胜选，他要认真考虑自己的政策。他在竞选中的许多说法明显是不能实现的。美国大选中候选人都会做出种种许诺，及至当政，这些许诺有的能实现，有的不能实现，这一点大概美国选民和国外观察家都习惯了，但此次特朗普在竞选中在许多问题上走了极端，他不能实现的竞选言词大概比他的许多前任都要多得多。他在选举中把选民的胃口吊起来了，往后怎么办呢？福山指出，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与党派极化倾向、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否决政治”，即要制止政府做什么比鼓励政府做什么容易得多。治国理政可不比一天跑五个州的竞选轻松，美国候任总统任重道远。
注释：略
注：本文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与周边合作机制创新智库团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