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乌托邦的悖论
对现实和理想我们可以作如下区分：现实是不完美的和非理想的，而理想是完美的和非现实的。我们因此具有了相对于现实世界、作为理想国度的乌托邦的基本意义。但对于一个地方或国度而言，反乌托邦或恶乌托邦是什么？它显然是乌托邦的对立面，但它也可以是构思和概念上构建乌托邦的条件和动机，以及实现乌托邦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家园是一个荒芜凋敝的坏地方，我们难道不希冀一个好地方或将坏地方变成一个好地方吗？一旦我们实现了太平盛世，我们将充分享有这个美好环境。
然而，乌托邦并不总是一个已经实现或可以实现的理想。即使它实现了，它可能变成一个我们并非真正渴望和希冀的地方，因为我们也许会被自己所欺骗，也许对新兴因素感到失望。因此，实现乌托邦是矛盾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地方，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样的理想；即便我们终将理想实现，也许因为环境的因素它不可避免地会变得不是我们当初的理想。
一个范例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想要一个确保安全的地方，但是一个安全的理想秩序往往是一个一切都受到严格控制和密切监督的地方。一旦你拥有绝对的安全，你将从不受控制和监督的原初状态下，失去舒适的自由。理想的秩序因为你对自由的渴望而成为反乌托邦。如果你想去一个绝对自由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可能又会回到一个“一切都可以”的国家，一个你不会称之为理想的国家。人们总是希望将乌托邦定义为一切都是完美的和理想的地方，但通过对乌托邦悖论的反思，我们终于认识到，乌托邦是不可能通达和实现的。你可以称绝对自由的国家为天堂，但你会发现，人们不可能使这个世界成为在一切方面都如人所愿的天堂。
因此，对于乌托邦的概念，我们有两种形式的悖论：第一，乌托邦是与我们对理想的需要相关的相对价值，它在另一层面上可能是反乌托邦；第二，乌托邦国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完美无缺的理想国家，但这种国家必定不会存在，因为如果它的确存在，它就不能是完美的。结合上述两者，我们可以将乌托邦的悖论阐述为如下命题：乌托邦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它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它将不可能存在；如果它确实存在，它将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只能是相对有意义或实际上是反乌托邦。
那么，乌托邦的意义和吸引力是什么？正如上述一例所示，为了获得安全，我们可能不得不压制我们的自由去创造安全的地方，然而这个安全的地方可能变成奴役压迫和严酷统治之地。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方消除一种形式的坏与恶，但我们也会在同样的地方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坏与恶，我们甚至还将这种坏与恶理想化为完美的善。这意味着理想之地仍然是一种坏，只是它的坏体现在不同的方面罢了；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完美和完善的好地方的乌托邦不可能存在。
即便如此，乌托邦仍然是我们可以梦想和渴望的东西，因为现实生活是不理想和不完美的，而乌托邦赋予了现实生活以追求的意义和目的。我们还必须看到，与现有的反乌托邦相对的乌托邦，能够通过消除现有的反乌托邦而转化为另一个反乌托邦。一个吊诡的事实是，乌托邦必须作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景被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一旦乌托邦被实现了，它将不再是乌托邦，并可能转变成一个新的反乌托邦。这也意味着反乌托邦可能引发对乌托邦的希冀与渴望，并因此产生出为乌托邦而奋斗的条件。另一个要点是，由于失去对乌托邦的信心与信念，可能会导致反乌托邦，从而使乌托邦失去了价值并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
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我们有一个乌托邦的目标，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实现它。有一个关于理想形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值得一提：正如我们从柏拉图那里得知，本体论真理在于否认运动变化和保存不变的形式。但柏拉图同样将国家治理的理想之真理政治化：这里我们有一个理想国家的形式和一个理想统治者的形式。如何实现乌托邦目标的问题，变成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在治理一个理想的国家时，这些理想的正义和完美的智慧如何才能被实现的问题。柏拉图讲述了通过哲人王的治理方式，它代表着体现在一个完美的人或他的行动中的完美的理性。这是我们如何拥有乌托邦——一个美丽或者善的理念的起源。
在强调中国哲学并没有明确的“乌托邦”观念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在诸如“大同世界”“内圣外王之道”这样的术语中，类似的观念也已经形成。在庄子的《逍遥游》中，“无何有之乡”的概念只是一个没有具体政治表达的想象空间，这的确是理想主义文学的话题。根据理想形式的形而上学，乌托邦的根本问题是，当它被应用到理想之地去生活时，我们如何将乌托邦落实在现实之中。答案是，只有人类才有乌托邦的观念；如果这个乌托邦是可实现的，只有人类才能实现其乌托邦。
在这里，我们必须做一些关于人性和人类心灵的心理假设。作为一个人，如果不是仅仅为了我们梦想的东西，我们需要追求生活的未来目标。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要么我们追求理想时过于现实，要么我们对未来可以获得的东西过于乐观。此外，我们是否能够获得我们梦想的东西，这经常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依赖于我们可能无法控制的环境。因此，一个对未来有预期目的的人可能会经历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如果一个人对于他的梦想或对乌托邦的希望完全幻灭，就当前生存状态来说，他可能成为反乌托邦的一部分。
就人们对一个乌托邦国家的信念如何做出的反应而论，有如下几种可能性：1.他相信乌托邦永远不能实现，因此乌托邦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2.他虽然使得这种乌托邦得以实现 ，但发现它不那么理想，他感到幻灭、困惑和愤怒。3.他可能继续努力使乌托邦成为现实，但这些努力可能最终仍然毫无进展，乌托邦理想将再次失去它的吸引力。4.他虽然已经使乌托邦成为现实，但是实际上已经不能再维持它了，并经历了因现实带来的逆转。5.他可以让自己在一个理想的迷梦中沉睡，但现实可能将他从这个迷梦中唤醒，使得他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乌托邦可能导致我们处于一种精神的反乌托邦状态，如果这种反乌托邦不是社会或经济的反乌托邦。
乌托邦既可以鼓舞我们的精神，但有时也可能削弱我们的精神，这就是乌托邦的悖论所在。它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提升我们的精神，但却不能真正地满足我们，因为只有当乌托邦被实现时，我们才能最终得以满足。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唤起了我们努力奋斗以将其实现的渴望和行动；但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乌托邦意义上的理想，我们必将感到失望和幻灭。乌托邦吊诡的地方在于，如果经过反思，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并且也没有现实的方法去实现理想，那么，我们如何允许乌托邦理想激励着我们对理想的希冀与渴望。
三、在黑格尔的现实和理想之间
在我看来，黑格尔恰恰犯了如下错误：即他将实在与理性存在者相互比照。他意图通过设定或断言实在就是现实的，理性存在者是理想的，来消解乌托邦的悖论。然而，他也可能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异将产生一个巨大的鸿沟，这在理论上会使人们对乌托邦的着迷的情感崩塌。但他希望通过断言他的否定和扬弃的辩证法，即将实在肯定为理性存在者，并将理性存在者肯定为实在，来形成一个形而上学的飞跃。
问题是，两者之间谁是主要的规定？如果我们使实在成为主要规定，我们发现所有是实在的东西必须都被认为是合理的，说A是合理的指的就是，A应该被接受和遵循为实在的或被相信是实在的。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接受、相信或遵循作为实在的或被证明是实在的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使理性存在者成为主要规定，我们必将对现实失去信心，因为它不同于我们所谓的理性。
“理性”这个观念越严格，我们越可能对我们的现实不满意。要么我们必须摧毁我们的现实，以符合理性；要么做可能是激进的事情，以追求理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对现实造成破坏，我们将不信任理性存在者。然后，我们可能陷入精神错乱或漠不关心的状态，失去了实在与理性存在者的意义。因此，也存在一个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乌托邦之悖论。如果我们用理性存在者来代替任何价值术语，如善的、美丽的、有福的、真实的，等等，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乌托邦的悖论在陷入长期的混沌状态之前（在此状态中，诸种价值的对立会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该悖论本身会对吾辈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本文中，通过指出中国哲学中《易经》的变易哲学，以便我们可以追求我们的价值目标，但需要调整我们的目标和我们朝向目标的态度和行动，从而最终提出一个解决这个悖论的途径。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目标是灵活的，而不是根据我们的现实和我们为了达成理想的努力而不能够改变的。同样，我们必须根据我们所设想的理想目标改进我们的方法。此外，我们还必须将这看作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是一个相互生成和相互决定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作“本体论一生成学的诠释学循环的方法”，这已被用来定义我们的理想，并制定我们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所牵涉的哲学原则是基于我们“与时俱进”的力量与 “生生不息”的原则。
四、乌托邦：六个具有代表性哲学家的分析
在这里，我将重点分析几个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的众所周知的乌托邦思想，并展示乌托邦的悖论如何使它们失效。我将谈到柏拉图和他的超越的乌托邦，以及他的现代评论者卡尔·波普尔。然后，我将谈论作为辩证乌托邦主义哲学家的黑格尔。接着，我将重点关注作为强大的乌托邦发言人的马克思，因其提出的理想的、无阶级差别的社会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乌托邦主义。
在黑格尔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乌托邦主义如何在19世纪中期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实在的辩证法应用于德国政治改革。获得的教训是，我们不能等同两者，也不能将两者分离为无关的。我们应该寻求两者之间的创造性和动态平衡。马克思的政治行动的实用主义与黑格尔有所不同，但他坚持一个完美的社会（如果有的话）的描述是随后缓和对现实的必要调整的一个因素。在此之后，我将考虑中国哲学作为对西方乌托邦主义的出路而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西方乌托邦悖论的三种基本类型或模式，以及中国思想提供的走出悖论的三种模式。
1. 柏拉图：理念的超越
苏格拉底对于政治正义和依照法律与道德的人们可接受的其他行为进行了本质的追问。柏拉图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理想国的理念。他想建立一个理想形式（理念），人们必须依照这种模式去追求和努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一个哲学王，既有非凡的智慧也有敏锐的洞察力来建构一个国家，更有能力治理一个已经按照理想被建构的国家。根据希腊的古典教育理想，柏拉图设计了一个哲学家的教育方案，最终将对最高的善的终极洞察作为治理城邦、使事情有序的所有行动的来源。这无疑取决于他的辩证法，一个未来的哲学家通过包括学习数学在内的训练，将他的灵魂从一个感官世界提升到一个抽象理念世界。
柏拉图的这种乌托邦思想面临许多问题和责难。首先，我们要问如何证明一个哲学家是否已经达到了他知道至善的顶点。其次，他怎么知道通过他的抽象思维实现人民之间具体的正义。我们需要保证如何从现实世界上升到理念世界，以及如何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现实世界。然后，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使理想国家成为现实。柏拉图并不提倡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国家的革命。很明显，可能要有一个贤明的国王能够通过权谋来规避改革与重组，因此提倡改革的想法实际上已经循环地预设了理想国家的存在。然而，为了有一个更自由的社会，我们必须一方面成为人，另一方面成为理性的人，以便拥有的变革力量。
建设乌托邦国家比维持它相对来说更容易。卡尔·波普尔因此批评柏拉图创造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允许新的元素，也不允许人们转变角色。波普尔的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因为理想国仍然锁定在理想的形式之中，它不允许任何角色发挥作用。
2.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前进
虽然柏拉图对于理想的城邦沉浸于一个理想状态的辩证上升的优势，黑格尔试图应用他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将真实的人类历史变成一个绝对精神的世界。虽然柏拉图涉及理念的超越力量，但黑格尔开始使存在的逻辑起点在本质上作为历史运动的源泉，这种历史运动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这意味着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历史有其自己的目的，并根据绝对理性的法则前进。这也意味着逻各斯、绝对精神或上帝将有权力将现实转化为理念，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理念。
有了这个设置，人们会想知道我们如何确定我们乐意看到的从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乌托邦想法，我怎么知道它是否属于绝对精神的计划？没有人会知道，直到理性在他的扬弃运动中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所寻求的实现。1841年至1843年期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普鲁士，德国改革运动成为缺乏在右翼黑格尔主义（现实主义）和左翼黑格尔主义（理想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和决定的程序的很好的例子。因此，左与右之争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必须是超越的，也就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
3. 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世界
19世纪中期，黑格尔的理念论发展到了极致。但是由于回到现实的需求，即超越现实的和合理的辩证法，逐渐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
1841年，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首次批判了黑格尔神学。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明确提出要用行动“现实地改造世界而不仅仅只是理解世界”。借此，马克思、恩格斯回应了在当时尚且属于纯粹理论范畴的乌托邦。乌托邦设想本身的空洞性已经先行地决定了它很难成为真正具有现实历史意义的实践。然而问题在于，社会现实正在急切地呼唤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理念。那么，除了关于乌托邦不切实际的设想，是否存在其他可以真正推动现实变革的力量呢？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它不仅向马克思主义者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样式，而且为实际的革命行动提出了现实的指导纲领。然而，问题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真的能够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吗？历史告诉我们，乌托邦自身所暗含的矛盾性必然会导致乌托邦的相对化甚至是覆灭，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人类思想进行更深一层地挖掘。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分享着相同的立场。二者均认为，推动变革的力量之源应该在历史的视域中而非如柏拉图所示在理念之中被加以考察，而现实的社会历史无疑既是现代的、又是理性的。
4.《易经》：现实与理想在道之中的动态统一
依据上文的论述，人之为人的本性乃乌托邦赖以依附的首要前提，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人性的维度中，寻求化解乌托邦自身矛盾的路径。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用理想代替真实，或者用理想将真实消解掉。理想与真实同等重要，在价值生成的运动中维系着彼此间的动态平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乌托邦的力量来自现实的基础，就像真实的吸引力必须来自它的核心理想。这意味着它们都属于一个创造性的源泉，我们可以称之为太极，以阴和阳的形式产生真实和理想。正是在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实可以变得更加理想，同样的理想可以变得更加现实。正是鉴于这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共同的善才可以实现，有意义和持久的机构才得以建立。
正是由于人们具有能够理解自然及其转化与动态的平衡的视野，我们到达了这样的一种平衡，使真实和理想同样充满意义、影响深远并富有价值。这意味着驱动现实的力量同样是驱动理想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来自外部，正如它也来自内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柏拉图的形式、黑格尔的上帝甚至马克思的历史自身。进步或改善的力量必须在自然或客观之中寻找，人类或主体是自然或客观的一部分。因而，真正的创造力必须来自自然和人之间的真正融洽与和谐，而我们必须通过积极的努力去认识他们。
5. 老子：作为关系和复归本源的道
在公元前1200年周代初年，“易”的范式和愿景通过卦辞的符号系统清晰地被表达出来，道教和儒家思想都属于这样一个智慧传统。这个系统在公元前6 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孔子及其弟子两代人的易传十篇评注中被哲学化。同时在公元前6世纪，老子和孔子都不得不处理如何以可持续和令人满意的方式发展和维持个人生活和国家文化的繁荣与和谐的问题。
对于老子，正如他在《道德经》中指出的，最为关键是不要使理想超越道的自然过程，应该以自然的方式实现自然的事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现实来实现理想，使得理想不至于说是从外部强加给我的。我们确实需要仰望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但要达到此目的的前提是，首先保存你的起源，并回归到你原来的根和它的自然环境上去。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反思理想是服务于什么目的的方式来批评理想。这表明，我们不应该使我们的生活过度人造化和技术化。在治理中，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是希望使我们的生活和组织成为精确的工具，还是希望让它以自然和协调的方式达到其目标。在所有与人类生存和人类生活有关的事情中，紧要的是认识到与整体、过程、终极的激励和起源相关连的重要性，进而认识到，道和德、现实和理想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和矛盾。
6. 孔子：整合与和谐
儒家相比于道家更多地致力于在整合与再整合、和谐与融洽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寻求改善和完善个人和集体生活。我们的本性和感觉是基于对天的创造力的理解、提供世间万物秩序的终极现实的理解。只要符合这样的本性和感觉，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如何提出一个摆脱乌托邦的悖论的办法。人们应该寻求达到一个理想，但这个理想必须被视为与人的本性的起源和实际根源没有根本的不同。至于在理想被认为是从原始生根的自然和连接的出现，人们应该继续寻求整体和根源的统一。除了每个作为宇宙起源的人共享的开放整体之外，没有其他中介。
当孔子开始思考我们如何恢复“礼”制时，这种“礼”制给予建立在天道自然秩序的人伦秩序以秩序和权威。他也在理智和心灵中寻求一个基础。孔子提出了仁是恢复礼的基础，而且仁不是难以达到的，也不局限于不同水平的人的有限关系之中。作为仁慈的综合及和谐的“仁”的观念，适用于在深刻的、有无穷创造力的现实感的基础上建立理想。这表明《易经》对孔子的影响是多么得深远。
在孔子被邀请在本国担任公职时，在他作为老师和士大夫工作的日子里，他接受和吸取了《易经》中深刻的思想。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天和人的统一，而且是人自身内部和外部的统一。它最终导向于知识和行动的统一，统治者和人民的统一。此外，这里也有渐进主义的意义：我们可能很容易地发现一个历史真相，但要继续行动则需要考虑起源、教化过程和宇宙基础。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寻求一种在“道”和“仁”不被放弃的同时，使现实变得更加完美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达到乌托邦，因为乌托邦已经植根于我自己或我的天性之中。因此，孔子设想一个大同世界，每一种类型的人都会在这里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对每一个人来说世界是和平与和谐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生活和进一步发展，人们不断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培育更美好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并没有完结，理想植根于时间并且在时间中与现实一同生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所说的至善，被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内在美德、努力去爱他人、为人类的繁荣兴旺而努力等方式来实现。
也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我们看到，我们不应忽视我们的本性中的理想元素，因为理想的元素只不过是潜在力量的更新以及创造和再创造。正是在这种方式下，乌托邦的悖论不再是一个悖论，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不仅没有扩大的差距，理想还被看作是我们自然本性上与永恒创造性的天的全面性的“道”有关的必要的驱动力，是《易经》哲学中构想的创造性变易的终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理想的渴望和向美德典范的高层次追求，已经是实际存在的理想的保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即使我们最终没有达到理想目的，也不是非常要紧。因为这种驱动的力量将在未来继续和更新自己。我们发现这种持续的革新和再创造力也在《易经》“既济”和“未济”的最后两个卦中，它们的并置表明了理想和现实、过程和终点、真理和实践的永恒的统一。
五、结 论
在当今世界上，我们发现了许多反乌托邦的迹象，例如：金融资本主义的统治、社会的普遍不公正、群众的愚昧、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费、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甚至是世界人口的过度增长、恐怖主义的扩散、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泛滥、发展中国家工作条件的恶化、更广泛的政府监督和控制、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萎缩、互联网和信息的市场化、将自我全身心投入到机器之中、失去公共道德和自由选择（包括尊重隐私，社会和政治操纵），欺骗和相互猜疑的盛行、社会和个人的冷漠与麻木、人类的悲观和被动、技术的过度使用、沟通障碍、没有获取许多基本信息的免费且简单的途径、在后民主世界没有直接途径与他人接触、高科技和时间商业化的独裁、新社团主义中看不见的腐败。
换言之，在生活、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宗教、个人、道德、自然和科学技术的所有领域内，都有许多反乌托邦迹象。我们还能看到乌托邦改进的迹象和改善的努力吗？我努力地去发现他们，并且我自己也受到许多动人故事和仁慈、正义和追寻善的事件的鼓舞。但是我所有的感情都被反乌托邦所占据，而非乌托邦。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把这个时代和世界称为后乌托邦时代和后乌托邦世界。不！我希望仍然区分理想与现实，以使我能够在中国哲学的启发下，使理想与现实和解，在这一和解的基础上取得进步和提高。乌托邦的悖论仍然在我们身边，而悖论的出路也一直向我们开放着。让我们将反乌托邦视作一个警告，将乌托邦作为一种激励。也许我们可以回应《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说：“战争是战争，和平是和平，真理是真理，谎言是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