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主义的理念自提出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欧亚主义源起于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在当时俄罗斯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欧亚主义以一种介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面貌出现，对俄罗斯这一横跨欧亚大陆国家的角色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俄罗斯既非欧洲国家，也非亚洲国家，而是处于欧亚之间，是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冷战期间，苏联倡导的欧亚主义遭到了美国和西欧倡导的大西洋主义的对抗。20世纪50年代，美苏核力量相对平衡，这为双方分别在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指导下的势力范围争夺增添了军事色彩。最终，苏联解体滞缓了欧亚主义的发展，因为俄罗斯尚无实力使欧亚主义的理念重焕生机，欧亚主义也难以再对后苏联时代的周边国家产生吸引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主义在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法性方面并未遭遇过多的质疑和挑战，如今的欧洲仍处于大西洋主义的框架安排之下。
尽管历史上苏联倡导的欧亚主义失去了其合法性和吸引力，但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囊括欧亚在内的发展主义模式在国际舞台上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正尝试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话语体系，这种模式不仅仅关注程式化的互动，更强调全方位和多元化的联系。在所有以发展为导向的倡议中，“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欧亚之间的陆海连通，迄今已初见成效。作为一个突出包容性发展的综合型倡议，“一带一路”力图打造一个涵盖从交通、通信到金融、教育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体系。20世纪俄罗斯倡导的欧亚主义，正是由于忽视了经济因素，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家经济实力作支撑，导致这一理念难以在实践中推进，并最终在与美国倡导的大西洋主义抗衡中日渐式微。因此，强调欧亚基础设施建设和陆海连通等经济要素正是“一带一路”与20世纪苏联欧亚主义的最大区别。
本文考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对中国的发展导向型战略与美国的安全导向型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两种发展模式对欧洲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从发展主义的角度进行框架制度设计，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相互信任的增强和经济的繁荣，有助于安全疑虑的消减和新发展主义范式的形成，这将为欧洲提供一个新的模式选择，并削弱二战后欧洲一直奉行的以安全为导向的大西洋主义。当然，由于大西洋联盟仍有坚实的物质和观念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多边互动的深入，中国的欧亚主义战略也会遇到多种困难和挑战。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连通型倡议。作为当今世界最综合全面的发展倡议，它表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愿景，即在全球治理中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促进共同繁荣，加强互联互通，增进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互动。为此，从2014年开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了密集的外交互动，尝试探索可能的合作领域并寻求利益交汇点。同时，“一带一路”又是一个海陆并举的双向倡议，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部分，陆上和海上的连通相辅相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沿海地区延伸至中亚、中东和欧洲，是对历史上陆上交通网络的扩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经由阿拉伯、地中海地区，最终延伸至北欧。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地理范围上的延伸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以及沿线相关国家对这一倡议的回应，因此很难在地图上对其进行精确的标注，但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延伸至欧洲中心地区，并以欧洲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端，欧洲是这一倡议的重点地区。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趋向，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在“新常态”下的重大转变。“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中国在其经济实力和外交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见解和设想。这一点从中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建立中美共同领导全球事务的G2集团可以体现。在“新常态”下，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以多极化和多边机制为基础，而聚焦于欧亚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新常态”的重要构成要素。
1.1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一体化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必将促进地区连通，打造陆上经济合作走廊和海上合作平台，有助于各个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扩大利益汇合点，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一是加强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寻求和探索新的发展与合作的契机；二是为中国的铁路、核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寻找新的机遇，促进中国对欧亚乃至更远地区市场的出口。因此，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第10届亚欧会议上强调，亚欧大陆迫切需要互联互通，加快构建亚欧统一市场，中国愿与地区国家一道构建亚欧大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深化区域合作，促进各国发展。
为推进这一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倡议，中国已做好了长期的准备。据估计，中国的全球投资在未来十年内将会达到2万亿美元，这一数额远远超出了美国对其西方伙伴国的投资计划。与这一投资潜力相匹配的是，中国也计划借助丝绸之路的整合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减少全球贸易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依赖，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也迅速增加。
除了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并着手建立一系列的支持机制外，中国也积极寻求建立与俄罗斯的合作，并将其与欧亚一体化机制相对接。近年来，针对俄罗斯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可能会削弱其在中亚和东欧影响力的疑虑和担忧，中国积极推动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消除双方由此产生的不信任。在2015年的亚洲博鳌论坛上，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Medvedev）表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愿与“一带一路”进行对接合作。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俄元首会晤上，中俄双方在莫斯科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开辟共同经济空间”，“推进由中俄共同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等方面达成一致共识。中俄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战略对接为中国推进其欧亚一体化战略消除了障碍，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将优先稳固和发展对欧经济关系。为了推进这一倡议的实施，中国将中俄关系作为欧亚外交的支点。因此，中国充分认识到俄罗斯的重要战略意义，并通过将俄罗斯融入“一带一路”的方式，打消俄罗斯的疑虑。截至目前，双方已采取多项措施进行战略对接，加快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签订俄罗斯远东地区协同发展协议，进行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与中国铁路的连接，建立欧亚运输新通道，加速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加强与传统上属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中亚和欧洲地区的制度协调，最终深化和拓展能源领域的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在所有的路线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是建设重点。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十分关注与西欧市场的融合；第二，由于中俄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欧洲经济组织等地区机制的建立，才使中亚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优势突显。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从中国东部省份江苏省出发，途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最终抵达荷兰的鹿特丹，全长超过11万公里。这一经济走廊由多条国际化铁路交通干线构成，包括从重庆市到德国杜伊斯堡、从武汉到捷克的梅尔尼克和帕尔杜比采、从成都到波兰的罗兹、从郑州到德国汉堡等多条货运铁路。随着中欧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这些铁路也得到了高频地使用。例如，2013年开通的“蓉欧快铁”从成都青白江发车，经过14天运行到达波兰罗兹市，全程9826公里。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该列车已经运行180趟。近期，从江西南昌到荷兰鹿特丹的赣欧国际货运铁路也已经通车。截至2015年11月，已有20条中欧国际铁路陆续开通。
1.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欧亚一体化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是利用沿海港口，途经南海、印度洋连通中国与欧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在这一倡议的推动下，新的港口和航线将会促进货物、技术和人口的流动，创造新的发展机会。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港口网络布局连通亚洲与欧洲，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社会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联系，促进区域和城市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只有通过相关各方积极参与，才能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亚欧海上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的组成部分之一。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希腊的主要进出口通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欧洲、非洲和亚洲海运航线的交汇点，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建设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是亚欧海上航线建设的重要一环。除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中国还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了多个海上连通项目，如比利时、荷兰、马耳他、波兰以及欧亚海上走廊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
和埃及。值得注意的是，海上航线的发展，促进了从港口到内陆的铁路和公路建设，因此也为陆上的连通提供了动力。
1.3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一带一路”是一个建立在多边机制框架下的综合倡议，该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反映了中国建立一个全球市场机制的长远战略目标。随着计划的推进，现有合作机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新的机制将会不断建立。为此，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丝路基金）两个重要的区域融资合作机制。亚投行成立于2014年10月，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和致力于促进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国际金融组织。丝绸之路基金的基础资本金共400亿美元，该基金主要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提供投资和金融支持。这两个机制和“一带一路”相互支撑、相互呼应，并将得到能源发展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一系列机制的支持。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亚投行已经开展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和国际社会对它的热情。亚投行的决策机制和股权分配设计既保证了投票权的平均分配又保证了项目执行的快速和高效，如中国是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但其规则设计将使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决策。尽管中国将亚投行定位为对现有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机制的补充，但有分析家认为，美国早期对亚投行的消极态度和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声明，被欧洲一些国家理解为美国对中国规范性权力上升的担忧。
欧洲国家对加入亚投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亚投行的57个创始成员国中，有18个来自欧洲地区。欧洲成为除亚洲之外加入亚投行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地区。这一现象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欧洲国家对广泛的多边合作机制的企盼，这与欧洲在“二战”后独特的历史经历有关。中国的多边主义模式与美国“二战”后在亚太地区的双边主义（轮轴-辐条模式）形成对比，亚投行代表了亚洲政治经济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将这一模式通过一个包容、发展的框架扩展至欧亚地区的尝试。亚投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经积极展开对话，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这一点也被解读为中欧之间加强制度性协调的信号，而这必将削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大西洋联盟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安全协调为目标的机制，其经济方面的制度安排被认为是安全领域的延伸。冷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继续存在，并在大西洋联盟中发挥支柱作用，这表明欧洲国家所设想的“没有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欧洲”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尽管目前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持续进行，人们仍会关注美欧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的程度和前景，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这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机制安排仅仅是第二位的，是对军事领域合作的完善和加强。
1989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新大西洋主义的兴起。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虽然没有对传统的大西洋联盟关系带来根本性的冲击，但还是引起了一定的调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亚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战略都发生了变化，大西洋联盟不得不为这一组织的继续存在寻找依据，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联盟进行重新定位。在政治方面，冷战结束后的北约更加关注联盟的稳定和前华约国家加入的问题；在军事方面，北约在组织结构和战略上都需要彻底的转变。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北约对其合作领域进行了调整，并使用一些新的概念和术语，如用“风险”和“不稳定”来代替“威胁”。如今，经过重构的北约致力于应对成员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这些挑战也使欧洲国家在大西洋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与大西洋主义不同的是，在冷战时期，虽然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在内涵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主要是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成分，而非增进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向。包容性的缺乏导致俄罗斯倡导的欧亚主义无力与大西洋主义抗衡。俄罗斯欧亚主义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只关注领土和文化因素，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到苏联解体时，这一理念已经既没有任何物质性的权力支持，也没有观念上的吸引力，不能为成员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与俄罗斯传统的欧亚主义有所不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是建立在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倡导的欧亚主义摆脱了之前民族主义和地区排外主义等因素，并融入欧亚一体化的内涵，这足以使未来的欧亚政治能够与以安全为导向的大西洋主义相抗衡。
尽管面临着大西洋联盟的地缘政治压力，近几十年来，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实力仍得以迅速扩展。这种扩展既可以被视为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自然延伸，也可以被视为对地区地缘政治因素变化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发展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机遇。欧亚地区为中国实施其经济和政治战略提供了不受美国牵制的空间。尽管中国在关注欧亚地区的同时并不会忽视其东部沿海地区，但在欧亚地区的扩展不仅可以巩固中国在全球无可取代的经济地位，并且能够在大西洋地区对美国构成压力。
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使中国能够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政治上，中国已经着手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层次合作，这使中国能够推动建立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全球性机制，并吸引世界的关注和参与；在经济上，由于逐渐积累起来的专家资源和物流能力，中国不仅拥有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技术实力，并且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为这些耗资巨大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简单地说，中国之所以推行这一涵盖区域范围广泛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是因为其有充足的物质实力支撑这一战略的实施。这一点可以与美国倡导但并未成型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形成对比。美国于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连通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与中亚的前苏联国家，以此达到连通中亚与东南亚的目标，并建立自由贸易区。然而，这一计划的地缘战略构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缺乏包容性，相关主体缺乏支持和推进这一计划的政治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
以欧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将为中国带来一系列潜在的收益。首先，这一战略有助于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的压力。由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全面调整主要是针对中国、牵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展，因此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显然，正如在亚太地区一样，西欧也同样处于美国战后的安全安排之下，早已建成机制安排的西欧地区绝不会允许中国轻易进入。事实上，与亚太地区相比，中国在西欧地区可能更难取得战略突破。但是，广大中亚地区处于通往东欧和西欧的走廊地带，并未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其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重返欧亚的起点地区。在这一地区，中国更容易将其计划向西推进，并应对美国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地缘政治压力，使美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保持其对欧洲的控制。因此，就像目前南中国海地区的情况一样，欧亚战略不仅会使美国卷入亚太地区，并且会增加中美两国在相关地区的直接交涉。
第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欧亚战略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一次实践。在过去40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从僵化、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连带主义转向注重实用、包容的发展主义。随着这一政策的转变，中国外交更提倡不干涉、共同发展等包容性理念。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上升，但其外交政策的重心已经转向发展与合作，其推动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展现了中国关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全新理念。
中国的经济实力为其发展导向型的战略提供了支撑。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例如，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只有70个。但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超美国的76个。此外，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质量和稳定性，也给世界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崛起国的形象。因此，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证明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物流体系建设方面的能力。中国通过建设高速铁路网络加强连通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外交工具被使用。经济和技术的领先对中国欧亚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以发展为导向的欧亚战略凸显了美国“安全化”的大西洋主义和中国“经济化”的欧亚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观念上。大西洋主义注重安全，以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倡导的欧亚主义注重发展，以发展保障共同安全。这种结构性的差异，除了带来贸易路线和发展倡议等物质性的区别外，还会导致相关国家对于全球治理最佳模式认知的逐渐改变。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热情可以看作是欧亚地区这一理念转变的信号，而西欧国家无疑是这种理念转变的主体。
许多国家积极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非军事化的特征。中、美主导的两种模式的差异为欧洲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减少之前美欧安全承诺对欧洲的牵制。也就是说，中国发展主义模式和美国安全主义模式的差异，使得欧洲在与中国接近时，可以避免使美国认为自身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此外，中国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民间性”和这一倡议对现有机制的补充作用，对这一点也有助益。美国曾明确拒绝其同盟伙伴加入亚投行，现在也仍会对欧洲转向中国倡导的机制安排表示忧虑，并且认为如果中国这样固执的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机制，一定会对现有机制造成冲击。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中国一直强调其倡议的包容性，美国的担忧并没有引起欧洲国家的太大重视。
既然中美两种模式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那么与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相比，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是一个与之共生的模式还是一个潜在的“替代性选择”呢?共生是指中国模式以发展为导向，美国模式以安全为导向，由于关注焦点的不同，两种模式在观念上可以共存。替代性特征是指，由于结构性差异的存在，美国在欧洲主导的模式最终将不得不被中国模式所取代。最终结果究竟是共存还是取代，我们还不得而知。只有中国通过促进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欧洲决策者和民众的观念，持续深入地推动欧亚一体化进程，将欧洲以安全为导向的思维模式转变为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最终形成制度化的“欧亚反单边主义”时，才能明确两种模式是相伴而生还是相互取代。
其实，欧洲对模式选择的转变已经初露端倪。中国在中亚和欧洲发起的建设项目受到了广泛欢迎，表明中国倡导的发展主义模式得到了认可。中国模式既为欧洲带来了新的选择，也为欧洲带来了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展现“放大效应”的机会，在欧洲经济持续衰退时，中国的丝绸之路倡议可以有助于欧盟增强政治和经济实力，为其提供应对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中国主导的发展政策仍是欧洲的理性选择，这也赋予中国主导的新欧亚秩序一种内生的力量。
最后，中国与欧亚之间更好的连通，更多的投资和贸易也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力。“一带一路”倡议和实施有助于中国调动和转移其过剩的产能，促进商品和货物更快捷、更低成本的运输，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经济关系。此外，中国作为欧亚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便利了直接使用人民币和贸易国进行货币结算，削弱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总之，更加快捷和便利的连通将有助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转型，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主导的欧亚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并不会立即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正如冷战结束后北约仍然继续扩张所表明的一样，美国会继续拓展其政治影响力，以确使欧洲相信它们需要美国持续的安全保护，这也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安全框架在欧洲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彻底改变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冷战思维，在美俄关系破冰，短暂修好之后，地缘战略互信缺失又重新占据俄罗斯与大西洋关系的中心。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叙利亚危机也表明，欧洲在安全方面仍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与此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主要以经济发展和相互合作为主要内容，建立的相关机制都服务于两大目标：联通与发展。面对欧洲的地缘政治纷争，中国主张制裁性措施无法解决安全问题，各地区的综合发展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在中国倡导的欧亚安全框架下，与其说是安全化的经济，不如说是安全被经济化了。因此，欧洲的安全仍然由美国主导，并且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提供取代美国的选择。
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的推进，中国必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这些挑战中除了与“一带一路”自身相关的风险之外，因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导致的挑战也会更加突出。
首先，挑战将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及其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多边的机制设计很难协调各国国家利益和优先目标的差异，因此，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构建积极的互动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例如，由于俄罗斯与欧盟就乌克兰局势产生了冲突，俄罗斯可能会建议欧洲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暂缓中国至欧洲的高铁项目建设。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内部问题，如腐败和管理低效等，也会对合作项目的成功和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更重要的挑战将来自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中国的遏制。一些学者担忧美国试图如“重返亚太”一样，也要实施“重返亚欧”战略，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牵制。但笔者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难以实施类似于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政策。第一，重返亚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已经建成的安全机制，这些机制涵盖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如今，美国试图在欧亚地区实施类似的再平衡战略，为中国设置障碍。但美国在中亚和东欧地区很难找到愿意接受其大量军事存在的盟友。这些地区的国家并不接受美国在欧亚地区实行类似“重返亚太”这样扩张性的政策。特别是，当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其对地区的影响时，这些国家会对美国的行为更加反感。第二，遏制中国向欧亚地区扩展的战略需要地面军队的部署，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国际公海水域和空间上，美国可以在国际“共有物”（rescommunis）规则的掩护下任意调动其军事资源，而不需要其他主权国家的同意，但如果想要在欧亚地区进行军事部署，美国就必须分别协调区域内的每个国家。美国关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军事基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被视为一种“再平衡”，这意味着美国并不会全面增加军事开支，而是对其在全球的军事力量分布进行重新部署，调整中东和欧洲的军事力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但是，要想在欧洲地区遏制中国，就需要额外的军事开支，这是美国当前的财物状况所不能允许的。
因此，超出现有北约框架的直接的军事遏制，并不能有效阻止中国在欧亚地区的扩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那么美国还能采取哪些其他策略呢?笔者认为，美国可能会在中国外交最擅长的经济领域着手。除了反对其欧洲伙伴国加入中国主导的经济机制之外，美国也寻求加强自身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如美国将加快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以试图与中国倡导的欧亚一体化战略进行竞争。正如奥巴马总统向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时所阐明的，美国要牢牢把握住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这表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一个缺乏足够经济支撑的军事联盟是十分脆弱的。美国在欧洲积极推进TTIP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其战略调整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奥巴马在推进TTIP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在欧洲积极推进TTIP的进程频频受阻。2016年，在德、法、美大选之际，欧洲民众反TTIP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柏林、汉堡、布鲁塞尔等多个欧洲城市爆发大规模反对TTIP的抗议活动。相比之下，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简称RCEP）谈判稳步推进，前景向好。因此，美国试图通过TTIP在经贸领域对中国进行牵制的计划，实施起来将困难重重。
此外，美国也积极调整其中亚、南亚战略，试图利用印度和中亚五国牵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各国引起广泛回应和积极参与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快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担忧。2016年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Kerry）罕见遍访中亚五国并确立了中亚五国+美国机制，即所谓的“C5+1”机制，深化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在南亚地区，印度一直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模糊、避而不应。美国以此为契机，积极与印度接触，并力促阿富汗与印度结盟。2016年8月，美印双方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确立彼此间的“后勤盟友”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南线地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压力，从而掣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另外，美国可能也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利用社会和政治问题来阻碍中国的连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特别是那些处在欧亚东北走廊的国家将会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点对象。俄罗斯将成为一个潜在的目标，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危机中受到的制裁将对国家的经济和战略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与欧洲关系的恶化将促使俄罗斯深化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危机破坏了俄欧关系，也使俄罗斯丧失了作为联结欧亚枢纽的地缘优势。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会继续在东欧和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对抗，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努力可能会被忽视和干扰。
四、结语
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更多的支持并取得更显著的成果，新欧亚主义有别于传统欧亚主义的独特性将会更加突显。在经济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欧亚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内的连通和经济的繁荣，并且由于中国一直倡导不侵犯、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经济的繁荣反之也会促进各国之间政治友好关系的建立。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倡导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方兴未艾，必将削弱美国在欧洲地区围绕大西洋主义建立的机制，为欧洲国家提供除大西洋主义之外的另一替代性选择。
由于欧洲地区依赖于战后安全机制的保障，并且对于这些机制的维持非常关键，因此，欧洲也是整个中国欧亚一体化战略的最核心地区。正如许多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一样，欧洲国家也会继续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报以参与和支持的态度。这样一来，它便可以在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和美国以安全为导向的模式中进行权衡和选择。只要中国能证明其模式是包容性的、发展性的，欧洲国家一定会冲破美国的阻力和压力，融入中国倡导的机制。因此，与其说欧洲是在两种模式中进行选择，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一种平衡，在保持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同时，也谋求建立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合作。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将欧洲政策制定者引向这样的二元战略，这本身就可视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就。
正如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欧洲和海上丝绸之路》报告中所指出的，“只要中国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在未来十年内，中国与欧亚之间将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经济空间”。在广大欧亚政治版图上，中国的经济驱动型战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的连通建设和发展项目建设成效日益显现，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如果“一带一路”与欧洲经济联盟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实现成功对接，欧亚将实现从中国到中亚进而深入东欧、西欧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协调。因此，除关注“一带一路”面临的现有的和潜在的问题与挑战之外，中国须不断改进现有的机制框架，并将其理论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独到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