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一切政治概念一样，“民粹主义”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在本文中，民粹主义指的是在社会中下层中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其特点是对公正缺失、贫富分化的强烈不满，对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思想的叛逆，以及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民粹主义(populism)是舶来语，也可称为“平民主义”，是同“精英主义”(elitism)相对立的。目前民粹主义在全世界流行，是以五个全球发展趋势为基础和背景的。
第一，世界人口发展失衡，跨国、跨区域人口流动加速，城市化瓶颈突出。
世界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但各地区人口增长很不平衡。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人口增长缓慢或停止增长，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越是贫困的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越快。全球每年净增人口的95%都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世界人口发展失衡，两大全球性社会问题开始凸现：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增加了社会福利负担、养老保障和公共卫生支出;二是人口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青年的高失业率，孕育着社会动荡和暴力行为。
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和交通的发达，加速了世界人口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加快，加剧了住房、电力、油气、供水、交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治安、生态环境、垃圾处理等诸方面的治理问题。在发达国家，大城市聚集着大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和新移民，城市骚乱更加频繁。
第二，全球人口加速流动，促发了许多群体的认同危机。中东等地区和国家的部族、教派矛盾日趋严重，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上升。
在欧洲国家，来自北非、土耳其、巴尔干等地的移民中，有相当大数量的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群，难以融入欧洲本地社会，深化了文化、语言、种族、宗教、政治方面的认同危机。原住民对新移民普遍存在排斥、歧视的心理，很容易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蛊惑。尤其是所在国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民的涌入更加剧了原有的社会问题，引发骚乱和恐怖活动。
第三，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和一系列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加重政治极化。
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有关。当代世界的财富大幅增加，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脱贫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最富裕的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差距，从19世纪初的3倍，扩大到21世纪的100倍。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二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缩小。从这一意义上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高新技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应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更高的失业率和阶层分化。
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教育平等、机会均等、收入流动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逐渐加剧。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提到，“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四，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扭转。新兴国家制造业和能源资源产业日趋发达，但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服务业和技术创新。
欧美国家以财政赤字、金融部门衍生化、居民负债、高福利为支撑，造成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新兴大国和资源输出国则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居民消费不足，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制造业、资本、技术、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外贸、制造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但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高端人才资源、商业品牌、金融产品和信誉等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遥遥领先。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新兴国家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拉大，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经济衰退、社会溃败、政治失控将会持续。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使许多国家和群体，都出现了诿过于外(包括外国和外来移民)的情绪。
第五，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个人和群体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力量上升。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加强教派、族群、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又能促成多元社会里更深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裂。
网络是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个人和大大小小的群体通过社交网络聚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发出完全相反的报道，做出迥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国家权力分散下移，社会治理的不可测因素急剧增加。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思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扩散，冲击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界限。
在上述五大趋势的综合作用下，民粹主义思潮的上涨无可避免。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通过呼吁“美国第一”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都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物。民粹主义有其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感召力，也有其政治上的颠覆性和破坏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谓孪生兄弟，相互支持，同时上升。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形成全球化的逆流，强烈冲击着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的政治秩序。在国家层面，面对左右两个方向的民粹主义压力，西方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需要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大幅度改革。这类改革短期内无法取得显著成效，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冷战结束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会发生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甚至可能出现原先政体和强人政治的回潮。
在地区层面，欧盟虽然近期内不致解体，但成员国民粹主义的交替上升与相互影响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在东亚地区，中、日、韩之间战略互信缺失，南海争端突出，东盟领头羊作用不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冗杂重叠，区域一体化止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南亚、中东、非洲等地的区域合作，也处在相对困难的阶段。
在全球层面，人们都普遍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公正缺失、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由于西方国家整体上仍处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并借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公众很自然地将社会不公问题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也很容易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归咎于外来移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此，民族主义的感召力更加强大，西方同非西方的分野依然鲜明。
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横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尽管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不能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正统的伊斯兰主义，都未能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进步和社会公正提供完整的答案。
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尽管受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击，地缘战略和国际规则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可保持基本稳定。各国政府既需要顺应民粹主义的上升，又不能不抵御它的破坏力。2016年世界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和事件，是否预示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基本格局、秩序和规则，是否会发生质变，尚待进一步观察。
